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守敌十分清楚，能不能"固守"能守多久，关键取决于有没有粮食，一旦没有饭吃，工事再坚固，武器再精良，也无济于事。因此，郑洞国来到长春后，就千方百计地搜刮粮食。从3月份起，他就责成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并拨给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和保安旅等单位大量东北流通券，要他们自行采购。到5月份，已抢购到约300万斤左右，加上长春市长尚传道扣买南京政府存放的那100万斤大豆，共约400万斤。到5月下旬，我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对长春形成了四面合围的局面后，就断绝了敌人从市外搜刮粮食的来源。敌人搜刮了两个多月的粮食，满打满算不足10万守军食用1个月。全市经过人口清查和存粮摸底，市民的口粮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那8月份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长春守敌已经意识到，市内的老百姓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榨了。
1948年3月以前，长春只驻有新编第七军和一些地方部队。那时，新编第七军的粮食供应由联勤总部十六支部负责，比较充裕。好在那些地方土杂部队多为收编的土匪武装，平时抢掠成性，虽然把他们驱赶到市郊，仍旧可以靠着迫害老百姓、打"活食"吃过日子。六十军撤到长春以后，长春与沈阳的陆上交通虽然时断时续，尚可勉强维持。空中交通，还控制着大房身机场和宽城子机场。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派驻长春的空军人员和后勤补给人员仍照常工作。因此，长春市虽然增加了数万军队，粮慌问题，并不突出，市面依旧生意照常。自5月份我军开始合围后，外围据点逐步放弃向市内收缩，那些打"活食"吃的土匪队伍，也被赶到市内来了。此时的空运，虽然在维持，但却没把运输口粮作为重点。大多是来时运军用物资，回程则撤运空军的设施器材，兼理民间疏散。由于形势日益紧张，一些有钱者争相逃离长春，掌握空运者，提高票价，借机大发其财。于是，长春市内的粮慌问题，就开始突出了。市场也因货源断绝，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宛如决了堤的洪水，任何力量也无法控制。守军日子不好过，市民更是灾难临头。一个好端端的长春市，顿时变成了一座凄凉的死城。
郑洞国、尚传道等人曾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大意是为了"固守"长春，要把市内人民的一切粮食和物资全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这就是蒋介石对长春守敌亲自下达的第一道"杀民养军"的政令。郑洞国拟将此令由尚传道施行。尚传道生怕照此办理会引起长春人民的"骚乱"，拒绝执行。同时向郑提出："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7月底，8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郑洞国无奈，只好责成尚传道搞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办法"中规定，只准市民每人留自食粮到9月底，共135斤，剩余的粮食，一半卖给政府做军粮，一半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买卖粮食按政府议定的价格，不准哄抬粮价，违者从严处以极刑。草稿拟成后，经郑洞国核准，以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公布。到了7月1日，更下明令规定：凡麦子、麸子、糠秕、豆粉等类，均列为管制粮食。有的用高粮变换为麸子、糠秕，打算多吃几天的，也因超出了规定的斤数，被查收。尚传道还亲自到市场检查粮价，并杀一儆百，处决了3名哄抬粮价情节严重的商人。这就是蒋介石和长敌杀民养军政策的第一步骤。
