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知国到异托邦：17-20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植物猎取③
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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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到鸦片战争前中西交流之大变局
18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发生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有深刻的影响。第一件事是1792-1793年马葛戈尼访华。英国使团首次访华，意在促进科学和商业交流（Kitson, 2013; Joseph Banks Archives）。但是这次访华的结果不好。主要的一个争议是礼仪之争执（Ch'ien Lung; Anderson; 王之春），马葛戈尼使团拒绝公开三跪九叩。同样的情况也在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第二次英国访华团中发生。西方和清廷对皇朝天下与主权国家认识不同，这对英国和清廷来说成为了一个难以沟通的心结。马葛尔尼的经历是促使大英帝国对大清认识和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事件，而清廷也更加防范猜疑外夷。鸦片战争中，这也是英国商人和主战议员进行情感动员的主要控诉——清朝的华夷之辨、跪拜和其他英国使团受到的屈辱，成为英国的伤害控诉（injury claim），也就是说清朝在有意识地伤害欧洲国家和国民，这种修辞成功发挥了催战的作用。刘禾在一篇文章“伤害：归罪话语与帝国权力”中专门谈及此事（Liu, 2009）。
第二个重要的事是另外一个“礼仪之争”。这场礼仪之争发生在明末清初，主要是罗马教廷对于基督教是否可以包容中国儒教中一些礼仪习俗的争论，核心关乎中国人的祭祀仪式，如“敬天” 、“祭祖” 、“祀孔”等礼制是否与基督教信仰矛盾，是否是迷信。徐光启等儒家天主教徒皈依后依然遵循祭祀的习俗，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曾以宽容态度接受。这种做法后来受到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挑战，在康熙年间酿成罗马教廷与清廷的冲突，康熙和罗马教廷分别禁止耶稣会在华传教。从16世纪末以来耶稣会沟通中西的努力因此而受到打击，之前上百年受过良好教育、有包容心、能够和中国各阶层人士交流的耶稣会士带来的文化传输和融合，就此陷入了滞塞。在欧洲，莱布尼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参与论战，欧洲思想家对此形成了各种看法，深刻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思想史。它的深远影响，可以举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中“亚细亚”一章关于中国的认识和论述为例，它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文明和历史的根本否定。这场争论的线索和历史错综复杂，近年，史学家们仍然在尝试梳理（Entenmann, 2014; 鄒保祿、陳聰銘、李天纲）。（此文的篇幅难以简要描述这个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文章，或者听李天纲教授2016年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中国宗教与中国宗教研究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闭关锁国，从五口通商转为一口通商。明末已经在限制通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规定在几个港口：漳州月港、广州和澳门，清代基本继承了这种制度。1684-1685年，清廷在沿海设立了包括厦门、宁波、上海和广州四大海关，每个下辖数十个口岸。1757年，宁波口岸和广州口岸发生利益之争，洋商洪任辉卷进里面，官司不休，清廷一怒之下关掉其他口岸，只允许外商在广州一地通商，并有各种严格限制，这就是 “一口通商” (Canton System) 。这个制度延续到鸦片战争后，以1842年《南京条约》准许五口通商标记其废止（Bentley, 2018; Cassel, 2018; Chen, 2016; Jin, 2016; Perdue, 2009; Pletcher, 2015Van, 2005, 2011, 2017; Wong, 2016）。
一口通商的实际后果对于中方是弊大于利。首先，因为贸易受限，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和锡兰大量种植鸦片，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倾销到中国。这种不择手段牟利是双损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
