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3年，已经延续了273年的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尽管掌舵人崇祯皇帝勤勉有加，但无奈志大才疏，帝国的体魄毫无起色，反倒是愈加虚弱。就在前一年，历时两年的明清松锦大战以明廷惨败收官，主帅洪承畴被俘虏，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几乎损失殆尽，仅剩三万残军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完全崩溃。
辽东形势严峻，国内幸好有孙传庭尽力支撑，才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孙传庭是山西代县人，一表人才，多有谋略。崇祯九年（1636年），出任陕西巡抚，组建秦军，伏杀闯王高迎祥，平定河南农民起义。崇祯十五年（1642年），拜陕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都督七省军事，带兵镇压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对形势，孙传庭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整个明帝国只剩下吴三桂的关宁军团、左良玉的九江军团、孙传庭军团这三个勉强可用的野战集团。吴三桂驻防山海关动弹不得，左良玉则于此前不久在朱仙镇被李自成打得一败涂地，相对而言只有驻守在潼关的孙传庭军团尚有一丝气在，但战力绝对谈不上强劲，战场的主动权早已被李自成掌握。要想取胜，只有避免野战，凭借潼关之险修生养息；将李自成义军堵在因年年战乱和灾害而民不聊、补给有限的河南一带，待李自成的百万大军饥疲之时，明军则趁势反击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事后看来，孙传庭的策略无疑是当时的上上之选，无奈就像以往一样，明帝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崇祯皇帝并未采纳孙传庭的正确建议，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一个劲地催促孙传庭出兵决战。八月，架不住崇祯的一再催促，孙传庭只好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十万大军东出潼关。
相反，李自成却没有崇祯这么糊涂，在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深知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于是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在 战略上首先赢得主动 。
明军兵分三路，由孙传庭亲率主力携两千辆战车（有火炮火枪的车辆），从潼关出发开往洛阳；总兵秦翼明率所部出商县、洛南以掩护主力右侧背并择机配合东进郏县；总兵左良玉所部自九江北上寻机攻占汝宁，南北夹击李自成军。
由于李自成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陕西官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占汝州。攻占汝州后，李自成部督尉李养纯投降。李养纯号称四天王，是义军的创始元老之一，掌握着许多高级机密。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孙传庭像个贪吃蛇一样纵兵深入李自成军的老营唐县和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宝丰，端掉了义军这两个老巢。福兮祸所伏，表面上看明军占了便宜，但是宝丰、唐县均在李自成的左侧后，孙传庭越是往这个方向深入，自己的软肋也同时亮给了敌手，尤其是明军士气不高、战力不足的时候这种失误绝对是致命的。
九月十四日，双方主力在郏县激战，李自成败退进入襄城，明军尾随而至。但是此时的孙传庭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明朝气数将尽，老天这时也不断地下起雨来，连日的滂沱大雨导致了明军无法有效发挥火器的优势，同时也使得明军的后勤供给愈发紧张。而这还不是最糟心的，更令人气愤的是原先说好的三路人马，两路友军全部裹足不前，计划中的南北夹击彻底无望。就在孙传庭绝望和悲愤之时，李自成又适时给他补了一刀，以大量精骑急袭孙传庭的后方。这下孙传庭彻底慌神了，前有坚城，后无粮草，士兵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躁起来。无奈之下，孙传庭只好退兵。
这退兵绝对是个技术活，孙传庭偏偏在这个上面出问题了。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但河南军看到自己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这下全不干了，纷纷跟在陕军后面撤退，哪里还管掩护、断后。一场好端端的撤退变成了溃败，这一跑可有点远，到了南阳才缓过神来，调头迎战。但是士气低落的明军哪里是乘胜而来的李自成军对手，一战下来明军死亡4万余人，辎重装备尽失。最终，孙传庭与副总兵高杰仅仅收集得数千残兵由曲河走黄河北，复南渡阌乡回到了潼关。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很快，李自成也兵临潼关城下，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
孙传庭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民军的镇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他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孙传庭战死潼关后的第五天，西安失陷。继妻率二妾二女投井，八岁的儿子孙世宁跳墙逃入民舍，被一老翁收养。
孙传庭虽然为明廷而亡，但刚愎自用的崇祯却认为他是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真不知道这位皇帝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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