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亮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松寥山人，福建建宁县溪口镇渠村人。是鸦片战争时期享有盛誉的爱国诗人，与魏源、龚自珍、汤鹏并称为“道光四子”。张际亮一生创作诗文上千卷“万余首”，流传至今的还有32卷、3078首。其诗较多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腐败清王朝的政敝民贫，表达自己除弊济民的愿望。其诗作主要辑录于《松寥山人集》、《娄光堂稿》等。
人物简介
张际亮生于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家境清贫，“三族无仕宦者，亦无富人。”从小父母早逝，由继母吴氏养成。幼颖异，十六岁中秀才，作《童言》一卷，“词理警辟”，被同县熊藉亭选入其所著文集。十八岁，李古山梓其诗集《蚕缫集》。际亮生性伉直负气，有奇才伟志，敬慕古代奇伟之士，朋集酒酣，论事慷慨，“有如昔人，所谓生当封侯，死当庙食者。”“其为文章，长于议论，能举前世政治得失，治乱之故，其辞气俊伟动人，而于诗尤多激壮。”际亮两度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书院山长、福建声望最高的著名学者兼诗人陈寿祺对张际亮颇为器重。他在写给好友高雨农的信中说：“吾闽近日著作之盛，无过邵武朱梅崖之文、张亨甫之诗，皆足以雄视海内。”
道光三年（1823），台湾噶玛兰通判姚莹至福州，际亮献诗，姚莹赞道：“何李（白）之流也！”道光四年（1824），督学沈维峤拔贡试第一。次年赴京朝考不中，与徐宝善、郑开禧、黄爵滋、汤鹏、潘德舆等友善，凡“言诗者，无不知亨甫矣。”盐运使名曾焕，“闻亨甫名，召饮，同座皆名士也”，张际亮笑他“不知自爱”，“有负天下望”。曾焕大怒，“毁之于诸贵人，亨甫以是负狂名”。留居京都三年，使他有机会更深广地观察、研究当时社会的种种积弊，以探求改革积习、“蠹政”之方。他说：“余居都门三载，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救其弊”。道光八年(1828)，在《金台残泪记》中，他进一步提出：“今天下之计，在用申、韩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商之法，理财用，强军国；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末无不举，源澄而流无不清，蠹政者皆将自革。”
道光九年（1829）始，张际亮参与重修《福建通志》，任分纂。就在志稿即将付印时，爆发了有关志稿内容的争议，张际亮坚持自已的见解，因“与当事不合”，愤然离去。
道光十一年（1831），张际亮再一次赴京应试，又落第。落第后，张际亮住西山寺读书，常与龚自珍、魏源、姚莹、汤鹏等人交往，相互商讨国计民生，评论“当世利弊得失”。这其间，张际亮曾致书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表示愿为其写作有关治理河东方略的书。他说，此书“博采前人之论列，审于今日之情形，将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其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
道光十三年（1833）上书两广总督卢坤，表明自己对鸦片泛滥深恶痛绝。他在《上卢厚山宫保书》中说：“粤省则有曰窑口者，为之包买，曰快蟹者，为之包送”，“其行迅疾，其势凶悍，即遇巡哨兵船，无如之何”，致使“禁鸦片入口，纹银出口之令，皆虚设矣”，即使巡哨兵船拿获一、二快蟹，而快蟹失土(鸦片)，夷人则已得银矣，其用心，尤为险毒也!” 他希望卢坤坚定禁烟的信心，采取果断措施，“先拿快蟹，密缉窑口。” 卢坤虽然欣赏张际亮的才识，但对严禁鸦片，并不热心。他没有采纳张际亮的建议。
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福州乡试，更名为亨辅，中举人。次年赴京都会试又落第。他在京都，与黄爵滋、陈庆镛、臧纡青、吴嘉宾等人唱和诗文，议论时政，颇有社会影响。他抨击当时吏治腐败，尤其激烈。“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藉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变更旧章，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摺》，就是由张际亮所起草。后来，林则徐《哭张亨甫》诗中，也有“修文定写生平志，犹诉苍苍塞漏卮”之句，肯定、赞扬他生平坚持禁烟的贡献。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鸦片战争爆发后，张际亮力主抵抗侵略，反对妥协。他写
下了《传闻》、《芑川有诗枉赠酬和》、《寄姚石甫三丈》、《东阳县》、《迁延》、《邹钟泉太守招饮剧谈时事辄赋》、《陈忠愍公死事诗》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门”，给中国人民带来“千室困苦”的罪行；强烈抨击投降派“金戈玉勒无颜色”的嘴脸，热情歌颂三元里等“义民争自起东山”的抵抗精神。同年，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邀请张际亮赴台。张际亮很高兴，立即动身前往，到厦门时因风浪太大无法过海，他便请人画下自己的像，题上诗，寄给姚莹。姚莹在台湾率领士民严守海关，盘查走私，严禁鸦片入境，“犯者刑，再犯者死”，令英国鸦片商望而生畏。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莹与总兵达洪阿密切配合，两次击退英军的进犯。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舰艇阿安号入侵台湾大安港。姚莹依靠渔民诱敌深入，一举歼敌100多人，缴获大炮13门。张际亮闻悉后欣然题诗，向老朋友庆贺。但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受到侵略者的讹诈和投降派的迫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解押内渡，送京都入狱治罪。
