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个当代人，若不是碰巧处于一个决定性位置，对于那些会改变世界面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将知道得十分稀少。
更难之处在于，谁若是打算绘出一副尽可能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的时代画卷，勾勒出时代鲜活的心灵气氛，也必须要有勇气，使那些具有浪漫主义设想的人彻底失望。
但这样的人在历史长河中要经过漫长的间歇，才能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中胜利地傲然崛起。
杜甫，一个被誉为“诗史”的伟大诗人，就在盛唐转衰的间歇崛起了。从他身上，我们不止看到了盛唐之下的浪漫壮美，更有悲壮的现实。
在唐代，甚至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安史之乱”都是称得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大事件。杜甫是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关注这场战争的命运，而且经受了它血与火的洗礼。
在这一事件中，杜甫将时代的风云，战争的烽火，生活的磨难，激摄于胸中，而形之于笔端，并赋予诗人的评价。他不止真实重现了盛唐之下这一悲剧性事件，更烘托出了不会在大事件中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心灵气氛。
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安史之乱”不同于史书描写的另一面。
01 杜诗对“安史之乱”五个阶段的描述，把战争胜负，系于国难、家愁、民怨、己忧的链索之上
杜诗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一部战争史来读，就在于杜诗反映“安史之乱”这场战争的大体过程，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从《哀王孙》到《渔阳》、《有感五首》共45首分5个阶段，分别反映了从756年6月安禄山部孙孝哲攻下长安，到763年春“河北平”，长达八年战争的大体进程。
第一阶段，反映长安陷落并被血洗以及陈陶斜、青坂败绩。
孙孝哲攻下长安，曾经进行过大屠杀和大掠夺。史载的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附马及高力士之党“凡八十三人……流血满街”、“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之事，在杜甫的《哀王孙》以“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骆驼满旧都”的形象语言加以反映。
而且这首诗还以逼真的细节，揭露王孙的狼狈相，以低沉凄怆的调子，为唐王朝的京都沦陷唱哀歌。
其中的《悲陈陶》和《悲青坂》是姊妹篇，这两首诗有与史互证的价值。如陈陶斜之败，官兵死伤四万，既见于史也见于杜诗。《悲陈陶》写惨败是实写，而《悲青坂》是虚写，用“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比起实写更见出惨。
不但如此，在前篇杜甫尚以“日夜更望官军至”，对收复长安抱有希望，而后篇却变为敦请“忍待明年莫仓卒”。两篇对比，证明《悲青坂》非反映陈陶斜之战，很可能指的是如《资治通鉴》所载：“癸卯，珍自以南军战，又败”的史实。
第二阶段反映唐军757年9月收复西京之事。《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二韵》《收京二首》均写于这年秋冬。
前篇非写香积寺北之战况，而应是写战后长安垂手可得之际。因诗中有把安禄山部比为“鼎鱼”“穴蚁”之称，又有赞郭子仪部李嗣业、王难得“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之句，可见诗的观察点在战后。
此篇一扫前一阶段低沉悲凉、紧扣“喜”和“已临”，而喜溢言表。后一篇则欢呼复京之速，并希望能进而速克东京洛阳之忱。
第三阶段反映郭子仪、李嗣业所率领的安西兵向邶城的胜利进军。
《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当分别写于758年夏季和秋季。这二首属颂诗，由诗中的“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可知着眼点是颂兵非颂将。
写于759年春的《洗兵马》，感情似江河奔腾，欢歌起舞。前一年杜甫旧家洛阳已收复，甫在洛阳，得悉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军已完成对邺城安庆绪的包围，故喜动于衷，情入于诗。
但诗中的“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虽反映杜甫反战之诚，而未免有书生之见。
第四阶段反映邺城败绩到河阳胜利之事。
著名的“三吏三别”就是此时所作。这6支作品，属乐府式的纪实诗，但不记战争本身，而是记战败后目睹之状况，具体而真切。
另一首《遣兴·高秋登寒山》写于战败的当年秋天。诗中“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可与《资治通鉴》所载：“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相印证。与“三吏三别”殊异，是朝廷惨败纪实。
