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政治的诉求，是一方面尊奉弱主、一方面防范集团内部出现新的强者。
魏晋时代，是皇权的变异期。自永嘉之乱（311），晋室衰微，司马睿在江左的割据政权，便逐渐沦为士族操纵的傀儡，即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历史于是从“皇权政治”转入“门阀政治”。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晋书 王敦传》
东晋时代门阀猖獗，垄断了人权、财权、兵权，又通过内部通婚不断强化这一地位。权柄相继被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所把持。
歌谣中“旧时王谢堂前燕”指的就是琅琊王与陈郡谢。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门阀既然侵夺了帝室的权威，那二者必然存在对立关系。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门阀对皇权的侵蚀程度”又是有底线的。
这种现象，可归纳为“代行皇权，但不废黜帝室”。
实际操作中，门阀们允许“弱势皇帝”的存在，但决不允许本集团中出现新的“强人”。
这也是王敦两次造反，群臣态度相异；桓温欲做皇帝，遭到谢安极力阻挠的原因所在。
我想从王敦与桓温故事，来比对分析三国时代的“君主权力分配”。
客观上说，三国君主都在不同程度、受到类似困扰。即：豪强集团反对内部出现新的强势君主，凌驾众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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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与桓温
王敦与桓温故事，可以清晰反映门阀与皇权的博弈底线。
（1）王敦
王敦是东晋初期的权臣。
琅琊王敦是晋武帝女婿，又是东晋首任宰辅王导从兄。司马睿得以偏安江左，离不开王氏兄弟的支持。
王敦掌兵，王导执政。这导致司马睿（晋元帝）威信受损。在君臣反目后，王敦以“清君侧”为借口兵发建康（322），引来朝中群臣的“交口称赞”。最终不得不以元帝“处决流放奸臣”的代价妥协收场。
当然，王敦口中的“奸臣”，无疑是试图削弱门阀利益、搞中央集权的“保皇党”。
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年后（324）王敦欲自做天子，再度兴兵谋反。但此次谋反引来了群臣的集体憎恶，甚至连其从弟王导都站在了晋室一边。
（2）桓温
桓温是东晋中期的权臣。
桓氏三度北伐，收复长江上游，甚至一度挺进中原、光复洛阳。
桓温北伐、光复洛阳
桓温想借北伐的功业，实现“篡代自立”的目的。乃至通过“废立之举”来强化权威，晚年心态已经拟于董卓。
但桓温的篡逆行为，招致朝臣的一致反对，领头者就是陈郡门阀谢安，即后来淝水之战（383）的元勋。谢安甚至故意拖延、阻挠桓温“加九锡”的进程，最终竟把病重的桓温给熬死了。
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桓温）薨，时年六十二。–《晋书 桓温传》
从两代“谋逆权臣”的人生轨迹中，不难看到彼时门阀们的态度。他们既反对皇权振兴、削夺士族利益；同时也反对门阀中的强者，成为新的皇帝。因为强势君主，必然会损害世家大族的现实利益。
因此东晋门阀的底线，或者说唯一要求，就是“台前须是弱主，士族在幕后各行其是，保持门户不堕”。
这也能解释，为何王敦两次起兵造反，门阀的态度迥然相异。
因为王敦首反，目的是打击司马睿身边的保皇党，对士族是有利的；但王敦再反，已是直奔皇位而去。似王敦这种“强梁之人”上台，是门阀们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立场发生180度大转变，一夜间竟全站到王敦的对立面。
门户利益，才是门阀士族关心的核心问题。
门阀与君主的博弈
门阀这个词汇，在史书中称谓极多。有“豪族”“大族”“士族”“世家”“世族”等称呼，累计竟多达二十余种。