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对长春空运问题不能说不重视。1948年3月24日，曾在长春专门召开过空运工作会议。对长春空运问题做过具体安排。决定从4月5日开始，空运起点为沈阳，接收单位为长春补给区十六支部。确定空运物资为军械弹药、通讯器材、粮秣被服等等。第一次空运，4月5日来机4架，降于大房身机场。由于当时粮食问题尚未十分"紧张"，因而运来的是些通讯器材、卫生药品。第二次空运，为4月6日，运来的仍是通讯器材，还有胶鞋。在第三次空运回程起飞时：遭我炮击，1架飞机被击毁、停运一周后，改用宽城子机场。到5月3日止，每日飞机3架，运输物资主要为枪械弹药。5月4日那天，飞机4架，往返两次，最后一架飞机起飞时遭我炮击，虽未致毁，但却因此停运到5月10日。5月10日后，又陆续开始空运。5月7日，又遭我炮火袭击。至此，敌空运告停，改为空投。如上所述，长春守敌在4-5月间虽然空运尚较得手，但运输的物资绝大多数是军械装备，粮秣却没运来多少。
到了6-7月间，长春外围据点全部被我扫清，原来方圆数万平方里的国民党统治区，都成了解放区。长春市粮食来源，彻底断绝了。大房身机场被我占领，机场跑道被我独立第七师用炸药炸坏。宽城子机场也相继为我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的国民党守军，只得仰赖于空投过日子。
6月11日，长春守敌组成了空投接收委员会，由联勤总部交通主任张伯僚为主任。从6月12日起，由沈阳起飞的运输机每日可保持5-10架次抵长空投。两个空投场：一是新七军的中山公园，一是六十军的南岭运动场(即跑马场)。因东西两个守备区人数大抵相等，规定飞机架次数以及投粮数大致相同。
最初一段时期，空投飞机每日少则5-6架，多则10余架。所投粮食以大米为主，兼有少量面粉，以后则全部是大米。以2-3袋或4-5袋为1捆，用降落伞降落。6月18日以后，伞降空投渐减，用麻袋或面袋，直接下投。这投法，落于平地尚好，粮袋摔碎也不致为害，有的落到居民房顶或人的头顶上，就可谓祸从天降，无从防范了。即便如此，空投机数和次数也日渐减少，有时3-5日才乘天气好来空投1次。这期间，尽管空投次数渐少，在我高射火器尚未配置于长春市郊之前，敌机抵长春上空后，还可以低飞、慢飞，按预定空投地区落点效果尚好，很少飘出市区和两军防地。米袋坠地也很少破裂，损失尚微。7月份以后，我军高射炮火从四面八方控制了长春上空，敌机临空，立即遭我高炮火力袭击。从地面就可以观察到，我高射炮弹炸点的火花，始终不离敌机前后左右，敌机如惊弓之鸟，不敢低飞和慢飞。胆小的敌驾驶员们为了勉强完成任务，只好躲在云层之上作漫无目标的高空投掷。有的甚至没临长春上空，即抛下空投物资仓惶逃去。因此，白色的降落伞，黄色的麻袋包，经常一包包地落到我阵地上来。其中有大米、白面、服装、弹药、电池……甚至还有整个的肥猪肉杆子。有的落在敌我之间的空隙地带，我即以灭力封锁阻止敌人去取，得夜暗时我取回或让老百姓得到手。据不完全统计，仅敌空投大米一项，为我军得到者即3000余包。这些落到我军阵地上的空中飞来的"礼物"，我照收不误，不打收条。能吃的，能用的，都物尽其用，派做用场。如我独立九师"八一"建军节举行庆功大会，那隆重的大会会场主席台，就是用降落伞搭成的。战士们风趣地说："这运输大队想的还真周到，知道咱们没有大礼堂，在露天开大会，连布置会场的材料都给送来了。"
长春守敌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自己的飞机，把大量应该得到的粮食和物资降到我军阵地上，十分恼火，埋怨飞机飞得高(三四千米)，不按规定办法投掷，骂他们贪生怕死不负责任，甚至归咎于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寻机报复。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因为空投下来的许多麻袋里竞装满了砖头石块。不是航空人员贪污，就是有意对长春守军进行嘲弄。即便投入城内的，也由于敌机仓惶乱投，兼之受风向影响，能够投入预定地区的也寥寥无几。据说，有时空投一次敌人得到的粮食尚不足2000斤，真是杯水车薪。有的居民，甘愿遭房倒屋塌之险，也梦寐以求"天赐"粮食以济活命。有些空投粮食被饥饿的士兵或贪污的军官私下分掉。郑洞国规定由兵团部统一搜集投下来的粮食，统筹分配各部队；但每当空投飞机来时，有的部队便立即升火烧水，等待米包落到附近，便马上抢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生米已变成了熟饭。士兵们说："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饱了肚子再去死，并不算过高要求吧？"尽管郑洞国三令五申，亲自签名发出布告，恫之以"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行抢走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如数收齐。