当时，张际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莹“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吴中，“栖迟以待”。七月，姚莹解京过淮上，张际亮陪同姚莹上京都，并代姚莹作《狱中辨冤疏》。姚莹事白出狱，张际亮大喜，并与姚莹寓居炸子桥杨椒山故宅。不幸，病复发，十月初九日卒，年仅43岁。张际亮逝世后，姚莹为他主持奠祭，办理殓殡，并“携柩至桐城，使人往闽召其子来以丧归。”张际亮的灵柩运回建宁后，安葬于建宁县蓝田保坪上。姚莹又特地为他书写生平传记，如实澄清当年京都名辈显宦对他诋诽的真相，阐发其身负“狂名”而胸怀远志，尤其称赞他“力振颓风，可谓矫矫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写了一幅挽联：“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倾燕市；真血性男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
张际亮一生未入仕，又与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以敢于讽刺权贵，得“狂名”。他自己说：“十年倦游，半生负气，而甘为道途仆仆，触风尘之扰扰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诗作集粹
【车中见西山口号】
试马春城晚更凉，百年空剩鬓丝长。
西山不改青苍色，却为人间送夕阳。
【迁延】
百万金缯贿寇还，明州父老叹时艰。
捷书互报中朝贺，优诏仍蒙上赏颁。
浪跋鲸鱼腥璧水，血分鸩鸟污珠鬟。
舟山鬼泣君知否？无数楼船瘴海间。
文学创作
张际亮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张际亮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张际亮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
，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张际亮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张际亮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诗作特色
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张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张际亮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张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张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张际亮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散文特色
张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张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张际亮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张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词作特色
张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谭献则认为张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相关版本
本集和版本张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 定庵文集》3卷、《 余集》1卷，附《 少作》1卷， 道光三年自刻本。《 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共315首。张际亮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庵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 诗词12卷（《定庵文录叙》）。后有 《定庵文集》3卷、《 续集》4卷，同治七年 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排印《定庵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庵文集》3册，均吴煦本。 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 朱之榛《定庵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张定庵全集》；有宣统元年 国学 扶轮社排印本《精刊张定庵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庵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 叶山房石印本 《定庵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张定庵全集》；1935年 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张定庵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张定庵全集类编》等。1959年 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张际亮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
文学成就
张际亮一生在南北漫游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自言平生写诗“万余首”；其诗的风格以俊逸豪宕、激切奔放为主。清代文学家张景祁称他“或惊以为太白，少陵复出”，户部尚书黄钺称他“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 主要作品有《张亨甫全集》（收入文6卷、诗2600多首），《思伯子堂集》（由姚莹整理，收入诗3000多首），《金台残泪记》3卷，《南浦秋波录》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