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出后，还杀害他们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竟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增加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和发展合法贸易是不兼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蒙哥马利·马丁说：“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
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也并没有让大英帝国获得期望的市场，正当贸易被鸦片贸易挤得没有空间。这是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
其次，“一口通商” 造就了官商垄断，出现了洪商和“十三行”。洪商因为垄断而致富，其中洪官成为18世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但洪商夹在多疑严苛的清廷和唯利是图的英帝国殖民商业寡头之间，处境尴尬。
第三，一口通商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严格限制。比如他们只能在茶叶季节（冬季）在广州停留，只能住在洋行，3-10月要呆在澳门；只能在广州方圆50里范围内活动，在广州市只能去河南和花地游玩；不允许学习汉语；妇女家属不能随行等等。诸多限制和其他种种因素，造成了西人对清廷的积怨。
钱纳利画洪官肖像 ∣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How Qua, Tate Collection
關喬昌（啉呱、林官）画广州十三行
这些变化，从植物猎取的角度来看，改变了明末以来的格局。一方面，以往进行植物采集的传教士（包括宫廷传教士）、外交使节等人，不是专门的植物学家，但都受过极好的人文和语言教育，在中国同宫廷、士人和各阶层交流，植物采集是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的副业。而自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植物猎人往往受过植物学、园艺学专门知识训练，受雇于欧洲自然科学机构、植物商业网络、东印度公司等机构，为谋取商业利益和获取知识而来，文化交流不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贸易、传教和其他中外交流受限，但西方世界对植物的需求确大增。集中于广州附近的植物猎取，在19世纪20年代就被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 1774-1856）抱怨，可寻求的物种已经都被西方植物猎人收集殆尽。“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 1812-1880）1843年去中国的时候，也发现广东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搜寻的植物了，只好一路北上。而在一口通商的限制下，西方植物猎人要么局限于广州，要么就需要另想隐秘的办法。但是限制之下，西方人依然络绎不绝而来。此外，中国人也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植物猎取集中于广州和香港澳门，在这些地方也应运而生了以植物为经纬的高度综合的网络：西方植物猎人委托当地中国人采集植物；欧洲的植物知识比如林奈的分类学和中国的植物知识得以更多交流；专门收集培育销售植物给洋人的园圃比如花地和私人花园乘势发展；西方植物猎人聘请中国画师用中国绘画方法绘制植物图谱，或者画师受接受西洋绘画方法指导，为植物猎人绘制符合西方主顾需求的植物图谱；以及相关的印刷、摄影、翻译等诸多环节的综合发育，不一而足。虽然闭关锁国的空间紧缩，但是因为需要，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发生了。
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和十八世纪游历英国的中国人
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 1745-1773）的父亲老约翰·布莱克是东印度公司船队的一个船长，1767年他受雇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货运监督人。小布莱克在广东搜集植物，与本地画家、翻译、商人等合作。他把植物标本和种子寄回给英国的父亲，以及博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 1710-1776）那里，通过他们供应到世界各地——比如他将乌桕引进到牙买加，把交趾的大米引进到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种植。在广州他有自己的图书馆，根据林奈的《植物物种》、林奈弟子奥斯贝克的中国游记记录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辨别分类植物。他立志要系统描绘中国的植物，包括植物的形态、构成、品性、应用等等。贸易季之后，他在澳门研究植物，雇用了本地画家Mauk-Sow-U为他绘制植物插图，被誉为清朝留学英国第一人的黄亚东为他做翻译（后文详细介绍）。1763年小布莱克不幸在广东去世。布莱克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标本、画册、笔记。后黄亚东到伦敦时将他的遗物带给了他父亲（Wilson, 2018; Richard, 2019）。
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中国植物插图
