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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秘(1)-萧红与胡风一笑泯恩怨

发布日期:2020-11-24 04:22:22

历史揭秘(1)-萧红与胡风一笑泯恩怨

萧红与萧军

胡风与萧红交往七年,对萧红一贯是真诚的,直率的,从不虚与委蛇。自1935年冬,他写第一篇评论萧红成名作《生死场》的文章开始,他就抱定这个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见到瑕疵也绝不掩饰。这才是真正的诤友啊。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萧红能侧身中国神圣的文学殿堂,除了她的勤奋与天赋外,还与鲁迅先生的奖掖和提携是分不开的。其实,在萧红短促的文学道路上,还有一位曾给予萧红鼎力相助和竭诚支持的重要友人,他就是胡风。当年,他们在鲁迅门下和睦相处,情谊深厚,谱写了一曲文坛佳话。抗战爆发后,他们却因一些误解而积怨颇深,几近反目。但毕竟都是鲁门弟子,几多恩怨终付诸一笑。

鼎力相助

1934年冬,鲁迅收到两位素平生的东北青年的信和小说稿,要求介绍发表久、他们从青岛来到上海,投书鲁迅,想尽快一见。他们就是萧军(当时名叫军、刘军)和萧红(当时名叫乔吟)。这一对刚从沦陷区来的青年夫妇,并不知道当时上海的形势是多么复杂险恶,鲁迅的处境又有多么的艰难困顿。鲁迅一面复信安慰这对心情急迫的青年,一面嘱托在他身边工作的与他有“平生风谊兼师友交往的胡风,去了解一下东北或华北有没有这样两位作家;并问胡风,有什么办法能多了解些他们的具体情况。鲁迅还通过其他人,从侧面也对他们作了一番了解,看看他们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党派关系等。

当鲁迅知道这两位从敌占区来的青年作家陷入了窘境,他觉得应该将他们介绍给上海文艺界,使之得到左翼文艺力量的支持,以便在这块冒险家的乐园能有立锥之地。于是,鲁迅决定在四马路小花园弄梁园豫菜馆请一桌客,名义上是为胡风的儿子做满月酒,实际是想介绍萧军、萧红认识认识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时间定在1934年12月19日。鲁迅的兴致很高,他亲自去餐馆点了菜品。参加与萧红、萧军夫妇会见的主要客人有茅盾、聂绀弩夫妇、风夫妇、叶紫等。看得出,这是鲁迅先生精心的安排,希望他们日后能助“二萧”一臂之力。

鲁迅在给胡风的请柬中特别提到:“希望带公子来。”谁知邀请信在传送时被耽误了,第二天才把信送到胡风手中。当胡风看到鲁迅先生熟悉的笔迹,心中感到无比懊丧。胡风立即去见鲁迅先生并说明情况,鲁迅先生却很平静地说:“真可惜本来是想让大家看看你的小宝宝。”谈起萧军、萧红夫妇,鲁迅先生说,他们都很想和你见面。于是,鲁迅先生就把他们的地址给了胡风。几天后,胡风登门拜访了萧军萧红夫妇。他们相见甚欢,胡风觉得萧红很坦率、真诚,还未脱女学生气,头上扎着两条小辫,衣着朴素,脚上穿的还是球鞋呢,有当时上海滩的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因此,虽是初次见面,胡风对他们就不讲客套,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萧红和胡风之间彼此坦诚相待,来往频密。

不久,萧红将她的中篇小说拿给胡风看,并告诉他这个中篇还没有名字呢,请他给命名,又拜托胡风作序。胡风当时就婉言辞谢了,要他们请鲁迅先生作序。然而,鲁迅先生在和胡风的闲谈中却叫胡风写,鲁迅先生说,他一人写两本书的序(此前、鲁迅先生已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序—作者注)不太好,又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叫胡风写一篇。胡风立即应承。当他写好后,得知鲁迅先生还是要为萧红写序,就坚决要求萧红把他写的序放在书后,作为“后记”。关于小说的名字胡风从小说中一个小标题引申出来,给小说取名生死场》。萧红他们高兴地采纳了。胡风在《读后记》中的一段文字,对这个书名作了精妙的诠释:“…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