其实，想依靠空投来解决10万守军的口粮，不啻为墙上画饼。守敌10万，每天每人以1.5斤计算，每日需粮15万斤。而大型敌机每架最多载6000斤。7-8月份以后，每隔3- 5天才能空投1次，最多4-5架次。何况阴雨天气根本不能空投，即令毫无损失，每3-4天才能收到20 000斤粮食，平均每人每天半两，真是杯水车薪！
然而，尽管空投粮食为数如此区区，长春守敌的两个正规军却都虎视眈眈，嫡系与滇系为此矛盾日益加剧。由于两个空投场，一个是中山公园在长春市内西北部，一个是运动场在长春市内东南部。入秋之后，多半刮西北风，因而，落到东南部运动场方向的粮食较多。新编第七军大为恼火，故经常发生两个军争夺粮食的事件。郑洞国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废除原定东西守备区，各收各空投粮的规定。改为各自搜集后，如实具报，由兵团部统一分配的办法。但是，新编第七军强调他们的人数比第六十军多，反对平均分配。第六十军则认为新编第七军有储粮，缺乏同舟共济的风格。郑洞国心里明白，新编第七军久驻长春确有私储，有的军官，不但囤积居奇了粮食，而且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在粮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从中谋取暴利，从吉林撤来长春的第六十军，则两手空空，筹划一口吃一口，粮食确难果腹。可是，郑洞国却以"惟恐发生意外，不能操之过急"为托词，听之任之，不做公平合理的处置。一面出布告重申严禁市民隐瞒"误投"军粮，必须如数报交，违者严予论处；一面向沈阳"剿总"空投指挥部提出改进空投办法的意见。结果，被对方强调因避我军之高射炮火以及气候、风力等影响的理由而碰回。仍按原办法空投，损失依旧有增无减。
郑洞国为了避免纠纷，又采取由兵团部统一组织，抽调两个军的人员，组成搜集空投粮食指挥部。并指定市中心之中正广场为唯一的空投场地，统一收集后，由兵团仓库储存，再行分配。但这种做法却又给新编第七军提供了方便，因为兵团仓库在新编第七军的驻地，空投场地也属于新编第七军防区，他们可以近水楼台，监守自盗。第六十军的广大官兵，虽然愤懑不平，也无可奈何。
空投的办法不能改进，飞机不敢低飞，投下的粮食依旧损耗很大。郑洞下令用坦克将南岭地区的一条柏油路两旁的建筑物和树木一律推平，辟成一条可供空运飞机起降的跑道。跑道修好后，第一架飞机刚刚降落，我军炮火接踵而至，敌机仓惶飞走。
据当时我军从敌内部得悉，敌于8月1日开始，空投物资中有少量食盐及日用品、慰问品；并拟改为夜间空投，不知何故未能实现。9月，东北"剿总"声称"机油两缺"，由应付性的数日一次空投，到完全停止空运给养。据敌内部透露，长春守敌获得空投粮食的总数，不超过300吨，每人平均6斤，按每日每人1.5斤计算，只够4天的口粮。这一场兴师动众的空投，其收获竟如此少得可怜！当然，这里可能并不包括文武官员贪污自肥的损失数字。
中断了空投，长春守敌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希望。往常，军队也好，市民也好，日日盼望的是能有个晴朗的天气。就军队说来，天气好，就有空投希望；在市民说来，飞机来了，也希望于侥幸中"天官赐福"。可现在，天气再好也没指望了！存粮日趋减少，特别是第六十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更是日不果腹，无奈只好找寻其它可代为粮食的物品。于是，尚传道扣买的那100万斤大豆，就派上了用场。自此，新编第七军改食大米掺黄豆的白米饭，第六十军则食高粮米掺黄豆的红米饭。大豆虽是佳品，但因含油量高，多食并非所宜，发生腹泻的人不少。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除开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地方土杂部队和居民，谁能吃得上？