林奇官肖像 ∣ Loum Kiqua, Dominic Serres, 1757 大英博物馆藏
一口通商前后，陆续有一些广州商人出于好奇前往英国。沈福宗之后，1755-1756年间，一位名叫林奇官的广东商人，对欧洲好奇，他先到了葡萄牙（经历了大地震），后去了英国。之后，“奇官”（Chitqua），一个泥偶制作者，在1769-1772年间到了伦敦(Clark, 2011, 5-65; Kitson, 2016)。凭借洋泾浜英语（pidgin）和勇气，他们游历异域。“奇官”（Chitqua）的经历鼓励了时年23岁的黄亚东，出于好奇和学习科学的欲望，1774年他前往英国。到英国后小布莱克的父亲设法照顾他，带他与英国上层社会结交。1775年他访问了皇家学院；他还为伍德瓷器的创始人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ewood）介绍了中国瓷器的制作方法和过程；给医生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介绍针灸；为语言学家威廉姆·琼斯朗（William Jones）朗读《诗经》；给波特兰公爵夫人和以园艺设计与拼贴花卉绘画知名的艺术家玛丽·德兰妮（Mary Delany）介绍中国植物。在老布莱克的推荐下，黄亚东后来到多塞特三世公爵的诺尔庄园做了侍从，陪侍公爵的情人，意大利芭蕾舞演员吉安妮塔·巴切利（Giannetta Baccelli），并去七橡树文法学校学习（Sevenoaks School）。这期间，公爵委托著名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为黄亚东画了肖像（De Bruijn, 2011; Sackville-West, 1922; Ching, 2017）。
乔舒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 PRA）画黄亚东（Huang Ya Dong）肖像，英国信托收藏，1776
玛丽·德兰妮，虎耳草（中文名是黄亚东告诉德兰妮），彩色纸拼贴，大英博物馆藏 ∣ Mary Delany, Saxifraga Stolonifera, Collage of coloured papers 1772-1775
黄亚东虽然考过秀才，但是他和“奇官”（Chitqua）都是商人，不属于士人阶层。和像Mauk-Sow-U一样的画师、奇官、中国普通商人和旅行者一样，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地位。他们的海内外行迹、生平和事业在中文历史中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只有和他们交往过的一些西人记录保留了他们的名字或者音译名和零碎的故事痕迹。
花地、洪商的私人花园和苗圃
花地的伍氏花园俯瞰图
花地俯瞰图，1895
伍秉鉴（洪官Houqua，Howqua，1769-1843）是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行主，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使他成为当时世界首富。他在广州有两处花园，一处伍氏花园，位于珠江南岸溪峡街；一处在花地，他在那里也有一个苗圃。花地和洪商花园是当时去广州的外国人必游之处。茶叶大盗福琼、 卫理公会牧师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许多人都参观过洪官花园并在回忆录中有描写。福琼在回忆录《与中国人暂居，1857》中描绘了中国人种植的紫藤、桂花、茉莉、墨兰、橘数、榕树、盆景等。对比中国和英国花园，他写道：“理解中国园艺，要从脑子里驱除漂亮的草地、宽阔的步行道和开阔的视野的想法；转而小尺度地想像一切事物：铺砌的小径、窗格装饰让人透过看景的处处矮墙，厅堂、庭轩、避暑亭、壁龛、池塘和其上的曲廊——总之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纯然中国特色。” 洪官在1843年鸦片战争之后去世。现存伍氏花园照片多为1850-1860s年代拍摄。
伍氏花园水轩
潘有度的表兄弟Consequa的花园门口
潘有度（1755-1820）又名潘绍光，祖籍福建漳州，广东十三行同文行巨贾之一。1796年，总商蔡世文经营失败自杀，潘有度担任总商。潘有度喜欢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爱和外国人讨论航海问题，并曾写下二十首《西洋杂咏》。当时潘有度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潘有度更是一度名列富商之首。后因营商环境恶劣，朝廷苛敛勒索加，1808年潘家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自言：“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1815年潘绍光名义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 1820年底，潘有度病故，潘氏无人愿接掌第三代行商大旗，最后由有度四子潘正炜接任，不久同孚行停办。
骑兵军官费利克斯·雷诺阿德·德·圣克鲁斯（Fe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参加了一次潘绍光的宴会。在1807年12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中国花园和对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观的思考：
