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先生是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 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近六十年。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曾任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 – 简介
徐中舒，名裕朝，后改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安庆人。3岁丧父，5岁即随母就食于安庆慈善救济机构清节堂，7岁入此堂附设的义学育正小学启蒙。191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皖省中学，因无力筹措学费，一年后即辍学，回家后坚持自学。1914年考人不收学费的安庆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学一年。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四川大学聘用，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 – 家世和童年
徐中舒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五日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盛唐山下的月形山。徐家是一个大族，在月形山聚族而居，所以人们也把这里称作徐家坂。他的祖父名振庆，很早就失去了父母，生活十分困苦，后来和一个从江南逃荒来的妇女结了婚，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家文，便是徐中舒的父亲。徐父在外务工时不幸染上毒瘾，身了日渐虚弱。在徐中舒三岁时，替人建房时不慎从梁上坠下摔死，撒手人寰。此后，徐中舒和母亲只得相依为命。(2)徐母立志守节，抚育遗孤。不久她带着五岁的孤儿进了设置在安庆城中的“清节堂”。清节堂是当时公立的一个慈善机构，公举当地有名望的乡绅若干人为董事，轮流进行管理，专门收容贫困不能自立的孤儿寡妇，供给衣食。清节堂附设有织布厂，进入清节堂的寡妇可以到织布厂做工，挣得一点微薄的工钱，贴补日用。在废除科举后，清节堂还按照新式方法开办了一所小学，名叫育正小学堂，主要吸收在清节堂里的孤儿入学就读。这样的慈善机构，既可以解决孤儿寡妇最起码的生计问题，还可以让孤儿接受初等教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是难能可贵了。 徐中舒七岁入育正小学堂上学，尽管他年纪小，却懂得穷人家孩子上学之不容易，所以读书十分用功。每天放学回家，帮助母亲做完白天来不及做的家务事，然后温习白天的功课，往往到深夜，第二天仍然一早便去上学，从不荒废学业，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经常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品，让他那身世凄凉的母亲得到莫大的慰藉。辛亥革命那年，育正小学暂时停办一段时间，徐中舒转学到尚志小学，读到毕业。次年考入皖省中学。这所中学学费收得很重，不是一般贫苦人家付得起的。母亲无法替他筹措学费，他读了一年只好辍学，但他仍然坚持自学，准备去投考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
徐中舒 – 青年时代
一九一四年，徐中舒考上了安庆第一师范。这是一所五年制的初级师范学粉。由于他读过一年中学，辍学后又坚持自学，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便插入三年级学习。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的三年中，给他影响较大的是一位名叫胡远浚的国文教师。一九一六年徐中舒在安庆第一师范毕业，次年到这个学校的附小作教师，教了半年书，后来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数理系。他感到自然科学不是他性之所近，所以他在这所学校只读了半年。一九一八年，他到庐江小学又教了一段书，一九一九年上期，他又考人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对于他来说，学工程技术同样使他感到枯燥无味，他不喜欢那些功课，却常常读些古文。正当他为自己到底该学什么而感到迷离仿徨的时候，忽然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于是请假回家亲侍汤药。母亲病愈后，他因请假时间过长，就不再回校复学了。一九二二年经过董嘉会先生介绍，他到上海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李家藏书特别丰富。在李家教书的三年半时间里，举凡经学、先秦诸子、史藉，小学，都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时初次接触到金文和甲骨文。除了看到宋代到清代一些古文字著作外，他看到了内地不易看到的孙治让的《名原》、《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文存》、《殷虚书契考释》等书，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他开始认识到古文字是研究古代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就在这时，北京清华学校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格、赵元任、李济等著名学者为导师、讲师。徐中舒得知这个消息，不禁评然心动，他决定投考研究院。一九二五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招收了第一届新生三十八名，徐中舒被录取。在清华研究院他师从王国维。按照研究院的规定，学生研究一年必须写一篇论文，经导师认可即准予毕业。研究生愿意继续留院研究者仍可留院，每研究一年即毕业一次。同学中研究两年的较多，研究三年的次之，研究四年及一年的最少。徐中舒因家累较重，只研究了一年，于一九二六年七月毕业。
徐中舒 – 在四川时期
一九二六年八月，徐中舒回到安庆，不久，他到合肥六中教了半年书，后来接上海立达学园的聘请，再次到了上海。其后他在上海《立达》创刊号上发表处女作《古诗十九首考》，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引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聘请徐中舒担任中文系兼职教授。1930年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任研究员。他历经贫寒，生性不好游乐，不图享受，专心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1930年初参加清代内阁大库收藏明清档案的整理，颇有成绩。这一整理就是9年。在此期间，他的《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来相考》、《说占玉》等论文陆续发表，逐步确立了他在历史学上的地位。 不久，抗日战争打响，中央研究院开始南迁。经傅斯年推荐，徐中舒接受了四川大学的邀请，赴历史系任教授。徐中舒一家老小八日乘轮船西上入蜀，将家眷安排在江津县西门黄金街84号。1938年，徐中舒只身赴成都就任。