胡风在《读后记》中称赞道:“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天下的血迹模糊的土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在另一个场合胡风又说道:“读了这个中篇(《生死场》),我吃惊于作者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的感觉,用字的大胆,和特殊的风格。这是一个有着发光的才华的未来的女作家。”(胡风《悼萧红》)

胡风并不只是一味地赞美,他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出了她的短处,他将其归纳为三点:一、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缺乏典型性格;三、语言锤炼不足。即便如此,胡风仍然认为它是一部能传诸后世的“史诗”,“一部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胡风用最大的热情和鲁迅一起,向中国文坛推出了这位洋溢着青春气息、才华初露的青年女作家。

到了晚年,胡风仍然对《生死场》进行着严肃的思考,把它提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进行评论。

1935年12月,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生死场》最终作为“奴隶丛书”的一种,以容光书局的名义自费出版。在印刷的过程中,是胡风不辞辛劳带着校样往返于鲁迅和萧红之间。因为,鲁迅先生要写序,得先阅读作品,而萧红又要对校样作最后的修改校正。胡风与印刷厂熟悉,便由他取出校样,在鲁迅先生和萧红之间传来传去。

由于书是自费印制的,发行很困难。“大书店不敢销售这样的书,我们就用布056名人传记》精华本播秘

包着送给接近的人们,辗转地推销出去。”(胡风回忆录》)胡风还从鲁迅先生那里十本二十本地拿去,交给当时左联的工人文艺小组代为推销。因为,胡风曾任左联宣传部长、书记,这个基层渠道他是熟悉的,但其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说老实话,那时我带着那么一大包不合法的书,如果遇到了巡捕(上海租界的警察)抄靶子(搜身)、是有被捉到官里去的危险的。”(胡风《悼萧红》)但是,为了扶持左翼文艺的新生力量,为了萧红的重托,胡风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后来,萧红又写了不少有关东北沦陷区人民生活的作品,每次她都要送给胡风看,胡风对她的文稿总是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修改意见,萧红都很诚恳地表示接受。读着萧红的文稿,对其长足的进步,胡风赞不绝口,欣喜地说:“有些实在写得好,看得出,在文字修饰和对人物刻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胡风常常忍不住在萧军面前夸赞萧红:“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胡风对萧红的帮助和夸赞是真诚的。他把刚出版的《生死场》带回家,要夫人梅志多看看,好好向萧红学习

胡风对萧红的支持是多方面的,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给予指导,也经常把萧红的文稿推荐给他朋友主编的刊物发表,以解决萧红他们生活上的困窘

1936年春天,胡风在鲁迅先生的授意下,创办了文学刊物《海燕》胡风鼓励萧红积极投稿。1月20日,《海燕》创刊号出版,这一期发表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出关》及几篇杂文,发表了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文;胡风特意在创刊号上还选用了萧红的一篇散文《访问》。第二期又发表了萧红的散文《过夜》。第二期出版后,国民党向这本深受读者喜爱的新生的革命文学刊物伸出了魔爪,“海燕”不得不停止了歌唱和呼吸。

在鲁迅先生和胡风的帮助和扶持下,萧红在上海文坛站稳了脚跟,许多刊物向她约稿,各种文艺活动邀她参加,“不久他们就成了名作家了,卖稿不成问题,还有人拉拢捧场”(胡风《悼萧红》)。