我高兴地看到盆景，中国人喜欢那种样子。你会觉得它们很古老；我想，对这些独特的（中国）人来说——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一个老人，苍老，失去了所有构成青春的装饰，是完美的象征。中国人不爱自然，因为艺术模仿的自然是琐碎的、衰弱的、苍老的。这些人永远不会让什么富有青春活力；它注定保持原样，过去、现在，千万年都一样……同样这些人，着迷于象征老年的盆景，也是花的崇拜者，迷人的生命的春天的形象。每个中国人都至少有一盆花，被精心照料。
西方人的观察，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清廷面临西方世界的变化，不能积极有信心地对待外部世界，而是以限制的方式与世界接触交流。西方失去对中国的幻觉，对中国文化丧失兴趣。清廷统治下的人民进入了《百年孤独》式的衰败和梦幻之中。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改变。
十三行行画
约翰·汤普森攝影：中国画家在画室畫畫 ∣ John Thompson, a Chinese artist at work
18-19世纪，广州、香港、澳门地区，出现了大批受摄影和西方绘画影响，为西方趣味和需求生产的行画。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英国画家钱纳利，他是十三行画家的共同导师；另一个是画家关乔昌（啉呱、林官）（Heinrich, 2008; Low, 2013; 胡光华, 2001）。十九世纪60-70年代，英国早期摄影大师约翰·汤普森拍摄了大量中国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了一个无名行画画家在画室工作的样子。他另有两篇文字描写在香港的专为外国客商服务的画店和摄影店，细节非常丰富。其中一段这样描绘：
沿着主通道，你会注意到展示的字号，每个都用大写罗马字母闪闪发亮地写着中国画家的名字，比如肖像画家Chin-Sing、Afong、Ating，等等许多人，他们就是香港的画家和摄影家们了。有些在门口展示的摄影作品非常好，而有些则是相机能拍出的最可怕的人脸滑稽像。中国人不会拍侧面像或者三分之一正面像，他的理由是他的肖像必须显示他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并且他的脸应当面如满月。整个人物姿态要保持同样的对称；脸部要尽可能没有阴影，如果有阴影，则必须两边脸一样均衡。他们说阴影不应该存在，那是自然的意外，不应当被描绘，因为它并不表现任何脸的特征；可是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扇子遮荫，这在南方必不可少。他们没有认识到，正是阴影与光结合，才让中华帝国有生命无生命的一切事物有可见的外形。这些东一头西一头的叙述，要是忽略了殖民地肖像和微型画像画家就会不完整。他们没有人们可以去参观的艺术学院或者定期展览，因而必须去拜访他们的画室。Ating的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油画，一个房子的尽头有一堆艺术家在工作，照着不理想的小照片画大幅彩色油画。老板有助手，他的任务是在港口挨个船寻找外国海员客户。杰克想带回家访问奇异辫子和茶叶之国的纪念品，提供了苏珊或者波尔的一副照片，定制了一幅巨大的油画。作品会在两天内完成、装裱、送到，不会超过约定的四块钱，大约等于我们的一英镑。这个画店的工作，就像许多中国的事情，分工很广，可以最小劳力获得最大收益。一个艺术家画草稿，另一个画脸，第三个画手，第四个添加服饰。苏珊的照片放在画架上，罩着画有线条和方块的玻璃，这样就解决了大画框上的比例问题。画家看起来是个怪人，他刚刚从一次长眠中醒来，衣服还散发着鸦片烟的味道；他透过他的大镜片看苏珊的黑眼睛，量出她的比例然后转到大画布上——然后“她”就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直到每个细节都以前拉斐尔派的精确完成，最后一道出彩的加工完成。那让我们看看完成了的画。衣服是天蓝的，刷着绿；亮金色绕着脖子，胳膊上有手镯指头上有戒指，上面珠光闪耀。头发乌黑，皮肤珠白，面颊鲜红，嘴唇胭脂色；至于衣服，既没有斑点也没有褶皱，他的恋人会想，就像一个船首像雕刻的袍子。杰克骄傲地把画挂在他的船舱；可他有时候会对苏珊变成的那个小手小脚彩虹色调的海员女神心怀疑虑。Ating的象牙人物微雕也是同样的合作和商业的方式生产，绝对比大的好。画总是很微不足道，我在这个殖民地停留期间，只遇到一个能成功超越低劣模仿摄影的艺术家。他是自有风格的天才，但也是最成瘾的吸鸦片者；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浪子样，忙着画微型画像，喜欢呼朋唤友和高级生活，常常去维多利亚的音乐厅和赌场。他开始吸鸦片很小心，可是这习惯渐渐控制了他，该吸烟的时候，不管他在哪儿，他都马上要跑去吸鸦片，这很快就把他带进了坟墓（Thomson, 1898, 27-31）。
约翰·里夫斯与中国植物插图绘画
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15岁时在伦敦的茶叶经销商那里实习。他19岁结婚，7年后妻子去世，第二年（1811）他接受任命前往广东，担任东印度公司的助理验茶员（tea inspector）。临行中国前，皇家协会会长、博物学家班克斯爵士委托他搜集植物和有关信息。1816-17年间，里夫斯受园艺协会（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雇佣从中国搜集植物和绘画。之后几年，园艺协会陆续派园丁去中国搜集植物。班克斯书信集中收录了里夫斯1812-1821年间从广东寄给班克斯爵士的书信。内容包括：
1：很难回答班克斯对中国瓷器上人物的讯问，因为设计每年都在变；寄去中国插图书；不久会寄去一些茶苗。（1812年12月27日）
2：给班克斯夫人寄去了各种茶叶；给班克斯爵士寄去了一株茶苗和一些茶树种子；中国人有制作超薄锡箔的方法，这是英国需要的；中国人做胶水的方法是把牛血和生石灰混合，不用面粉；以及中国墨的成分。（1814年2月6日）
