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炉饼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宵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夫，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他们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宜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小。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草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它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的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我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莫非是“燥”？但是“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

《八千岁》里的草炉餅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新发展出来的，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块。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黝黑瘦瘠的中年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棠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肤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晒得更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周围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很好，又由他一个人独占做生意，但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得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撂，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嘟囔了一声：“给，草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味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选自《联合报》，有删改）

【赏析】

草炉饼是文章的线索，串联起战时上海的俗世生活场景、小说《八千岁》、卖草炉饼的小贩等诸多人事，使文章散而不乱。它也是战时上海的缩影，反映了当时民生凋敝、生活艰难的现实。作者对草炉饼的好奇寄托着她对俗世生活的热爱，对“黑瘦得异常”的卖草炉饼小贩的描写和联想，则流露出其怜悯的情怀。有人说，张爱玲看到的，是上海的大饼，并非草炉饼。但这些差别，于张爱玲来说，或许没那么重要，诱使她在四五十年后追忆当年沪上这种“贫民食品”的，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