友谊深厚

1935年春,萧红夫妇搬到法租界萨坡赛路唐豪律师家寓居。一天,萧红夫妇邀请胡风、梅志来家吃晚饭。他们去时已有不少客人,都是北方人,其中有初到上海的罗烽、白朗夫妇。大家围在一张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擀皮,大家一块儿包,手不停嘴也不停,热闹得很。这是梅志第一次见到萧红。鲁迅先生的家,成了胡风和萧红夫妇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一次,他们都来看望鲁迅先生,先生留他们吃晚饭,餐后又做长夜漫谈。那是1936年初的一个深夜,先生和弟子们都忘了时辰。待胡风和萧军、萧红从鲁迅先生家出来时,电车早已收班了。当时,鲁迅先生住在四川北路,而胡风和萧红夫妇都住在法租界,两地相距有十余里之遥。电车没有了,三个穷书生又坐不起黄包车,只好沿着爱多亚路步行回家。十里长街已是更深夜静,人迹寥寥。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兴致很高。萧红虽然看上去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但她好胜心强,提出要与胡风赛跑,比个输赢。血气方刚的胡风自然不甘示弱,于是,萧红便和胡风在这空荡荡的马路上奔跑起来。萧军则在背后鼓掌助兴。他们一直跑到法租界,胡风才与二萧分手。当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危险的,万一巡捕拦住讯问身份和住址,那很可能会惹出祸来。事后,萧红把这件事告诉了鲁迅先生,先生在1936年1月23日致胡风的信中半开玩笑地说:“劝你以后不要在大街上赛跑。”虽然几个青年人的行为举止有点孟浪,但也说明他们相处无间,情谊深厚。

萧红和萧军夫妇在上海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出现过两次感情危机。一次是鲁迅先生在世时,萧军背着萧红,与一位叫陈的姑娘热恋。胡风在《悼萧红》中曾提道:“这时,生活好了,不用发愁了……在他们夫妇之间,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治,那么相爱了”指的就是这件事。此时,萧红犹如掉进了痛苦的深渊,心如刀绞。而胡风正忙于帮助日本友人鹿地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抽不出时间来安慰萧红,他也不善于化解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但是,他是同情萧红的,他每次到鲁迅家,总是把梅志带上,自己到楼上去与鲁迅先生谈工作,让梅志留在客

厅与许广平先生一道去宽慰萧红,劝解萧红,她度过痛苦和寂寞的时光。为了摆脱情感的羁绊,1936年仲夏,萧红只身东渡扶桑离开上海时,萧红带了几本她最喜爱的书,其中就有胡风的译著《山灵》。萧红对胡风是敬重的,她不仅把他当作意气相投的益友,也把他当作自己文学实践中的良师。她虚心听取胡风对自己作品的意见,也爱读胡风的诗文和译著。1937年春,萧红重回上海。她的气色、她的体质似乎有些恢复。但萧军太不珍惜萧红对他的真爱,他曾醉酒打伤过萧红,又传出风流倜傥的他,与同处鲁迅门下的挚友、作家黄源的妻子许粤华有染,并已珠胎暗结。许粤华做了人工流产后,萧军忙不迭地去照顾她,把伤心欲绝的萧红丢在一边。这时的萧红身体很坏,常常失眠、腹痛,加上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几欲崩溃。痛苦无告的萧红又天天来到鲁迅家里,以期躲过这场情感上的暴风雨。又是鲁迅夫人和胡风夫人给她温暖,给她安慰。

淞沪抗战的炮声,把萧红从情感的旋涡中拉了出来。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上海许多不合时宜的刊物都被迫停刊了,而鼓吹抗战的期刊则应运而生。胡风也准备筹办一个刊物,便约请黄源、艾青、萧红、萧军、曹白、邱东平、彭柏山等座谈商议。在为刊物取名时,胡风提出叫《战火文艺,萧红说:“这个名字太一般了,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做抗战文艺的开端多好啊!”大家纷纷支持萧红的意见,刊名就这样定了下来。萧红很乐意帮助胡风办刊,是《七月》的创办人之一,胡风也一直把萧红当作《七月》的同人。

萧红还是《七月》的辛勤耕耘者。从《七月》在上海创刊起,到1938年9月撤离武汉,其间仅有一年时间,萧红就为《七月》写了七篇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在东京》《火线(外二章)》《无题》《一条铁路的完成》《一九二九的愚味》;一篇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并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写出了反映中原农民抗日斗争的剧本《突击》;还参加了七月杂志社举办的两次文艺座谈会。她在“现代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盛赞胡风,她说:“胡风虽然没有上战场,但胡风通过《七月》,办了一个好刊物,又培养了曹白、丘东平这样的战地作家,