3：感谢班克斯爵士安排运输植物到英国；已经有一批准备好运出，列举标本种类；一个中国人帮助准备和保存渔网；7月17日观察到全日食；描绘所见景物；中国是植物学研究的好田野；机会合适的时候会告诉班克斯爵士他能在那里获得好的茶叶。（1814年10月1日）
4：准备寄给班克斯爵士奇异物品，包括，燕窝，皇室用的墨锭、驴胶……. 和各个船的船长安排了把活植物带回给班克斯爵士……下艘船会带不同种类的稻米标本。（1815年1月15日）
5：寄给班克斯爵士中国人在他们的铜灯上用的彩色牛角；描绘了染牛角灯的方法，这些灯用来装饰和庆祝平安吉祥等等；描绘了漆器镶嵌工艺，镶片用蛇皮制成；会委托两艘船带回植物……给Goodhall解释了怎么备茶，也会告诉班克斯；给一个亲戚寄了一本图绘书描绘中国人对未来的想法，正在了解他们的传统和信仰；皇室用的茶叶的一个样本……（1815年2月14日）
6：委托一个医生带去几种自然史的物种和植物插图……（1820年1月5日）
7：汉学家、翻译家、中英文学文字翻译之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FRS, 1782-1834）在看《本草纲目》，我让他选了一些标本……包括贝壳、矿石和种子；还寄出大量从马尼拉和中国各地搜集的种子；它们中许多没有命名，因为它们大多在荚或者囊泡中……也给园艺学会和Goodhall寄去种子；从Low Fow Shang（罗浮山）找到了活的植物，包括一种新的映山红（Azalea）。（1820年3月24日）
1800年左右西人依照李时珍《本草纲目》绘制的中国植物、昆虫图策"Account of 814 Plants & Insects, Most of Which Are Reckoned Medicinal by the Chinese"- Copy based on the "Bencao Gangmu" of Li Shizhen (1518–1593), a definitive work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8：寄去一本佛教徒出版的书；提到洪商潘启官二代（Puankhequa）今天死了。（1820年11月18日）
9：中国有一种深红、一种粉色玫瑰；给Goodhall寄去六卷大地图；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对中国地理极大无知；标本和植物插图细节描绘寄出；现任两广总督出版了一本从传教士著作汇编的书（应指的是阮元编纂的《畴人传》），已寄给班克斯；他也在做统计工作；嘉靖皇帝9月2日去世，他的二儿子继承皇位；茶园的苦力中发生了瘟疫。（1820年11月14日）
这些信件内容虽然零碎博杂，却包含了植物传播知识和植物帝国网络、西人在华情况、本地生活风俗、和重要的历史事件信息（Banks, 1958; Fu, 2013; Morrison, 1839; Starr, 1998; Townsend, 1890）。
里夫斯的植物绘画大多留有中国画家的名字。现存的他的笔记记录了中国画师的名字：Akwe, Akam, Akuat, Asung。这些画家每天能画一幅画，每幅酬劳一元，他们大多是澳门的画师。夏天茶叶季之后，在里夫斯的澳门寓所，他监督指导他们绘画，以确保所画植物的准确性，避免画师按照自己的臆想和习惯随意安排植物。园艺协会根据这些画挑选植物，从中国订购植株和种子。
里夫斯的植物绘画有两种：一种用大幅英国特制的厚水彩纸，用中西结合的画法绘画，大多遵循林奈植物图示法；另一种用小幅中国纸，主要用中国颜料和画法绘画（Bailey, 2010 & 2019）。里夫斯的植物搜集，特别是他的植物绘画，代表了19世纪初在广州和澳门欧洲人利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完整的资源网络，吸收中国本地才华、知识、资源，所能取得的最丰硕的成绩。他指导画师创作的植物插图，结合欧洲绘画视觉表现的构图特点、中国绘画传统表现物的情态的生动和细腻以及对色彩与协调的重视，是独一无二的佳作。这是泛滥的外销行画无法通过模仿而达到的艺术水准。
里夫斯带回英国的中国动植物图谱有数千幅，仅大英博物馆收藏就超过了2000件。这里选择了一些富有中国特色和部分结合西方植物图谱视觉表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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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
1843年7月，苏格兰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受伦敦园艺学会（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雇佣前往中国，首次抵达香港。在其后的近20年间，福琼数次前往中国，从广东沿海岸线北上，一直到上海周边地区活动，去过厦门、泉州湾、舟山群岛、上海、宁波、苏州、普陀山、安徽屯溪、杭州、武夷山等地。他主要的行程包括：1843-1845年东南沿海；1848-1851和1853-1856受东印度公司委托盗取茶苗；1858-1859受美国林农局委托给美国南方引进茶苗；最后在1861年往日本途中短停中国。
福琼第一次漫游期间，已经留心观察到印度喜马拉雅山脚的气候和中国南方茶叶种植地区的气候比较相似，适合种植茶叶。在1848-1852年的漫游中，他带著华登1829年发明的长途运输育苗箱（Nathaniel Bagshaw Ward），从武夷山偷运茶苗，寄到印度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东印度公司就此开始在喜马拉雅山下和锡兰培育茶叶，彻底改变了中英贸易的格局。
