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曼不仅是陈独秀的生活伴侣，还协助编辑《新青年》杂志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话：“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里的一条随感录。”
胡适提到的这条随感录是陈独秀以笔名“只眼”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窥一斑而知全豹。只看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陈独秀不是一般人。事实确实如此。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样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自小就异于常人。
从小异于常人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自小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所谓三岁看老，祖父对陈独秀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成龙上天，成蛇钻草，沦为打家劫舍的地头蛇，总之不可能成虫、成熊。陈独秀倒也“争气”，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祖父的这个评语。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觉得试题狗屁不通，于是忽发奇想，弄了一堆难字和生僻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试卷，然后乐颠颠地回家了。回到家后，大哥问他要草稿，看完之后，一个多钟头没有说话，陈独秀这才觉得玩笑似乎开得有点大。不想，这篇不通的文章镇住了不通的老师，结果，陈独秀不但中了秀才，还是头名。这下，陈独秀的大哥彻底懵了。
懵懵懂懂开启了感情生活
陈独秀小小年纪就中秀才之首，顿时扬名四野八乡，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最后，陈家长辈选中了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次年(1897年)8月，两人拜堂成亲。陈独秀的感情生活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开始了。
高晓岚是个旧式女人，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大字不识一个。而陈独秀虽说胡闹，但学识渊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还通晓英、法、日三国语言。新婚伊始，陈独秀就命令高晓岚必须认字。偏偏高晓岚性格倔强，死认古训，就是不认字。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新潮、一个守旧，都倔强地不服对方。于是，度完蜜月，两人一辈子的话也就说完了。不过，当时陈独秀还年轻，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对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并不在意。
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数次东渡日本，结识了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党人，见识更长。回国后，他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曾独自一人办了一份报纸，反响出奇的好，全国各地都有订户。有些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上课时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全不把纲常名教、师道尊严放在眼里。
带小姨私奔
1909年，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个标准的文学女青年，性格开朗，而且长相出众，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时就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对这个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见了真人，常常缠着他问这问那，陈独秀也是欣然辅导。
两人年龄相近，情趣相投，时间久了，难免擦出火花。或许是因为包办婚姻，陈独秀就有了一份出轨的理由。而高君曼对于姐姐，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便少了一半自责。总之，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于1910年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双方父母都觉颜面无光，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至于成亲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陈独秀见正式结婚不太可能，索性带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过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感情渐冷 分道扬镳
1915年初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两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历史上俗称“南陈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至于高晓岚，则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1930年，高晓岚去世，生前与陈独秀育有三子二女。
从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树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高君曼始终相伴左右，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充当联络员，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两人度过了来自外界的一个个难关，但最终还是在感情这个难关上卡壳了。
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据陈独秀友人回忆：因陈独秀与高大众结婚后经常外出从事进步政治活动，在家时间很少，再加上夫妻间的感情本不和谐，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最终发展到拳脚相向。他的几个儿子“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而独秀亦公而忘私，父子间极不相得”。事实上，陈独秀对于孩子也缺乏必要的关心，如稍后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上海时，高氏时时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但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说其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是他姨母，又是继母，他们也很驯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而当潘赞化向陈独秀提起此事时，陈独秀还“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无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原文来自国家人文历史的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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