长春守敌的口粮供应虽然日益减少，也难以为继。第六十军由过去的每天1斤粮，减到5两、4两，最后连2两粮也难以分到了。绝大多数官兵饥不择食，只得挖野菜喝稀粥过活。至于保安旅、骑兵旅等地方部队，好在他们吃"活食"习惯了，则划定一个地区，由他们去抢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些部队买不到蔬菜，就去抢、去偷，有的单位每班经常派一个人去偷菜。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裤腿里、衬衣里装得鼓鼓的"专职"偷菜士兵。由于饥饿，很多士兵面部浮肿，染上了夜盲症。正如第六十军的逃兵所说的，"个个都聋拉着头，捂着肚子拉稀。"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要求曾泽生向新编第七军新三十八师借粮。曾泽生请求郑洞国批准，郑却推诱让他去找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而李鸿则当面拒绝借粮，使曾泽生很难堪。两个军驻地虽仅一道之隔，却有天壤之别，一边还有大米吃，一边则麸子掺豆饼也难以维持。这极不公平的待遇，引起矛盾日趋尖锐。新编第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摩擦时起，双方士兵曾在中正广场发生鸣枪冲突。
早在1948年的6月，长春守敌就已根据东北"剿总"政务委员会的电令，成立了"吉林省粮食筹购委员会"。由郑洞国亲任主任，曾泽生、李鸿、尚传道和吉林省财政厅长侯景文等任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办事机构。所谓"粮食筹购"，就是在长春彻底断绝外界粮源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在市内搜刮军粮。采用的手段，是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印发的大额本票，将市内人民手里仅有的一点活命粮食，骗掠殆尽，用来养活长春守军。初期，还可以由军粮筹购委员会"筹购"来粮食拨给军队。到了7月份以后，"筹购"粮食已很困难，便把大额本票发给军队自行"筹购"。这个委员会，也就变成了转发中央银行"本票"的机构，让军队自己去操刀杀民了。
在军民争食的严重局面下，军队赤膊上阵，强制向民间"征购粮食"。这种所谓"征购"，不啻为抢。因为市民中的"余粮"早已搜刮罄尽，仅有的，也不过是一两日之炊，如此情况，卖粮岂不等于卖命只有准备逃生出走的人家，被迫不得不把粮食卖掉，而索值则要比官价高若干倍。市内粮价一日三跌：6月上旬每斤5. 6万元，6月中旬每斤22万元，6月下旬每斤80万元，7月上旬每斤350万元，7月中旬每斤720万元，7月底，3650万元。如每斤高粮米按3000粒计算，每粒要1 200元。黄豆1 130万元。蔬菜每斤17 000元。飞机投下来的10 000元票额的钞票已无用处。5 000万元票额的中央银行钞票，以及长春分行发行的票额1亿元的"本票"充斥市面。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谚语说："本票、本票，几千万买不到一个烧饼、半根油条，擦屁股不顶用，买手纸也买不到！"老百姓如此，国民党军的官兵们也有牢骚。士兵们的顺口溜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军官们的顺口溜是："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打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这是当时被困的长春市内国民党官兵的心理写照和民怨沸腾的反映。
国民党军手中拿了大量的"本票"也买不到颗粒粮食，就只好到居民家里去搜抢了。原是动员自愿出售，此时变为迫售抢购，原规定按住户人口可以留1-2个月的口粮，而今变成"竭宅取粮"、搜粮抢粮。造成市民无以为生，抛家弃业，妻离子散而逃亡的悲惨景象。有些不愿走的，或老病残废无法逃走的，只好吃酒糟和蔬菜草根。也有为获得一点糊口食物卖儿卖女的。真是惨象横生，惨不忍睹。满城阴森，如同鬼域。饥饿的敌军士兵发现谁家的烟囱冒烟，就去抢粮。搞得居民即便有点可以入口的食物，也不敢举炊。
国民党的正规军尚且如此，那些土著的地方部队就更加无着了。他们在市内实在无粮可抢，就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到郊区去抢粮。8月5日，吉林保安旅两个营进犯市郊宋家洼子抢粮，遭我独立第七师迎头痛击而返。8月29日，敌骑兵一旅800余人复窜入宋家洼子抢粮，经过激战，伤亡400余人之后，狼狈逃回老巢。8月30日，号称国民党义勇军的部队，约两个团的兵力出城抢粮，结果第一团团长阎敏哲以下193人被俘，二团中校副团长吴殿全以下212人被毙伤。据不完全统计，围长中我军进行反敌抢粮大小战斗30余次，共歼敌4 000余名，从未使敌抢粮目的得逞。