福琼每次旅行都要写游记或日记，里面记录了很多有趣的事。比如说他写到在浙江慈溪和一个退隐的古富商家欣赏花园，承认自己即使有英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也不得不赞叹这位商人的花园非常令人愉悦，品味极好，花木优美，种植安排合宜。他还去过宁波天童寺和苏州花园；也留意到中国南方沿路的坟墓和弃婴。（Fortune, 1847, 1852 & 1853; Watt, 2017; Rose, 2011; Liu, van Driem, 2019; 2010 & 2020）。
寄往英国皇家花园Kew的华登箱（Wardian Case）
马克·狄恩：移动生物类型—丛林Mark DION, Mobile Bio Type - Jungl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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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植物猎人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之后，西方植物猎人逐渐进入中国内地，被誉为“中国植物猎取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Era of plant hunting in China）就此开始了。数以百计的各国西方植物猎人蜂拥而至，比如：福琼、 埃米尔·布雷施奈德（Emil Bretschneider）、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让·玛里·德拉瓦神父 （Père Jean Marie Delavay）、 阿曼·戴维（Armand David）、奥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 埃米尔·玛里·博迪尼尔（émile-Marie Bodinier）、保罗·纪尧姆·法格神父（Père Paul Guillaume Farge）、让·安德烈·苏利埃 （Jean-André Soulié）、朱塞佩·吉拉尔迪（Giuseppe Giraldi）、弗兰克·迈耶（Frank N. Meyer）、弗朗西斯·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威廉·普度（William Purdom）、 傅礼士（George Forrest）、海因里希·冯·汉德尔-马泽蒂（Heinrich von Handel-Mazzetti）、 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等。其中德国植物学家汉德尔-马泽蒂在云南、四川、西藏搜集植物时，恰逢一战爆发，整个战争期间被迫留在云南，也因此他在中国度过了一段孤独、平静而富有生活的时光。这个时期的植物猎人会地毯式地搜寻他们所在的区域。他们之间也相互竞争，比如傅礼士曾经警告弗朗西斯·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离他的云南地盘远一些。黄金时代之前的植物猎取主要在广东周围和东南沿海，以及北方传教士和使节可到达的地方。而黄金时代以来，他们更多穿透内地，特别是进入西南。在云南，一个植物猎人在短时期内就可找到五千多种植物（Swain, 2011; Bretschneider, 2002; Wilson, 1913, 1927 & 1971; Handel-Mazzetti & Winstanley, 1996）。
这个时期，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四川、西藏地区活动的植物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接触比和汉人的接触更深入广泛。当时是巨变和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的时代。清廷与外国的紧张关系，满汉地区普遍的衰败和腐败，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边疆政治冲突和内地王朝政治动荡等原因，使得很多植物猎人在西南地区有和在其他中国地区非常不同的体验。处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他们更容易和少数民族建立长久的友谊。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建立了 “纳西学” （Rock, 1948; Goullart, 1957; Wagner, 1992; Woodhead. 2018; Sutton, 1974; Mueggler, 2011） ；邓明德神父（Father Paul Vial）在四川北部帮助萨尼族建立学校和教堂，并通过买地支持萨尼族人自耕自足建立社区的实践，培育了对当地汉族大地主盘剥控制有抵抗能力的小生态社区（Cordier, Vial., et. al., 2011; Swain, 2011）。他们帮助整理当地民族的语言、音乐、文化和宗教，这些植物猎人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在中国从事人类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当地文化研究与保存的人。
洛克搜集的纳西文：向最高神祗祭祀 ∣ NZA079: [Sacrifices to the Highest Deit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elections from the Naxi Manuscript Collection: Joseph Rock. http://international.loc.gov/intldl/naxihtml/rock.html
