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4 月，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托人带信给黄金荣，劝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但是，黄金荣哪里也没去，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黄金荣 (1868-1953)，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位居流氓三大亨之首，曾任法租界巡捕房华籍总督察长。
关于黄金荣留居上海，不去香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黄金荣舍不得自己的品牌产业——“大世界”。大世界是旧上海最大、最有名望的游乐场，每天接纳游客高达 2 万人次，是黄金荣的重要经济来源。徐珣撰写的《“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末日》一文说，1948 年春夏之交，黄金荣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游乐场租地 10 年合同。合同规定，不得转让，如遇突发事件，产权归属另议。黄金荣寻思：自己离开上海，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只要他留在上海，大世界就是他的产业。1953 年 10 月，黄金荣临死前，将养子黄源涛叫回家中，口授“遗嘱”，最后感叹道：
“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个大世界了。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
晚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前扫大街
几天后，黄金荣突然高烧不止，医治无效，撒手人寰。黄金荣临终还念念不忘大世界，假若他去了香港，恐怕就要死不瞑目了。
“三件套”是黄金荣甘愿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第二种说法。《黄金荣的暮年和杜月笙的最后日子》一文说，黄金荣每日必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要陪他到老死，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掌天下，都是如此。他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有一半功劳。
就抽大烟而言，政府虽明令禁止，但黄金荣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人民政府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荣利用这些租金收入，维持日常开销绰绰有余。比起逃往香港的杜月笙靠带出去的美金坐吃山空，要潇洒许多。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1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间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互通声气，方便走动。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无论如何打麻将笃定凑得齐。比起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只能听孟小冬的京剧清唱，显得略胜一筹。
黄金荣还喜欢泡澡堂，每天乐此不疲。当初杜月笙要拉他一同去香港，黄金荣回答道：“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铜棋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澡堂 ? 能不能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这些都是问题。”一席话说得杜月笙无言以对。
第三种说法，黄金荣认为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上海解放时，黄金荣已是 82 岁的垂暮之年，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去香港，留在上海。邢建榕撰写的《黄金荣写悔过书内幕》一文说，黄金荣心里明白，如果真去香港，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何况，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或寻转机。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黄金荣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他虽然没有像到过抗战大后方的杜月笙那样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月笙那样被“打虎英雄”蒋经国“斩”过。1947 年黄金荣做 80 岁大寿时，蒋介石在百忙之中特地来黄家花园为他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
因此，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朋友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吧……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第四种说法，共产党的宽容政策是黄金荣决心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对如何做好上海帮会人物工作，为我所用，已有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刘少奇语 )，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 周恩来语 )，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有利。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积极执行这一正确政策。潘汉年认为，黄金荣虽然曾经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不少坏事，但是在上海解放时他没有逃走，也没有搞破坏，说明至少对我党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间事务，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
正当黄金荣犹豫不决时，章士钊夫人带来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章士钊夫人的一席话，坚定了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走的信心。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过了一段安逸日子。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的日子难过起来，市民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他接受批斗。控诉信和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做主，除暴安良。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不咎的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在“自白书”中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
在“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氛围中，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黄金荣，要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譬如扫地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点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财宝地大世界门口。于是，“黄金荣扫大街”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
黄金荣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的历史事实表明，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有利于争取中间力量，有利于维持上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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