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富丽甲天下，文风盛行，有人说，宋朝缺少汉唐“气吞往里如虎”的豪气干云，多了些英雄气短，马瘦毛长，首先，宋朝是文人治国，自强不息，再则，宋朝立国之初，便是强敌环司。
宋朝弱于马殇，冀马燕犀在辽国，河曲马甘州马在西夏，边关榷场布帛易马也不是好马，军队没有战马往往处于被动，便有了陆游“金戈铁马入梦来”的诗句。
赵匡胤“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大家都知道，他结束了五代残唐干戈不息局面，领悟到只有偃武修文才是平靖之道，大兴文风。并为子孙立下三条“太祖誓碑”，其中一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有人说是后世杜撰，且不论。
赵匡胤画像
赵匡胤曾力劝武将多读书明礼，“朕欲武臣尽读书以明治道”，提出“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规定“治狱必用士人，宰相必用文臣，典郡必用儒臣”。
据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宋朝对文人士子的尊重与拔擢，涵养了文人的气质和风度，苏轼诗句 “腹有读书气自华”。
后来的宋朝皇帝先后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出现了程颐、程颢、朱熹等大思想家，使华夏文明辐射到朝鲜、日本等地。
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写了《劝学诗》。
劝学诗 [ 宋 ] 赵恒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
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宋朝在与辽国对峙的百年间，通过岁币、交聘馈遗、官使贸易、榷场贸易等经济交流，促进了汉文化的渗透，加快了民族大融合，这里面有许多文章典故，饶有风趣。
我国从春秋孔子时期，一直有华夷之辨，正统之争，当然，现在说来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当时，是东亚统治地位的争夺，这是政治，小的方面说是附属国上贡的贡品之争。
宋朝的文化自信源于华夏文明的一脉相承，华夏衣冠，祭礼六礼，礼仪名份等文化自信的底蕴，远高于游牧民族“放羊式”国家体制，秉承“文以化人、文以载道”儒家思想为家国理念的文化根基。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效仿唐朝敬天法祖的祭祀礼仪，可不知汉地哪位大神普惠民间，问臣子应当祭祀哪位神灵，有人说道家三天尊，有人说佛祖， “太祖言及事天敬神时,以佛非中国教 而摈之,”，最后立了中原文圣人孔子为祭祀对象，下令各地建孔庙，筑道观。
辽国想分享华夏正统地位，西夏党项也参与其中，理由也都冠冕堂皇，但在文化强度方面则捉襟见肘，尤其是宋朝使者们彬彬有礼，雍容尔雅，不卑不亢的气质，令善于骑射的悍将们敬仰。彰显了文化大国的风范。
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大都是享誉盛名的文豪大家，以文化上的优势，形成压制，“辽之士子多燕人，故亦颇知学问也”，辽国汉臣们有时出暗藏机锋的难题，被宋朝使者轻松化解。
有一年，富弼使辽，辽国接应使在馆驿款待，照例行酒令。辽接应使出题：“蚤登鸡子之峰，危如累卵。”，富弼答道：“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辽伴使又出题：“酒如线，因针乃见。”富弼答道：“饼如月，遇蚀则缺。”。这种酒宴上的机锋斗智，是汉家文人士子们经常玩的雅兴，信手拈来。
辽国士人不仅喜欢宋朝名家的诗词，对汉唐的诗词歌赋也有研究，为了与宋朝使者针锋相对，创办了一本官方刊物《焚椒录》，赠送给宋朝使者，请名家圈点。
宋朝文学名家享誉海内外，辽国的《焚椒录》不入法眼，称辽国士子的诗作是没有精气神的三伪文学作品，日本和朝鲜的酬诗歌赋，勉强看上一眼。借用孔子的话圈点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有一位辽国学子出了一体诗集，自序里写到：
辽人诗后世无传，于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与燕、云十六州之文人，胥莫能举其姓氏矣。然试观求草堂之全部，诵三苏之文章，其诗人有灵，苦心所诣，亦复不能尽泯。偶仿《遂初堂诗话》体例，剌取正史数十条，以群书附益之，殆遗山《中州集》之次乎！松霭周春书。
《辽史》中有儒家学子投奔辽国事件，也有宋朝进士投辽的记载，“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
古代读书人是社会精英阶层，有强烈的精神寄托和认同感，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有道是“学好文武艺，效予帝王家”。辽国一直与宋朝争正统，也称“皇帝”行汉制，立族谱，考取功名等。
一位宋朝使者面见辽道宗时，口误辽国为“蛮夷”，虽然辽国也认为自己是“夷”，但辽道宗有很深的汉文化功底，对这种鄙夷称呼反驳道：“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辽国不仅与宋朝互派使者专访，与西夏和高丽也有官方往来，在各种外事活动中，注重辽国使者的德化渲染作用，以示华夏正统气派，派出的使者大多是儒臣。从另一个方面，弘扬了中华传统国学。
《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景宗、圣宗)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崇儒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