另一个新的变化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摄影的发展和迅速商业化，使得植物猎人不再需要雇佣专门的画家来绘制植物插图，他们可以自己拍摄记录植物和其生长环境。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1910年代在中国就开始使用相机拍摄植物和植物探险中所见（Dietrich & Dietrich, 2019; Howard, 1980）。
威尔逊：台湾百合，1910年7月14日拍摄∣ Wilson, E.H., Lilium formosum China, July 14, 1910
威尔逊：茂州北部？，1910年8月30日∣ Wilson, E.H., North of Mao-chou, August 30, 1910
洛克在20年底搜集记录植物的时候，也为美国农业部和史密斯学院拍照。采用摄影记录植物，可以真实反映植物生长的土壤和环境，以及一个地区的植被、气候、水文、地质情况（Joseph Rock's Images: http://pratyeka.org/rock/ ）。
【洛克拍摄】洛克的12个纳西助手Gansu (Cho-ni). Arnold Arboretum Expedition - the twelve Naxi assistants. (ca. 1924-1927)
【洛克拍摄】麦冬Meconopsis integrifolia. China, Gansu (Kadja Ku Valley). (1925-06-11)
【洛克拍摄】杜鹃Rhododendron rufum. China, Gansu (Koang-kei Shan). (1925-06-12)
【洛克拍摄】威尔逊冷杉Abies faxoniana Rehd. & Wils. China, Gansu (Djrakana)
【洛克拍摄】左：云杉Picea asperata. China, Gansu (Djrakana). (1925-08-03)
在拍摄高大树木或者森林时，洛克会让助手站在树前或者林下，反映人与树木的尺度关系。
【洛克拍摄】以威尔逊命名的甘肃山楂Crataegus kansuensis Wilson. China, Gansu. (1926-10-20)
【洛克拍摄】柠条植被Caragana jubata Poiret. China, Gansu (Kadja Ku Valley). (1926-01-11)
【洛克拍摄】乳突拟耧斗菜 Paraquilegia anemonoides (Willd.) Ulbrick. Tibet. (1926-06-03)
【洛克拍摄】四川Sichuan (Huang-kiang). Our houseboat at Huang-kiang. (1925-01-25)
【洛克拍摄】甘肃，村民来听留声机Gansu (Ch'ing-shui). Natives listening to a phonograph. (192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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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李善兰与植物学
鸦片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清朝内部开始变化。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为从朝廷到士人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1862年7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面创办了同文馆，选派满族学生学习外语、天文、算学等。同文馆也设有印刷厂，翻译出版数、理、化和历史、语文（外语）等书籍，对新知识的早期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863年李鸿章奏准设立上海广方言馆，也主要从事翻译出版。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聘请外国人、传教士、汉学家和中国人一起翻译西学书籍，并特别注重研究西方概念在汉语中的传达。根据多伦多大学孟悦教授统计，在1880至1885年间，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共翻译了78部著作，其中43部（55%）是自然科学类（Meng, 1999）。
李善兰与学生
艾约瑟
韦廉臣
1858 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工作的数学家李善兰和两个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编译了林德利（John Lindley）的数本植物学知识普及著作，合成一册《植物学》，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在西方自然科学体制化开始的时候，他们把植物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参与翻译的两个西人都是传教士，因而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抱有保守观念，强调宗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比如韦廉臣撰写了一本《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当时他们翻译介绍的自然科学著作经过了传教士的神学思想处理和过滤。到19世纪最后20年，一些被传教士遮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包括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群学（后来的社会学）等思想和知识才大量进入中国。