国民党军杀民养军的抢粮行动，曾激怒了一些市民的拼死反抗。
长春市东荣桥外，有一位靠种菜过活的张治安。一个敌军谍报员以前曾到他家抢过粮食。7月24日那天，这个谍报员又来他家，要把他仅有的一点粮食全部拿走。张治安被逼无奈，冷不防把敌谍报员抱住，喊他妻子拿菜刀来，这个敌人拼命挣扎，打了3枪没打中人，最后，张的妻子赶来用菜刀把敌人砍伤。因桥上军队闻声赶来，夫妻俩急忙夺下敌人的短枪，撒腿跑到我军岗哨。八里堡有王姓、谢姓两家老乡，住对面屋。粮食早被抢光，每日靠青菜充饥。一天夜里，4名土匪兵闯入家门，他们一面将王、谢两人按倒在地拷打，索取粮食和金子，一面翻箱倒柜搜寻财物。王、谢二人忍无可忍，趁匪兵要他们抱柴烧水之机，冷不防抄起镐把和棍棒打伤了两个匪兵，夺下了两支匣枪。另两个匪兵见势不妙，拖起伤员且打且跑。王、谢2人带着两支匣枪，立即奔向我前沿。
长春市内连陈年的酒糟存量也不多了。成千上万的灾民，每天都聚集在靠郊区处，等待空投大米。因为这一带不是指定空投区，只要米袋从天而降，便被饥民哄抢。一次，国民党军几辆运粮车，把成麻袋的空投大米运往仓库，行经七马路，即被成群结队的群众包围，道路堵塞，粮车不能前进。群众各持小刀一拥而上，割开麻袋，动手抢粮。国民党军开枪射击，死伤群众数人，但那几车粮食却被抢光了。
据统计，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粮价上涨了913倍，而且有价无市，市场上的野菜，1斤也要几百万元，哪怕是1捆青草，也要1捆钞票去换。
据了解，当7-8月份市内高粮米价每斤3000-40000万元，小米每斤1亿元；黄金的价格每两是7 000万；就是说，1斤小米能换1.5两黄金。
长春守敌可以说是瞪起眼睛来与群众争粮食！那可真是毫不含糊的你死我活之争。为了把赖以活命的粮食抢到手，采用再残酷的杀民养军手段都不足惜！是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本事能同现代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抗衡？于是，双方斗争的结果，还是得把生存的条件让给那些"固守待援"的"英雄"们。留给老百姓的，只有苦痛的生离死别和默默地成为一批批的饿殍。尽管如此，竟还有一批灭绝人性的达官贵人乘机大发横财。他们一方面把杀民养军搜刮来的粮食囤积居奇，倒手变成黄金；一方面利用职权从长春向关内各地进行巨额汇款，利用差价额损公肥私。如果说，长春这场灾难，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现象，那么，从本质上看，真正吃人肉、喝人血的就是这批人！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说：在长春饿殍遍布的情况下，那些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7月下旬，蒋介石从庐山电令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市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郑洞国下令势备司令部和市政执行。在各个哨卡上，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市政府各派正副哨长1人，盘查外出人员及物资。预计从8月1日起，被强制驱出哨卡的为下列人员：一是一无所有的贫民，防止他们留在市内闹事抢粮；二是无职业者；三是公教人员及被裁的地方官兵。据说，讨论此问题时，国民党长春市的参议们曾提出异议，郑洞国无可奈何地说："疏散人口，不是我郑某人的个人主意。"被驱出哨卡的一些居民，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或其它可以度日的食物，均被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搜劫一空。于是，从这时起，哨卡内外，即有大量的饿殍出现。也就是说，蒋介石杀民养军的"德政"，从此"卓见成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