这就是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撤退到武汉以后,萧红与胡风一家仍过从甚密,只要胡风有事,萧红他们都要来帮忙。胡风迁往武昌小朝街四十二号友人金宗武家后,萧红更成了这里的常客。一天下午,胡风还在午睡,萧红气急败坏地跑来找胡风,说有三个流氓模样的人,要把他们带到警察局去。机灵的萧红见势不妙便溜出来报信,要胡风立即设法营救萧军他们。胡风马上去找武汉行营的曹振武处长,曹处长答应去交涉。回到家里他又请房东、挚友金宗武托人打听事发缘由。几经通融、交涉,萧军不久便被放出来了。

几天后,萧红大概是为了感谢胡风,特意给胡风送来一方小图章。说是她亲自篆刻的,是阴文。后来胡风用过几次。可惜,这一方象征萧红和胡风友谊的图章在撤离武汉时丢失了。

芥蒂初生

1937年9月初,胡风邀约曾经围绕在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座谈,准备创办一个抗战文艺刊物,小说家端木蕻良也应邀出席。会上,他第一次见到萧红,因为都是东北人,两人相见恨晚。当萧红听说端木到上海已经一年多了,她立刻睁大眼睛惊奇地问:“我们怎么没听老胡说起过你呢?要不我们早认识了。”转身又对胡风说:“唉,胡风,你也太不对了!你认识端木,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你认识端木呢?”胡风无言以对。萧红更生气了,说:“你是单线领导,你是为了讨稿子到那儿去,为了讨稿子到我们这儿。”端木对胡风的印象也不好,认为他不坦率,拿朋友当稿源和私产。其实,胡风和艾青、曹白、萧军等也是分头见面,不发生横向联系的,也不和第三人说起对方。胡风比这些作家年纪大些,又长期在鲁迅身边从事半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工作,对当时上海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养成了单线联系的工作习惯,不是好热闹的年轻的东北作家所能理解的。胡风把萧红等人的误解隐忍心头,不作任何申辩。但胡风也觉得萧红再也不像两年前那个初涉文坛、虚心向他请教的年轻人了。多年后,胡风忆及往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指萧红夫妇)成了名作家了,卖稿不成问题,还有人拉拢捧场同时也就滋生了高傲情绪。”正是这时,萧红和胡风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1938年年初,阎锡山在山西临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希望吸收进步青年去学习,并来武汉招聘教授。萧军动了心,还想拉胡风、聂绀弩同去。最后萧军、萧红、端木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决定去1938年1月27日,胡风冯乃超等

到车站为他们送行。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胡风正在鹿地家拍摄新闻片时,艾青突然找来了,他还带来了萧红的信。萧红在信中说,自己已有了身孕。艾青则告诉胡风,萧红已和端木良同居了。这可是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尽管胡风在他们去临汾之前就已经看出苗头但是,心里仍然不是滋味。

4月底或5月初,萧红和端木良也回到武汉。一连两天都来找胡风,因在饭局上,不便交谈。第三天,他俩又来到小朝街四十二号金家花园。萧红和胡风梅志随便地坐着,端木良有意站在稍远处的蔷薇花丛的阴影下。萧红向胡风谈了她在西安的那段情况…最后,她宣告同萧军闹翻了,“我现在同他(萧红用嘴向蔷薇花丛那个方向努了一努)在一起过了”。端木蕻良只冷冷地似笑非笑地表示了一下。胡风夫妇并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作任何表示,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不过,作为真挚的朋友,胡风还是向萧红道出了他的箴言:“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感到高兴,但是,又何必这样快呢?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几十年后胡风回忆这段往事,仍然充满了对萧红的同情和担忧:“当她告诉我已和萧军分离了,我并不吃惊,我一直感到他们迟早是会分开的。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可使我迷惑不解了。我向她坦率地表示了我的意见,可能伤了她的自尊心,尤其使T(端木蕻良,作者注)感到不高兴。这以后我们就显得疏远了。(胡风《悼萧红》)

萧红不仅疏远了胡风,也疏远了胡风主编的《七月》,疏远了《七月》的一帮同人。其根源在于端木蕻良。不仅是原本属于萧军旧友的东北作家,也不仅是以胡风为旗帜的《七月》同人,几乎所有革命营垒中的左翼作家都排斥端木蕻良。丁玲晚年坦陈:“我对端木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到那副穿着打扮,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

