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让女儿当医生

张洪

在女儿小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她将来能当医生。

从小，女儿的玩具就是小听诊器、小药盒、小注射器，她的娃娃就是她的小病人。那时，她的梦想跟我的愿望是一致的。

但是，女儿考大学时没有选择学医学，而是选择了心理学专业。这里有我不让女儿学医的原因，更是女儿自己不想学医的结果。

事件的转折点来自于2002年出台的“举证倒置”（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编者注）。

记得我们大学刚毕业时，总觉得当医生特别光荣，社会地位也高，很适合我这样思想和行为都挺单纯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千辛万苦和聪明才智去挽救生命的职业，比做任何一件其他事情都更有成就感、荣誉感。

那时，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真的很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纯洁很简单很融洽。所以，那时的口头禅就是“把病人当亲人”。

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医患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开始恶化，还真说不清楚。“举证倒置”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也可能不是。

也许，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就是上苍给我的一个反思机会，也是我们当下医患关系的一个“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反思机会。也许，这也是20年前为什么就开始有人管医生叫“白狼”的一个追问思辨。

我从 986年开始就经常出境学习或开会。我发现，不论是在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不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香港澳门，医生都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能干好的职业，都是一个社会地位高、挣钱足够多、人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当然，他们的医患关系也比较单纯。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心理纠结与枷锁，不需要左思右想医疗风险怎么化为最小，也不需要每天面对患者不信任的眼神与表情：这个大夫会不会坑我？更不需要为了警惕“举证倒置”，在一个感冒患者身上浪费医疗资源——怕出现感冒的后遗症心肌炎、肺炎等需要“举证倒置”而又是查血又是拍片。

所以，我痛下决心，绝不让我的女儿在国内当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当上了骨科医生，就和著名的撒切尔夫人一样顾不了家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撒切尔夫人是“失败的母亲，成功的政治家”，看得我直掉泪。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女儿。

女儿小的时候，我正好是住院总医师，24小时忙碌在病房与手术室。有一次，好不容易回趟家拿换洗衣服，居然听见牙牙学语的女儿管保姆叫“妈”，而对我的拥抱置之不理。

在女儿中考的关键时刻，我已评上高级职称，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模拟考试，女儿的分数给我敲了警钟，但我这个曾经的“学霸”却根本没有时间帮女儿。我只好向同样是“学霸”的老父亲求救，所幸，女儿的成绩很快又跻身第一方阵。

女儿从小就被“放养”，自理能力很强，学的心理学专业也很实用。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对我们很关爱、很孝顺，活得很顺遂。

“顺遂”就是顺其自然成长的意思，看来我还真得了“顺遂”的福报。

将来，我希望我们的医患关系也能“顺遂”得越來越好。

但愿，我后代的后代有可能“顺遂”成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