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手遮天，把持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失败，四大家族也树倒猢狲散，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四大家族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政治命运颇富传奇色彩，特别是陈果夫，他最后的结局是十分凄凉的。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东林镇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国民党内右派。
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陈立夫的仕途一帆风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奉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来扩大为“中统局”。
然而，由于与蒋介石的另一心腹、台湾省主席陈诚不睦，为防止内斗，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决定清除陈立夫这块绊脚石。
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的用意，在跟蒋介石谈话时主动表示：“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
（陈果夫）
不久，陈立夫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台。
弟弟走后，陈果夫的身体每况愈下。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
早在抗战后期，他的肺就已溃烂，只有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再度加剧，背后炎症流脓不止。
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的人，个个都富得流油，掌控着巨额资本，哪儿还敢想象陈果夫连看病吃药的钱都没有。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曾经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也是枉然。
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建华写了封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赵建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与陈氏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蒋只是在政治上想让陈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其日常的生活补助。
1950年9月陈果夫病情加重，咯血不止，用什么药都没有多大作用。10月5日是他58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陈。蒋氏父子的到来，使陈大感意外。
蒋介石关心地说:“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没来看你。你目前身体恢复得怎样，是用西医还是用中医治疗?”陈回答:“医生说，目前先西药，等症状控制住时，再用中药补身体。”
（陈果夫）
蒋介石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蒋介石父子）
为了方便治病，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
台北医疗条件比台中好，看病拿药都很方便。但陈果夫住在这里却很不习惯。
在台中，陈果夫情绪不好，还敢找朋友发发牢骚，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在台北他就不敢了。蒋介石的耳目太多，稍有不慎，马上就会反馈到蒋介石那里去。所以陈果夫感觉很压抑。
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止，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
弥留之际，出于对“党国”的一片忠心，他把自己的真心建议倾注一纸“诤言”中，对国民党与蒋介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规劝。
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离开人世，终年59岁。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台湾政界一片悲哀，国民党中央当天就推定蒋经国等37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去吊唁，并为之亲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四个大字。
给陈果夫送行的场面在台湾是空前的，许多人到场，唯独陈立夫没来。有人猜测，在陈立夫赴美前与蒋有个私下协定：没经蒋许可，不得回台。
后来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民国四十年家兄逝世了，当时接到总裁来电，报告噩耗，言词间暗示不必回国，一切已妥为安排。我亦明白，这时候，党国甫改造，回国不相宜。”
在大洋彼岸的陈立夫，遥望台湾，想到与哥哥几十年并肩奋战，如今只乘他一人孤独在异国他乡，不禁泪流满面，悲伤难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