萧红沉默了,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

虽然心理上产生了疏离,但是,她实在是不能不去看望好友胡风,萧红在胡风那里似乎能找回一些鲁迅先生昔日的关怀。而胡风依然关心萧红,他应邀参加了端木蕻良三哥曹京襄的订婚宴,在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婚礼上胡风担任司仪,席上胡风作为贵宾被安排在证婚人身边落座。据说,胡风还提议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把喜庆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一周年。这天,胡风冒着敌机空袭的风险,来到汉口三教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见冯乃超夫妇和萧红,才知道萧红至今还未撤离武汉。得知端木蕻良将她一人留下自顾自先走了,胡风有些愤愤不平。萧红身体已显笨重了,一个孕妇无人照管怎么行呢?胡风放心不下,问她有什么困难?萧红说,她将随冯乃超夫人李声韵一道去重庆。胡风这才放心了。

嫌隙难弭

据端木蕻良披露,他和萧红与胡风之间产生隔阂的主要缘由,是胡风故意做了手脚,使萧红没有搭上周恩来派给曹靖华的小汽车撤退到重庆,萧红因此受了折磨。端木蕻良1980年6月25日与美国学者《萧红评传》的作者葛浩文的谈话提及了此事。听上去“言之凿凿,铁证如山”,似乎该将胡风钉在不仁不义的耻辱柱上。其实这是杜撰的故事,是个弥天大谎!

曹靖华的《自叙经历》,否定了这一说法。其实萧红和胡风隔阂的根源正如梅志所说,就是他这个“第三者的闯”。

1939年1月中旬,萧红手持一束红梅花,热情洋溢地去重庆磁器街永华旅馆探视刚刚生了小孩的梅志。2月2日,胡风夫妇在重庆两路口的重庆村一阁楼安了家,此后,萧红和端木蕻良便不时来访。胡风回忆道:“如果是她一个人来,我们谈得很好,如果是他们两个人,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可能是我不愿说,她不敢随便说。

有一次,她一个人来我家看我,我不在我妻子将萧军新近来的新婚照片给她看了,她看后好半天没有作声。看得出,在她的感情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她没有等我就匆匆地走了。后来,我们虽然同住在北碚乡下,我只听靳以告诉我她生活方面的一些不愉快。她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们,可能这与照片有关,她把我看作是萧军党了吧。”

梅志也感到,胡风和萧红之间的嫌隙是难以弥合了。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6月2日,胡风举家迁到离他任教的复旦大学不远的帅家坝一农家院内居住。他们从以那里知道,萧红、端木良也从歌乐山迁到黄树镇上来了。最初住在复旦大学农场苗圃的两间平房内,秋天搬到了庄居住。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宿舍,是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有好几家教授住在那里。以住在萧红楼上,与之是近邻。

7月的一天,梅志去学校接大儿子回家,路过复旦大学操场时,发现穿着蓝底白花旗袍的萧红、站在那里观看太阳的余晖。梅志想,她大约被美丽的晚景打动了,正在酿一首诗篇吧。梅志不想惊动她,准备从她身旁斜穿过去谁知红掉转了头,和她打了个照面。梅志只好停住脚步,热情地邀她去家里坐坐。萧红犹豫了一下,说:“不了,下次吧,下次我会去看你们的。梅志无奈只好离开。等她接儿子

回来萧红已经不见踪影。梅志仰望天空,一片云霞掠过头顶。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萧红再也不会来看他们了。

后来,胡风夫妇多次去过靳以家做客,也知道萧红和端木燕良就住在楼下,但

他们对自己的种种误解,也就不想去打扰他们其实,胡风还是非常关心萧红的,他还很想鼓励萧红写文章,希望她能扎扎实

实地写出点好作品来;但款曲难通,他们只有从靳以处了解萧红的近况。

情断义绝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突然离开重庆飞赴香港。据说,行前他们曾征询过《新华日报》原总编辑华岗的意见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匆匆离开战时陪都,这与当时全民抗战精神和时代潮流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一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的不满和猜疑。一直关心萧红的好友、邻居靳以大为光火,几乎要骂人了。他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女佣)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胡风夫妇从靳以处得到萧红飞港的消息,可能已是1月底了同所有朋友一样,他们也感到惊奇。

