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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读后感

《货殖列传》读后感

《货殖列传》读后感1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 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 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读后感2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繦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货殖列传》读后感3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4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货殖列传》读后感5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货殖列传》读后感6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7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货殖列传》读后感8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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