生平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又名解沛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首。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早年就读于奉天(今沈阳)高级中学。毕业后被东北军选送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学习。1930年毕业后回国，加入东北军，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11月下旬当日军炮击制造天津事件时，曾率保安总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后曾任张学良副官。
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部参谋处任二科(侦察科)中校科长。积极对于学忠、张学良进行反蒋、联共抗日的宣传。曾三次被张学良派赴两广密见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密传张学良亲电，使驻兰州的东北军部队及时参加反蒋抗日行动。1937年2月任中共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随东北军东调。
抗日战争初期，随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1939年初任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上校副旅长。同年夏任第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并任中共五十一军工委书记。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出了贡献。1940年6月奉命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一二O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吕梁军区参谋长等职，参加敌后抗日战争，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参加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的一系列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教育处处长并兼中南军政大学教育长，第四十军副军长。1950年10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建立了功勋，荣获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两枚。
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
为缅怀解方将军之丰功伟绩——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解方将军逝世25周年之际，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镇于2009年9月12日举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解方将军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恩祥，东丰县主要领导参加落成揭幕仪式。
尽管解方将军从少年时就离开东丰县小四平镇外出求学，投身革命，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故里。晚年拿出补发工资为家乡建了一座可容纳500余人的大礼堂，用于中小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为更好地纪念解方将军，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激励后人奋发图强，把小四平镇打造成青少年和中小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坚强阵地，小四平镇党委、政府从近几年开始着手建设解方将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四平镇榆树村赵氏家族知道此事后，自愿捐出资金和物质，用于建设解方将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解方将军塑像就是由赵氏家族出资建造的。
落成揭幕仪式后，市委宣传部、东丰县委宣传部全体机关干部共同瞻仰了解方将军塑像，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双料少将”
解方将军于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于解放军亦官至少将，人称“双料少将”。
解方将军长身剑立，阔嘴直鼻，下巴微突，双目如炬。是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镇)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同窗。将军品学兼优，后经张学良保荐东渡日本，进日本成城学校补习日文，学习初步军事学。将军精通英、日语，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张学良称之为“难得奇才”;彭德怀称之为“称职的参谋长”。
1928年，解方将军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须于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适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将军愤而离队。因张学良保举，校方未予追究，解方得以继续入学。1930年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为，被降为第三.解方将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张学良闻之大喜。是晚设宴为将军接风，并委以中枢机要。据云，张学良甚喜解方将军之才，曾为其妹提亲，被将军婉绝。
解方将军有辩才，亦有运筹谋划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军策动地痞流氓暴乱，全城鼎沸。当时是张学铭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解方将军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将军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四人临危受命，保卫省市政府。其时，闸口又告急，将军急至，告诸保安曰：“我先行，你们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击之。“天津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发动事变的日军头目土肥原叹曰：“想不到学生(指解方)打老师这么狠。”
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将军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露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1937年，解方任国民党五十一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继升任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与此同时，担任中共五十一军工委书记。
1941年，解方将军赴延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将军;毛泽东说：“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将军遂改名“解方”。
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诸葛亮”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解方受命担任第13兵团参谋长后，就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德怀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使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经过5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与我进行停战谈判。解方参谋长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的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
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停战谈判因美方发动夏秋攻势而休会。美军在两个多月的攻势行动中被我歼灭15.7万余人。军事威胁失败后，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当美方重弹“海空优势”的老调时，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吗?”在无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弃了其“海空优势补偿”方案。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不幸遇难后，解方将军曾请示彭总：“这件是要不要向主席报告?“彭总沉吟半响后，曰：“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报。”其时，有人提议将毛岸英尸体运回国安葬，彭总不同意，致信周恩来，曰：“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此事杜平将军言之。
彭德怀元帅好训人，解方将军则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评价
解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他长时间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在西安事变中，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在一系列重大战役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作战指挥任务。
抗美援朝期间，他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参加开城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长期从事高级军事院校的领导工作，为加强我军院校建设，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诬陷迫害，但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事业坚信不移。他衷心拥护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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