上述诸篇与前段所写之诗迥异，反映杜甫由喜变悲，甚至顿足号陶，撕肝裂胆！杜甫的希望成了泡影，从此忧心忡忡而难自制了。
杜诗对河阳之役的胜利，在760年所写的《恨别》，《野老》有所反映。但这时杜甫的诗已不再表现往年向邺城进军时那种热情横溢，踌躇满怀了。
此时杜甫远居巴蜀成都，洛阳旧家尚未收复，因此在诗中反映出“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王师未报收东都，城阀秋生画角哀”的心情。
在《散愁二首》中，杜甫虽然对军事的胜利也闪过一线希望，曾敦促李光弼“司徒下燕赵，收复旧山河”，但仍然忧心郁结，希望渺茫。他矢志忠心于“丹阙”但不能报国而心碎，因而迸发出“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的深长哀叹！
这一阶段，诗描写了朝廷在军事上从失败又走上胜利的坦途，但杜甫因邺城败绩，经受了大希望到大幻灭，因此从“三吏三别”萌发的沉郁顿挫之情，并不因胜利而豁然开朗，而是深深埋在心底，困扰他、折磨他。
诗中反映出来的这种感情和心理状态，似乎不像前几个阶段因战争的变化而变化，似乎与战争形势相悖逆。其实不然，为何？
唐朝经历了五年战争，像一个羸弱的老翁又经一场大病，虽短暂复苏，但已元气大伤了。这一阶段杜诗的气调，也就是经历大病的这个老头的气息！杜诗提供的这种时代的心灵气息也是史书所不能比拟的。
第五阶段反映“安史之乱”被平定，河南河北被收复之事。
“安史之乱”被平定是在763年春，杜甫在前一年所写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渔阳》已见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前一首所反映的情绪如日破重雾似的开朗，感情如开闸放流似的奔腾。
因为杜甫返回京圈为官之心并未完全泯灭，长年累月思归旧家洛阳之念犹切，诗人的这种感情是很可理解的。但杜甫对时局和前途，仍然惴惴不安。
如《渔阳》中对雍王李适统兵十余万进讨史朝义的前景，还有“猛将飘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计”之疑惑，这种心理在隔一年所写的《有感五首》表现得更加突出：
“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胡灭人还乱，兵残将自疑”。
当然，对杜甫这种警觉和余悸，不能简单地非难为恐慌，而只能历史地加以说明。
长期的战争，不但把整个中国北方投入火与血之中，也把杜甫推进无穷痛苦的深渊。他的仕途、理想扑灭了，而且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贫病接踵以至身死。
他关注战争的发展，是由于战争把他一家的不幸和广大人民的痛苦连结在一起的。杜诗可作为一部战争史的奥秘就在于此。杜诗反映的史实可以举史佐参，但又不是史书可替代的。
杜诗不单纯描写战争，而总是把战争的胜负，系于国难、家愁、民怨、己忧这条链索上，灌注着自己的全部感情。
02 时代提供画像，而杜甫充当解说员，给重大事件做一些解释
杜甫的诗歌讲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那一代人的命运。
杜甫并不重于自我表现及拘泥于生活琐事，他的目的在于描绘他所看到的世界。就好像在放映放幻灯片时，他充当着解说员：时代提供画像，而他做一些解释。这才使杜诗成为一部战争史，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揭露这场战争的残暴性是杜诗的第一个特点。如史载“安史之乱”造成对中原地区“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的大破坏在杜诗也得到大量反映。
如《往在》的“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逃难》的“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己衰病方人，四海一涂炭”比史书记载得更典型而深刻。
“安史之乱”造成万千人民流离失所，大量南迁，在杜甫的《登舟将适汉限》也有“生理飘荡拙，有心送暮鼓违。中原戎马盛，远道素书稀”的反映。至于大量死亡，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杜诗更有大量反映。
如《释闷》的“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遣兴三首》的“朽骨穴蝼蚁，义为蔓草缠”……可谓触目惊心。
杜甫揭露这场战争的残暴性，有时是站在朝廷的立场，有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有时二者都有。
勿庸讳言，他有一些诗，有对“宗庙”“丹阙”“灵寝”因战乱而瓦落灰飞的描写，表明他是朝廷的忠臣仆从。但杜诗有更多的关于人民遭受灾难的描写，这种情况，特别是在邺城败绩后更是如此——无需美化杜甫，但也不能就此低估他诗歌的现实主义威力。
杜甫从切身的磨难，用血与泪擦亮了他的眼睛：在认识上，对“安史之乱”战争性质的说明是深刻的；在感情上，对这种战争有着难遏的切肤憎恨。他暴露这场战争的残暴性，在深广度是同时代的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着力反映重要战役，是杜诗反映这场战争的第二个特点。
759年12月杜甫赴蜀前，朝廷和叛军打了3次重要战役：潼关之役、陈陶斜之役和邺城之役。杜诗对这三次战役都有反映，但详略和深浅不一。