带着疑问,胡风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写了一封信。许广平也奇怪萧红为什么离开重庆,离开有那么多朋友的重庆。她为萧红的病体担心。当萧红得知胡风对她的香港之行有所不满和猜疑时,最初尚能心平气和,她在1940年7月7日致华岗的信中说:“胡风有信给上海迅夫人,说我秘密飞港,行止诡秘。他倒很老实,当我离渝时,我并未通知他,我欲去港。既离渝之后,也未通知他,说我已来港。这倒也难怪他说怎样怎样。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侮(诬)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没有,而且是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中国人这种随便,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不利己的,我以为是不大好的…

导致胡风与萧红、端木良彻底绝交的是另一封信。胡风曾经把萧红、端木蕻良离渝的事写信告诉了艾青,艾青很快又将胡风的话传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的耳朵里。四十年后端木蕻良道出了原委:“到香港后,后来艾青告诉我,我们去香港,胡风就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蕻良也去了香港。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良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这是何居心?当时作家的生活是疲于奔命,我们在香港还能建立一个‘香窝’?所以后来就和胡风完全不来往了。”胡风是个快人快语的人,心里藏不住话。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胡风个性上的致命缺陷:“胡风耿直,易招怨。”

当萧红得知胡风的过激言论时,“坐立不安地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痛苦的。过后一想,才觉得可笑,未免太孩子气了”。萧红在7月18日给华岗的信上说:“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销,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糊涂人,不是糊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诬)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诬)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世界是可怕的…我也不想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岂不想出毛病来了吗?你想要替我解释,我衷心地感激,但话不要说了。”萧红是经胡风介绍才认识华岗的,华岗与胡风的深厚友谊或许萧红并不了解。所以,对于萧红与胡风的尖锐矛盾,他是想替萧红作一些解释,而不是去批评胡风指责胡风。因为他了解胡风,胡风没有坏心眼儿只是出于一时义愤,说了过头话而已。

萧红不要华岗去向胡风作解释,于是,两人的关系形同冰炭。华岗究竟去向胡风解释没有,如今找不到文字记载,但华岗劝解萧红却也起了作用。萧红在8月28日给华岗的信中说:“…前些日子的那些牢骚,看了你的信也就更消尽了,勿念

相逢一笑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抗议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共南方局决定,能走的文化人都要离开重庆。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胡风一家于6月从重庆撤退到香港,不久,梅志带着两个孩子又从香港回了上海。

胡风和萧红,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妹”,多少恩怨、会,都能化解、消。8月,胡风得知萧红卧病在床,便赶紧到尖沙咀乐道去探视。胡风后来回忆道:“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胡风自传》)

见到胡风,萧红无比欣喜,就如同见到远行归来的亲兄长一样,早把一年前刚来香港时,频频给华岗去信责怪胡风的尖薄语言抛在了脑后。她兴致勃勃地对胡风说:“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萧红是在怀旧,是感到了寂寞和孤独。胡风只能劝慰她保重身体,安心养病,以后是能见着这些老朋友的,还有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呢。想不到胡风与萧红的这次仓促会见,竟成了他们的诀别。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香港。胡风于1942年初夏,从香港脱险到了桂林,后来骆宾基也辗转来到桂林。骆宾基护理了萧红近一个半月,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把萧红在香港沦陷后的那一段生活,如泣如诉地告诉了胡风,胡风夫妇听了禁不住一阵鼻酸,水几乎夺眶而出四十年后,胡风在《悼萧红》中依然动情地写道:“这一位有才华的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民族解放战争,为控诉旧社会的暴行进行过斗争的革命女作家,未能完成历史赋予她的使命而带着一颗破碎的孤寂的心,只有三十一岁的青春,就含恨地与世长辞了!怎能不使我们感到痛心和惋惜!”

胡风与萧红交往七年,对萧红一贯是真诚的,直率的,从不虚与委蛇。自1935年冬,他写第一篇评论萧红成名作《生死场》的文章开始,他就抱定这个态度,有

说一有二说二,见到瑕疵也绝不掩饰。这才是真正的诤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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