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了大后方，大批学者、艺术家涌入四川，使四川的文化事业出现一个高潮。在这个时候，四川大学历史系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大大充实了它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力量。与徐中 舒同时受聘的还有钱穆、顾颉刚、朱自清等著名学者。不久，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冯汉骥也受聘到川大历史系讲授考古学。冯汉骥在川大历史系一直工作到逝世，与徐中舒先生共事四十余年。他们经常一起商讨学术，彼此得益良多。徐中舒从冯汉骥那里汲取了许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材料和新观点，大大促进了他对古代史的研究。 徐中舒到川大后，主要讲授先秦史、史料整理、甲骨学、金文学等课程，有时也开明清史、近代史课程。徐中舒讲授先秦史和古文字学课程，深入浅出，征引广博，方法新颖，见解精到，使学生们大开眼界，故深受欢迎。他于1946年出任历史系主任。直至其辞世，徐中舒都没有离开过川大。成为川大历史上执教最久，任系主任最长的教授。
1949年后，徐中舒受到党和人民极大尊重和信任，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他获得很高的荣誉，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一九五二年由于郑振铎的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中舒为西南博物馆馆长，后因忙于科研和教学，辞去西南博物馆馆长一职，由冯汉骥接任。一九五六年他由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再至于1958年的“大炼钢铁”，徐中舒因年事高被分配去砸碎破铜烂铁，熏得脸青面黑不说，同时将家中所使用的金属製品大部捐出。1968年徐中舒71岁时，最爲惨痛是被驱逐川大校园，早在1956年由教育部审定爲一级教授的他撵到国民党时代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公馆的门房内蜗居，那门房仅20平方米，徐中舒老俩口及孙儿挤住一起。徐家所有的书籍共五板车全部被封在历史系博物馆库房查存。人生无奈，无奈人生。作爲历史学家的徐中舒当时的历史境况是秉烛夜游，或踯躅，或茕立，人生苦长啊！直到1977年徐中舒完全出来工作时，在几柱阳光透射下的川大礼堂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爲老友冯汉骥致悼词。1979年，82岁的徐中舒在开始着手领导编纂国家级科研专桉《甲骨文字典》的同时，担任了由国务院批准下达的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汉语大字典》（八卷本）主编，直至1985年1月23日至24日徐中舒出席四川省词典领导小组于成都召开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汉语大字典》（八卷本）的最后复审、终审及发排工作。至此该项工作告一段落，也是徐中舒一生中所参加无数会议的最后一次。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彙集徐中舒有关巴蜀文化的六篇论文成书《论巴蜀文化》。1988年1月，《甲骨文字典》全书脱稿，93岁的徐中舒爲之作序。3月又进医院后没有能再回家了。1991年1月9日晨七时二十分，徐中舒辞别人世间，享年94岁。同年1月17日，先生与十九年前去世的夫人江聪合葬于风景秀丽的四川省崇庆县白塔湖公墓。
徐中舒 – 治学之道
徐中舒教授在史学领域内已辛勤地耕种了近70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钻研史学，做出了辉煌的成就。他的治学方法有如下几个方面：
综合分析
徐中舒先生具有坚实的学问根基，少年时代受桐城古文学派的影响，在古文学，目录学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袖。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后，接受了‘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治学思想，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格、赵元任、李济诸师的指导下，其知识结构大为拓展，特别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古史研究钓“二重证据法”即根据文献材料、又以考古资料相映证。徐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深入进行民族学研究，有人遂称他的这种新方法为“三重证据法。”总之，他治史是场种全方位、立体的研究。他在古文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献学、工艺学等方面有深厚的素养，并用以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先秦史)这个中心学科。
比较研究
徐中舒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总结和完善这一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可以克服研究厉史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人广阔的历史背景，从而为更好地综合创造前提，‘且有助子揭示厉史现象的同异。为深人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徐先生研究古时禅让问题时，在引证了夫余、女真、蒙古;满等族推举制度的丰富资料后说，禅让制度本质上就是原始社会的推举制度，谈不上是选贤任能，后人对此有理想化和误解。比较研究法现在已为学术界普遍运甩，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弊端，这主要是对比较的一方知之不深，二或知之不多，得出的结论也令人感到牵强，进行的是“架空，比较。徐先生之所以熟练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关键在于他对比较的双方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样确切地把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得清楚。所似他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是较令人信服的。
善于吸收新的理论和成果
