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两千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以道德代替法制
《万历十五年》是英文原著翻译过来的作品，其作者黄仁宇在晚年撰写这部著作时，本将其命名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
这位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另辟蹊径，不写历史大事记，偏写历史上看似最无关紧要的一年，万历十五年。
从这一年的史记中，看到平静的历史海面下波涛汹涌的暗流，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失败和成功往往是多因一果。
明朝的衰败，和末世固然有关，但一个王朝气数已尽的根本原因，可能恰恰潜藏在最普通，最无关紧要的某一年。
而市场也见证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巨大成功，以超高发行量，风靡海内外数余年的成绩，来回报这位半生坎坷，晚景凄凉的历史学家。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的书黄仁宇写这本书是经过几十年的游历，听到过各种人群的解说，后来经过生活的蹉跎后领悟出来，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品。
不管是大学教师、政府工作人员、学生还是在工地搬砖的人，都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自己的世界。不管是什么专业，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都能够在这本书里体现出不同的知识。
因为角度不同，所以很多人看待的眼光也不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读法，特别是一些企业领导人，他们对这本书更是情有独钟。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翻译过来是《1578，无关紧要的一年》。很多历史学家对1578年并不重视，因为这一年也确实没有发生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他朝代发生的事件远远超过这一年。
黄仁宇
1578年的一天就像是人的一生，你出生的那一年直至死亡，掰着指头数数人一生的重要事情，谁会记得那年夏天在林荫树下盯着蚂蚁看了一个下午呢？但是黄仁宇不一样，他从1578年里看出了很多端倪。
1578年，波澜不兴，背后蕴藏着一个王朝的实际运作状态。
书里有重要的六个人物，人物虽小，却折射出了庞大帝国的百年兴衰。问题的根结就在于无法突破制度的桎梏而导致失败。这是又一次的失败，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中国人从始至终太过讲究道德，而轻视法制。一个帝国统治世界的法宝是道德和四书五经，而不是法制。这样做的后果是所有人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在朝堂之上也有不少清醒的官员，因为制度不完善，他们统统沦为维护道德和社会稳定的牺牲品。
这是一段“明代历史”，当时的首都在北京。这一年似乎是明代丰收的一年，但是也是死伤巨大的一年，从一些个人事件和小事件中可以窥探一二。
1578年，个人事迹突出的当属李时珍编写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是他经过了27年的努力，参考了800多部著作才编成。这一年，少数民族八寨叛乱，当时王阳明坐镇南宁，因为叛乱人数众多，将近有7万，实力强大，王阳明谋划策略，十万官兵火速围剿，经过一百多天，杀死了一万多人。
这一年，明神宗十六岁，他已经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当时娶了王皇后。这一年的4月，首辅宰相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奉旨还乡”要回老家。大臣的父亲去世后，能让皇帝操心的可就是他一个。
明神宗
据说一路上风光体面。张居正回家的场景在黄仁宇的书中极尽描写。
为公车开道的有“鸟铳手”，这是戚继光所派来的，是新式武器，现在的警车开道根本就不算什么。他的公车座驾要三十二个轿夫抬。
其实明代对官员的公车有规定，在《明史·舆服志一》里，“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张居正的公车超过了制度规定的，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根据黄仁宇研究，张居正此行长达三个月。
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明史百姓穷困是因为“税重”。
那么，当时张居正就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之举，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也正是1578年起，重新丈量了土地，原来的纳税土地是423万顷，重新丈量后变成了701万顷。有些历史书上说，因为改革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人弹劾张居正，最后不得不废止。
张居正
改革之思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这些既得利益者，而是没有彻底改变以道德代替法制，这一根本问题。一条鞭法不具备法律效应。它没有制度效力。“种种不经，难以枚举”，以前旧的税项又重新浮出水面。当时的经济问题中还有高消费问题、人口问题、高利贷的问题和盐政等。
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明代朱元璋就是一个重道德轻法制的人。明朝幅员广大，具有严格中央集权制度，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朱元璋保护传统经济，放弃了先进的经济。
比如，按照正规的制度，军饷一般是统一发放，但是朱元璋下令，如果民众用实物交税，那么这个实物不进入国家的仓库，而是直接给军士。拿了东西的军士就不发军饷。一年后，因为格局特别混乱，脱离了实际，此政策不了了之。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轻税”之说。这些观念影响了两千多年。古代有关经济发展的制度少之又少，文籍汗牛充栋，有关经济的研究更少，屈指可数。
比如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对于经济政策主张“放任”，其他的著作，如贾谊对物价关系的分析，黄梨洲对货币问题有一些阐述，却缺乏了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专门的著作。
重税下的中国古代百姓
而西方历史上，有著名的亚当斯密的论证。相比较中国，在英国，那些封建社会中挣脱出来的年轻人，因为制度的保护，英国才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产业革命。当然，英国成为后面国家追求发展的榜样。
李大钊同志对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出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古代对自私的人的这种本性是通过道德约束的，这跟黄仁宇先生研究出的结论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都有所完善，市场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写在最后作为一个研究者，黄仁宇跳出了左/右、东/西之别，对他而言，“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这样解释历史，才能面对那些为建设新国家而奋斗、挣扎、毁灭的亲人和故友——他们就像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在时代转折的前夜，留下一个个可敬可叹的剪影。
2000年1月的一个周末，黄仁宇坐着夫人格尔开的车子到戏院看戏。汽车沿赫逊河岸曲折行驶，他笑着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驱壳，离开尘世。”一到电影院，黄仁宇说身体不舒服，在进门的厅堂上一坐下就晕倒了，叫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后，人已悄然走了。
在《黄河青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版）的封面上，赫逊河畔的老人黄仁宇倚着躺椅，背向读者，远眺高山大川，好像在俯瞰历史。
就像他19岁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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