注：数字统计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与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门阀虽然在东晋南朝臻于鼎盛，但起源甚早，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巨无霸。
三国君主的活跃时期，便正处在“门阀崛起”的阶段。三家的一系列政策，基本都围绕着对“境内豪强”的拉拢与打击。
曹操与王敦、桓温等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彼时的权力结构，可以大抵视作“皇帝”、“门阀”与“新兴强人”三家的微妙制衡。
魏武专以篡代为务
曹操本人出身新兴豪族，但发迹较晚，且沾染了宦官身份，因此现代学者普遍将其归入“富有的庶族地主”范畴。
曹操本人既是汉廷的拱卫者、又是篡汉的野心家。这也使得其麾下豪族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几乎是东晋王敦故事的“提前预演”。
孔融、荀彧、杨彪三人的态度，最能体现门阀们的真实心态。
（1）孔融
孔融是孔子苗裔。彼时孔子地位近乎神格，鲁国孔氏份量几何，自不必言。
孔融与曹操忤逆极多，《九州春秋》与《后汉书》中数见不鲜。
曹操禁酒，孔融便聚众豪饮；曹丕纳甄氏，孔融便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重建名教，孔融又公开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如“父母无恩德于子女，孕育之始，不过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等等。最终遭曹操报复，夷灭其家。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后汉书 孔融传》
孔融以构衅曹操被诛
其实孔融本人在建安元年（196）兵败北海，托庇许县。按理曹氏是孔氏的恩人，但孔融对曹操的态度却如此恶劣，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臻于极点，最终被杀。
而建安十三年（208）恰恰是曹操废三公、自领丞相的同年，其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孔融对曹操的不满，也发展至顶峰。
（2）荀彧
荀彧是颍川门阀，累世公卿。其族叔荀爽，被董卓“公车征召”，从白身官至司空，前后仅九十三日。号称“百日三公”。
（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三）日。–《后汉书 荀爽传》
荀令君故事，人所共知。其早年辅弼曹操扫灭河北群雄，争衡中原，堪称曹营头号谋主。但在建安十七年（212）亦因忤逆曹操被杀。
实际建安十七年是曹操“僭位魏公”（213）的前一年。荀彧因立场问题，被曹操视作逆党，惨遭鸩杀。
荀彧族兄荀悦，也心向汉室。不仅“侍讲禁中”（帝师），还作《汉纪》与《申鉴》来影射曹操的不臣之心。
（3）杨彪
杨彪是弘农门阀。晋武帝两任皇后，均出自弘农杨氏。其祖杨震，号称“关西圣人”，与孔子齐名。
（杨震）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 杨震传》
杨彪对曹操也极端不配合。其最初是随献帝流亡入洛阳（195-196）的保皇党，被曹操收留。门第、履历与孔融相似。
曹操怀疑杨彪通谋袁绍，使满宠拷讯。孔融、荀彧闻之大怒。可见门阀之间，在立场问题上极为一致。
（荀）彧、（孔）融闻考掠（杨）彪，皆怒。–《魏书 满宠传》
杨彪之子杨修党附曹植，又被处决。彪自此隐居，不仕曹魏，也可以看作门阀与君主间“立场冲突”的反映。
杨彪因杨修之死、不仕曹魏
从上述事件中，不难看出，东汉门阀所谓的“扶汉”是有条件的，就是台上必须是“弱主”。
一旦在豪强之中出现了“强人”，便会损害门阀士族的利益。因此荀彧、孔融、杨彪等世家大族，对待曹操的态度，随着曹操威势的增长，便逐渐趋向冷淡甚至对立。
小结
门阀对强梁之人，极端反感。无论其是否出自本集团。
曹操是东汉的新贵阶层，远达不到“累世公卿”的标准。即便如此，曹氏的崛起，还是令旧贵族们心生厌恶。
既然曹操以“门第不高”被旧贵族们不喜，那旧贵族们对待“高门出身”的强者，态度又如何呢？
从袁绍、袁术故事看，门阀对待高门的强势者，态度也相当不善。
汝南袁氏，四世五公，权倾天下。与弘农杨氏、鲁国孔氏、颍川荀氏并驾齐驱。但士族们对待袁氏的态度，也颇可玩味。