关于潼关战役，杜诗对这次战役的反映是从简而较浮浅的，对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哥舒翰也失之公正。
潼关之战及其沦陷是756年6月之事。是时，杜甫先是忙于搬家，后又在奔往灵武途中被获囚于长安，他并无亲历其境。事件发生的隔年，杜甫在《北征》一诗才给以反映。
诗中以“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表现对遭受战乱的“秦民”的深切哀痛，而对战况及战败的后果就片言未及了。
又隔了2年，杜甫在《潼关吏》一诗中，把三年前潼关失守的责任归罪于哥舒翰，提出“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责难。杜甫这种谴责是有失公正的。原因是哥舒翰不但是屡建战功的猛将，而且在当时防守潼关也曾坚决不虞。
导致潼关失守的原因是由于杨国忠“谬说帝趣翰出潼关，复陕落”之故，因此失守的责任在于杨国忠和唐玄宗。
至于潼关失守后哥舒翰投降，是哥舒翰有鉴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因失利被杀的教训而作出的。这与唐玄宗对失利的将领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厉惩办的政策有关，也不能全部归罪于哥舒翰。
杜甫对哥舒翰的谴责，反映了杜甫对“胡将”的看法，也表明他在当时是站在朝廷立场上的。
关于陈陶斜战役，杜甫的《悲陈陶》、《悲青坂》对这次战役的反映是具体的，感情是沉痛的。
他写了惨败的状况：“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也写了士卒的胆怯厌战的情绪：“大寒饮马太白窟刃”；也写了叛军的猖撅：“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对这次战败只以“忍待明年莫仓卒”作委婉而含糊的批评，这是不够的。
这次战斗的失利，当然与宦官邢延恩的逼迫有关，但杜甫好友、统率这支军队的房琯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这次战役是选择在敌焰弥盛之际，房琯主动请战的情况下进行的，房琯是一个“雅有宰相望，其于弥纶天下，非所长也”的人，由这样不谙军事的人统帅，临战又采取古代兵车战术，失败是肯定的。
杜甫或出于收复长安心切而原谅房琯，或由于个人情谊而拘私，我们无法明断，但在态度上与潼关失守是迥然有异的。
关于邺城战役，杜诗对这次战役的反映，在广泛性、连贯性、深刻性方面，远远超过前两次战役。和前两次战役不同，杜甫再不是耳闻其事，而是亲临其境，目睹战败造成的各种恶果，和人民患难与共。
“三吏三别”深刻地揭露历经5年安史之乱的破坏：战争夺去了千百万人的性命，丁男抓尽了，老翁、老姐、新婚的也不能幸免，从军再不是高适《塞下曲》中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壮举，而是《新婚别》中“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石壕吏》中“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末路。
诗中满是烽火、积尸、空巷、废庐、“万国尽征戍”、“何乡为乐土”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支支撕肝裂胆的哀歌。“三吏三别”也成为了这一段历史的最真实的写照。
反映李唐王朝和安史战争的复杂性，是杜诗反映这场战争的第三个特点。
李唐王朝和安史反叛集团的矛盾，构成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牵动李唐王朝和吐蕃、地方势力的矛盾。杜诗大量反映人民的苦难，表现基本矛盾的加剧，反映安史之乱战争的大体过程，突出表现主要矛盾，反映李唐王朝与回回纥、吐蕃的矛盾，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鉴于自身力量之不足，肃宗一即位，就派使者引入回纥兵。但杜甫对这一策略有着较为矛盾的看法，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回纥兵在挫败安史叛军，收复两京是有功绩的。对此，杜甫也曾经热烈颂扬过。如757年，回纥兵曾与朝廷军队，在香积之战中打败安禄山部，进取长安。杜甫在当年所写的《北征》中赞扬回纥兵是：
“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
但是回纥兵引进中原是过大于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回纥兵的破坏性愈演愈剧，杜甫对它的揭露批判也越来越猛。
引进回纥的初期，杜甫在《北征》只是提出“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的委婉批评。但只隔一年，杜甫对册封回纥英武可汗，遣宁国公主出塞立为可敦，回纥又遣三千助讨安庆绪这件事，就完全不能忍受了。
当年杜甫写的《留花门》，对此就表示“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的非议和忧虑。特别对回纥入京，更斥为“杂种抵京室。”、“回纥馁肉葡萄宫”。
763年春，安史之乱平定后，按照杜甫的想法，回纥应该要返归了。但事与愿违，回纥不但长驻陕冀而且时而掠夺。当时杜甫虽身居西南，对回纥恃功寇掠行经，痛心疾首，愤情难抑了。2年之后的秋冬，他写下《遣愤》痛斥回纥是“蜂虿终怀毒”，要朝廷对回纥采取“雷霆可震威”的行动。