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现代植物学的作品，在中国科学史以及东西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学》东传日本以后，对近代日本植物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探讨了“植物学”术语的由来，指出日本所习用的这个词正是来自李善兰等人所译的这本《植物学》（邢鑫, 2015）。
《植物学》扉页
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林德利肖像和关于他的文章
植物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传播之外，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最先在澳门、香港和台湾，之后在辽宁营口，陆续出现了外国人办的植物园和自然博物馆，向公众提供娱乐休闲和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1905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博物苑，也设有苗圃，培育植物，开设植物学和生物学课程。1905到1949年间，中国一共出现了30多个植物园。而受西方完整科学训练培养的自然科学家也在20世纪出现，譬如胡先骕等人。
结语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帝国的压力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威在种种矛盾和纠结中投入了现代化进程，信仰科学革命是现代化的必由之途。但是这种科学信仰，更多基于急切之用，忽视了科学精神本身和西方近代产生的科学信仰自身的局限（Elman, 2006 & 2006; Needham, 1986, 2000 & 2005）。中国人对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不管是实用的草药、经济、装饰之用，还是作为文化和美学的情感与象征符号，渐渐面目模糊。而现代植物学知识，因为其教育和传播自上而下、专业分科的特点，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本地文化传统不能充分结合，这就使得现代人面临与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双重间隔的处境。
以植物猎人和植物传播为一个切口，进入历史复杂的地层，没有哪一种理论、哪些概念、或者单一和复数的视角，可以给予一个整体性、概括性的解释。这样的历史，更像是因陀罗网的世界，它由无数互相组织起来的镜片构成，每个镜片都是或显著或隐微的历史事件，而人们只能从部分镜片中看到部分镜像的互相映照。它们中有推动引导历史的强势动力，也有主动与被动的参与者。但它们全都彼此折射，共同存在，构成一个个连续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复数的历史，从植物传播的切面来看，留下痕迹和影子的大多是欧洲人的记录。中国本地参与到这四百年交流史中的人物，只有个别有名有姓有事迹可考，而绝大多数参与者的痕迹都已经抹去，或者只留下暧昧模糊的虚影。
本文虽借用福柯异托邦的术语，但是它只是个路牌，并非道路，更不是一个完全的阐释。异托邦是基于中心与边缘、分类与可知性而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脱离不开用概念、理论和语言的诠释和掌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他者，是异域；对中国来说，欧洲是异域，是他者；而在中国内部，又有无数的他者和异域，特别是那些不能进入书写和正史的人与事。
目前关于植物猎人和中国近代科学意识发展的研究，大多从文明冲突和后殖民批判的角度入手，将中西作为比较和对立面处理。而我认为，这两个世界并不能简单作为彼此的对立面来看待，它们早已千丝万缕的交织在一起。西方植物猎人带著他们的帝国殖民世界的确定性知识来到陌生的土地，很快与异质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所有存在相遭遇。陌生土地上的“社会性存在”（social being）包含可知和不可知、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知识和感性。作为物和知识传播的植物，也承载、参与着不可预期的人与地方的转变。通过重新翻开历史，希望我们能找回新鲜而友善的眼睛，看到万物和所有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
关于作者：周琰是策展人、译者、文学艺术批评写作者，多伦多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当代艺术与社会、信息网络。
【本文最初系MOKIK课堂的两次讲座（2020年6月27日、7月18日），由CP整理、Amber刘琥珀编辑；讲座后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之邀，由作者重新调整并增加内容，于2020年8月25日-9月3日之间修订完成。】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