袁氏宗子袁术，是最早被门阀们抛弃的。术强势放纵、飞扬跋扈，从其僭号称帝的后续发展看，是很明显的“权欲之徒”，故被士族憎恶。
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 袁术传》
袁氏庶孽子袁绍，因出身微贱（生母是侍婢），很能折节下士，表现出一副“交结英俊”的风流派头。董卓之乱时（189），豪杰纷纷投奔袁绍，似乎合作愉快。
但是，就在袁绍横扫河北，意图“更进一步”时，门阀们却纷纷转变立场，站到了袁绍的对立面。
这就是主簿耿苞的“劝进事件”。
注：耿苞劝袁绍称帝，河北士人群情激愤，最终袁绍被迫将耿苞处死。
关于耿苞到底是“自发劝进”、还是“通过袁绍授意”，因为诸书记载相异，已经不得而知。但河北群臣的态度却显而易见，他们纷纷上表要求处死耿苞，最后袁绍不得已、杀之以平民愤。
（袁）绍以苞密白事（劝进表）示军府将吏。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绍乃杀苞以自解。–《典略》
耿苞劝进、袁绍被迫杀之
可见，在袁绍“恪守臣礼、安于臣位”的时候，门阀士族是可以与其合作的；但袁绍欲更进一步，凌驾众人之上的时候，则遭到了铺天盖地的反对。
类似的情况在孙、刘两家也有出现，不过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这与二者政权结构有关，孙刘早期的核心人物中，门阀出身者不多。
但即便如此，刘备僭越汉中王时（219），仍引来费诗的不悦；而敕封关羽、使与老兵黄忠同列，又引来关羽的抱怨。
费诗是益州犍为豪族，他的态度不难理解；关羽孤微发迹，不过一介亡命徒，他又有何可抱怨呢？
实际看劝解关羽的辞令，即“君侯虽云臣子，实际与汉中王并列”便可知晓，关羽实际对刘备“凌驾众人之上”有所不满。
今汉王（刘备）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黄忠），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关羽）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蜀书 费诗传》
刘备是汉左将军，关羽是献帝敕封的中郎将，又是曹操表奏的偏将军，也挂汉官头衔，与刘备在名义上、皆“共仕汉廷”。现在刘备称王，很明显是凌驾群臣之右，故引发关羽不满。
关羽的抱怨，虽然只是“骄矜刚戾”的反映，但与东汉门阀反抗曹操、东晋门阀反抗王敦、桓温其实内核相同。即：
昔日大家平起平坐，今日有人欲凌驾群臣，必然引起众人不满。
换言之，曹操、袁绍等人，虽是“集团首领”，但实际彼时尚处在东汉末年。在“同为汉臣”的集团成员眼中，曹操虽然功德盖世，身份却与自己无异，皆是“天子之臣”。
大家本应该“北面而立”。而曹操却要“南面独坐”。引起旧贵族的反抗，也在情理之中。
强者欲自立、则群臣怨愤
曹操在“废三公”时（208）杀了一批门阀（孔融为代表）；在“进爵魏公”时（213）又杀了一批门阀（荀彧为代表），临终前（218-219）再度发起肃反，在邺县与许县“诛戮群臣”，其实都是“凌驾众人”之后的应激反应。侧面亦可见反抗者之多。
理由显见。门阀的核心诉求，是保持门第不堕、维护家族利益。这种目标，需要台上坐着“弱势君主”才能实现。因为皇权的扩张，必然会挤压豪族的利益。
因此，门阀们维护皇权（汉献帝、晋元帝、晋简文帝），不是因为他们真有忠孝之心，他们实际是在维护“弱主”，是在维护自身利益。
试想，真正的强势君主，哪用得着门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
同时，门阀们又反对集团内部孵化出“新的强梁之人”（曹操、王敦、桓温），因为强势之主，必然会实行集权政策，损害门阀的利益。
纵览史书，雄主在位时，从来未听闻有什么“强权士族”的出现。而“至德之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皇权衰败”。
实际这群所谓的“圣贤”，表面上看似保皇党；实际一旦皇权有重振的苗头，他们便会立刻调转风向，站到皇室的对立面。
因为门阀们维护的不是皇权，而是“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弱主”。
胸怀天下是假，求田问舍才是真。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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