肃宗以及后来的代宗，在自己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和击退吐蕃，引进并使用回绝兵，在当时是必然的选择。但回纥对中原地区的骚扰、掠夺和破坏，使人民的苦难又深一层，杜甫揭露并谴责回纥的胡作非为，也应得到肯定。
比起回纥，杜甫对吐蕃入侵的问题更加关注。从759年秋写《秦州杂诗》始，至768年春夏写《秋日送薛明府奉薛尚书》止，十年时间里，他在反映吐蕃入侵的问题上，共写下将30多首诗。它们反映了唐朝和吐蕃的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发展，既反映了历史真实，又反映了杜甫的思想。
从763年到767年，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经历了和与战的错综变化。763年，吐蕃趁郭子仪、严武罢镇剑南、西川的大好时机，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继“三城”“八州”沦陷，长安也毫无抵抗地迅速落入吐蕃之手。
身处于危难之巴蜀，忧患于吐蕃之猖獗的杜甫，在此万难勃举之秋，悲愤之情怀倾泻于诗篇。从《西山三首》的“烟尘侵火并，雨雪闭松川”“漫山贼营垒”“关城未解围”至《王命》的“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遣忧》的“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中，看到日益恶化的局势。
这个时期的诗，还有谴责尊唐朝为舅父的吐蕃“背恩私”，反映对罢镇郭子仪、严武的悲坳，也反映“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的战争破坏。
由于长安陷落，才迫使朝廷在764年进行反击并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和郭子仪帅诸将镇奉天和任严武为成都尹分不开的。胜利也鼓舞杜甫，在他写的《扬旗》和《和严公军城早秋》，颂扬将士，并希望“欲夺蓬婆雪外城。”
这段期间，因叛将仆固怀恩的捏合，吐蕃又联合回纥进行过几次的掠夺和骚扰，但郭子仪采取正确的方针，说服回纥议和，并联合回纥，大败吐蕃，迫使吐蕃在767年遣使求和。
杜甫在隔年写的《近闻》，以欢欣的心情，庆贺“渭水逶迤白日净，陇山萧瑟秋气高”，而且赞赏“似闻赞普真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的和亲政策。
从767年秋到768年春，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又经历了战与和的变化。但吐蕃的入侵并未酿成大祸，很快就被击败了。杜甫的《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五》就是为了这个胜利而欢歌。
但欢歌未已，吐蕃又来侵扰了。杜甫的《遣闷》道出：“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疮”的兵戈未饵的状况，而且在《秋中荆南述怀三十韵》更痛斥吐蕃是“蛟螭深作横，豺虎乱雄猜”。
此后，吐蕃又再度表示和好，朝廷派一个姓薛的尚书为使，杜甫曾有诗奉寄，赞颂薛尚书“公时呵猰貐，首唱却鲸鱼”的和亲功绩。
在这一段时期，朝廷对待回纥和吐蕃或和或战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杜甫在前期反对和亲政策，但他在临终的前几年已改变了主张，这认识的转变是值得赞扬的。
在回纥和吐蕃的问题上，杜诗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这场战争的真实记载。更可贵的是，在这众多的诗篇中，杜甫不忘人民的灾难，不忘对邪恶势力的鞭挞，这使杜诗达到极高的思想成就。
杜诗反映了安史之乱的大体过程，反映了战争的重大事件，体现了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变动以及带来的从盛唐到中唐的时代风貌的变化。
虽然作为“诗史”不能与历史划上绝对的等号。但杜诗在反映战争史的真实性上，可贵的是反映了由于战争而造成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
杜甫的功力表现在能艺术地把握战争的实质。那一幅幅战乱图景，是杜甫感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是由于战争创伤带来的萧条凄凉，百孔千疮的时代写照。
更重要的是，杜诗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单是观点的问题，而是凝聚并迸发出一种爱或憎，褒或贬的感情。
杜甫这种感情，有的是出于对李唐王朝的忠诚，有的还浸透着对人民的爱，对邪恶势力的恨。正是陆游所说的“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作唐诗。”
杜甫是被卷进“安史之乱”的浊流漩涡，深受其害，已烙上战争伤痕的诗人。他的诗在反映战争问题上，可以当作一部战争史来读。
对当下来说，我们虽已无直接的战争威胁，但每日发生的事件，大大小小，光怪陆离，缠绕盘桓，直教人惊讶地瞪大双眼，显示出个人的认知限度。我们又该如何去观察思考，并记录下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