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17年底，著名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为根本问题的人。
在相关文章中，金一南指出，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无论是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袁世凯等风云人物，还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力求改变他们看不顺眼的社会。但是，他们的追求都止于幻想，因为他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来改造社会。只有毛泽东把平民大众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并依靠“群众路线”实现了改天换地的宏伟目标。
问题来了：重视平民大众，是毛泽东的创造性思维吗？
显然不是。
且看：
源于《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名句“得民心者得天下。”
还有宋朝崔敦礼所言，“得民之劳者昌，得民之忧者康，得民之死者强。”
这类治国理政哲理，都直接点明了赢天下的真谛——赢得普天下的民众。而且，这些广为流传的哲理名言警句，可谓路人皆知。
那么，晚清和民国时代的那些风云人物，为何没有去唤起民众？
因为，当时中华大地底层民众们的表现，只让他们震惊、忧伤、悲哀。
“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这是孙中山的感叹。
鲁迅在多篇文章中对国民性有的批判谈得最多的有两点，一是麻木不仁的“看客”，二是毫无精气神的“奴性”。
自私、冷漠、懒散、胆小、愚昧、各顾各、明哲保身、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得过且过、逆来顺受、没有国家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等等，来自海内外的这类评说比比皆是，而且很少有人反对。
因此，文化人对底层民众的感情就是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孙中山、康有为、陈独秀、瞿秋白等政坛风云人物，则只是把他们视为改造和救助的对象，没有谁把他们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只有毛泽东，铭记赢天下的真谛，将民心、民意、民智、民力作为基石，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为行动导向，以“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为运行策略，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具体事务操作方法，且一以贯之。最后实现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现在，新问题来了，毛泽东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面向底层民众？
面对仁人志士们普遍哀叹“不可救药”的底层民众，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十分不易，但决非“赌一把”。更不是“撞大运”得来的。而是深入基层，在充分调查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力前行。
建党伊始，毛泽东就深入基层开展工会工作，先后四次去安源煤矿，还到铁路、建筑、印刷、缝纫、人力车、理发等行业，与劳动者交流，发动组织他们开展改变命运的抗争运动。
毛泽东去安源
1925年，自早春二月到夏季，毛泽东在家乡休病假期间，就与妻子杨开慧在韶山有调查和实践活动。他们从创办农民夜校入手，开展唤起农民的各项工作。几个月下来，不仅建立了一大批农民协会，成功地反抗了土豪劣绅的多种恶行。还发展了4个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
不久的1925年底，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农民为主的底层民众是革命依靠的力量。
随后，毛泽东在广州、武汉都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7年初，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更是深入湖南农村一线，历时一个多月细致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指出，“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显然，他已经对这些底层民众充满信心。
加上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以及后来转进到赣南闽西建立中央苏区，这些经历让毛泽东对农民为主的底层民众有了透彻的认知。在毛泽东心里，这些俗气、木讷、没文化的贫民百姓虽然问题很多、启蒙不易，但并非“不可救药”，而是“孺子可教”。只是需要有人沉下去到他们身边，并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唤起人民大众、同心改天换地。
因此，在充分的调查和实践的基础上，在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时，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诗词中放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随后，毛泽东以“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为关键路径，坚守信心，坚持不懈，苦口婆心，从军队到地方，从根据地到全国，从物质到精神，不断探索前行，不断纠偏改正。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渐渐地，良性循环带来厚积薄发，中华民族从善如流，毛泽东成功地“拧沙成绳”，成为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为根本问题的人。
可见，毛泽东靠的是深入基层与平民百姓融汇在一起，才得以“唤起工农千百万”，破解了改天换地最为根本的问题。
得民心者得天下，路人皆知；
唤起工农千百万，唯有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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