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5月，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蕴泰、德王唐日荣等在山东菏泽高楼寨设下埋伏，引诱八旗马队追击，斩杀八旗精锐七千余人，满蒙第一悍将僧格林沁阵亡。高楼寨大捷，捻军士气高涨，慈禧为消灭捻军，只好让曾国藩北上督师。但是，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战术无法有效应对以骑兵为主，机动性极强的捻军。曾国藩督师一年多，没啥战绩，慈禧将其撤换，改由李鸿章督师。
李鸿章督师，淮军成为剿灭捻军急先锋。考虑到捻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且鲁王任化邦非常擅长使用骑兵，被誉为“项羽再世，使用骑兵第一人”，李鸿章决定训练淮军骑兵部队，让刘铭传担任总指挥。1867年，淮军联合湘军，与捻军在尹隆河对决，双方精锐云集，战况非常激烈。
1867年2月，刘铭传率一万两千兵马渡过尹隆河，兵分三路追击捻军。渡河后，刘铭传分兵两千留守渡口，防止后路被抄袭，然后三路迎战捻军。刘铭传领中路军，先锋大将署理浙江提督唐殿魁率右路军，刘盛藻率左路军。捻军不甘示弱，也分兵三路迎战刘铭传，赖文光领中路，任化邦领左路，李蕴泰领右路。
刘铭传派骑兵冲击捻军阵地，赖文光指挥捻军用洋枪齐射，抵挡淮军冲击。淮军攻势受阻，刘铭传继续增兵，朝着捻军冲杀而来。此时，提前设伏的捻军从两翼杀出，围攻淮军先头部队，双方展开肉搏战。刘铭传，号称淮军第一悍将，所部战斗力强悍，虽说被围攻，却不乱阵脚，双方相持。
中路军相持，任化邦左路军进展顺利，击败了刘盛藻，然后指挥马队分两路，一路偷袭留守渡口淮军，一路直接冲击刘铭传中路军。任化邦马队冲击力强，淮军被分割包围，彼此不能呼应，处境危险。
任化邦投入战斗，捻军马队冲击力强悍，淮军新组建的骑兵部队抵挡不住，刘铭传陷入被动。主帅刘铭传被围攻，唐殿魁、李锡增、黄桂兰、张士元等悍将急忙赶来增援，纷纷向中路靠拢，与捻军厮杀。淮军聚集在一起，正中捻军下怀，赖文光、任化邦、李蕴泰则将预备队投入战斗，力求全歼淮军刘铭传部。
双方主力投入战斗，打得昏天暗地，淮军逐渐处在下风。捻军马队强悍，且准备充分，刘铭传虽奋力拼杀，但无法突围而出。眼看捻军杀到跟前，刘铭传脱下官服，准备乘乱突围，但时间来不及了。捻军缩小包围圈，浙江提督唐殿魁、副将李锡增被斩杀，淮军乱作一团。
突围无望，刘铭传干脆席而坐，准备束手就擒。薛福成《庸庵笔记》载：“刘铭传与幕僚、营官均将翎顶官服脱掉，坐地待死，残散围坐官兵不过百余人。”
身边亲兵不过百余人，不出意外，刘铭传肯定会被俘虏。关键时刻，湘军第一猛将鲍超率领一万六千“霆军”冲杀而来，先高高升起“霆军”旗帜，然后分三路冲击捻军阵地。湘军关键时刻投入战斗，淮军士气大涨，重拾信心，双方继续搏杀。刘铭传也再次操刀上阵，指挥亲兵与捻军血战。
鲍超投入战斗，赖文光、任化邦、李蕴泰也不甘示弱，没有整顿队形，就直接迎战“霆军”。赖文光高喊：“今日斩刘捉鲍，长驱西上，一路入四川，据巴蜀之利，一路上荆子关，联合梁王张宗禹攻陕西，洪天王事不足为也。”捻军士气高昂，没把鲍超“霆军”放在眼里，没有整顿队形就直接战斗，勇气可嘉。
“霆军”，号称湘军野战能力最强的劲旅，不但列装先进洋枪、洋炮，肉搏战也非常猛。一顿厮杀下来，捻军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李蕴泰突围而出，但他们妻儿都成为俘虏，被处以死刑。
尹隆河之战，捻军围着刘铭传打，斩杀提督唐殿魁、总兵李锡增，淮军最精锐部队被打残。关键时刻，悍将鲍超率一万六千“霆军”投入战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此时，捻军已经精疲力尽，而鲍超“霆军”是生力军，且装备非常精良。激战一番，捻军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李蕴泰虽突围成功，但其妻子全部被俘虏，代价非常大。
那么，尹隆河之战，捻军为何先胜后败呢？笔者认为，鲍超在关键时刻投入战斗是重要原因，但并非决定性。捻军战败尹隆河，还是“先胜后败”，关键是指挥错误，以及内部争权夺利，未能团结一致。否则，捻军就算赢不了尹隆河之战，也会打成平手，保存主力。
战前，赖文光为独揽大权，以“变节”为由，诛杀原石达开部将德王唐日荣，导致太平军余部不满，作战不积极。唐日荣，骁勇善战，威望很高，若是能参加尹隆河战役，监视鲍超“霆军”活动，捻军也不会遭受突袭，导致惨败。
“霆军”投入战斗时，赖文光、任化邦等若能冷静思考，不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整理队形后再战斗，也不至于惨败。要知道，鲍超投入战斗时，捻军已经和淮军厮杀在一块，毫无队形。此时，赖文光、任化邦直接与鲍超交战，并非明智之举，而是瞎指挥。
尹隆河之战，捻军先胜后败，失去进入四川，开辟川蜀根据地，图谋复兴太平天国计划。但是，尹隆河之战，刘铭传埋怨鲍超“误期”，并告知李鸿章，而李鸿章偏袒淮军，上奏朝廷参劾鲍超，湘军、淮军之间关系恶化。清朝采取“扶淮抑湘”政策，下令遣散“霆军”，鲍超无奈，只好称病辞职。
参考书目：《庸庵笔记》、《湘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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