首先表现在徐中舒非常重视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1949年之前，由于所处的环境的局限，他不可能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放初期，当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发现自己数十年来努力思考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许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已得到明确的表述，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由此他深深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他真心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了。他在1951年写的《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一文中说:“二十年前我作了一篇《耒耜考》，对于“耒耜”略有认识。当时对于犁耕也有了初步的讨沦，认为是起原于春秋战国之际，只是所依据材料不完备，观察得不邃密，所以一直不敢自信。现在因为学习社会发展史，对于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50年代中期写出了《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 一一兼论殷代社会性质》等文，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周代社会形态进行考察， 由此得出周代是封建社会的结论。这说明他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了。五十年代末期，徐中舒以很高的学术热情投入到中国古史分期的学术讨论中。徐中舒是“西周封建说”的著名学者，他决不是爲了附和范文澜的主张，更不是与郭沫若唱反调，而是以一个甲骨文专家与古史专家的双重身份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可以说，西周封建论因爲有了徐中舒这样的古史专家的支援和参与，学术主张的坚定性才有了深厚的底蕴。
治学严谨，勇于创新
徐中舒始终保持着朴实、严谨的学风，同时又能跳出藩篱，独辟蹊径。这是由于他始终真有批判的眼光。熟悉旧史而不拘泥旧史。他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中，更是联系到古代的社会背景来阐释古文字的意义及其演变，联系到字与字的关联、地域，时代的不同进行综合考察。用发展的观点.在联系中进行比较，这就使徐中舒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意义。他所作《金文嘏辞释例》全面而系统地把金文的祝嘏之辞作了比较和归纳研究。由于考释精到，论证确实，几乎成为治金文者的必读之章。他的《陈侯四器考释》也很有影响 \” 。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时，就曾依据此文的观点进行过修改.他不但邃于点上的问题，还在文字发展的一些规律的研究万面亦多有新意。如他对六书的解释就突破了许慎旧说。他试为所谓六书，即是把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它是产生了文字发展的成熟阶段，决不是造字前定有的六条标准。顾领刚先生称赞此文说.‘“如此治学，然后可以直探造字本源，不为旧说所迷惘。” 徐中舒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治学之道既有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治史的共性，又有他自己的学术风格。
徐中舒 – 主要论文著作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国学论丛》 (清华国学研究院出版)第1卷1期，1927年。
《王静安先生传》， 《东方杂志》第24卷3号，1927年。
《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 《历史研究》本年第5期。1957年。
《论尧舜禹掸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 期，1958年。
《巴蜀文化初沦》，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1959年。
《巴蜀文化续论》，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1960年。
《四川彭县檬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 《文物》—本年第6期，1962年。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锌于》， 《文物》本年第5期，1974年。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 本年第4期，1975年。
《古井杂谈》， 《井盐史通讯》 (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编)．本年第1期．又载《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1977年。
《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又载云南《思想战线》本年第2期，1978年。
《西周墙盘铭文笺释》， 《考古学报》本年第2期，1978年。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3月创刊号。又载《史学史资料》本年第3期，1979年。
《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1979年。
《殷周史的几个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1979年。
《夏史初曙》，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3期，1979年。
《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属称谓》，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1980年。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1980年。
《古代楚蜀的关系》，与唐嘉弘合撰， 《文物》本年第6期，1981年。
《周原甲骨初论》，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本年5月出版，1982年。
《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 《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7月出版。
《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 《四川文物》本年第1期，1984年。
《怎样研究古文字》， 《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本年出版，1984年。
《关于夏商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郑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1985年。
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及湖北辞书出版社于本年10月出第1版，1986年。
《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载《辞典研究丛刊》 (8)，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1987年。
《我的学习之路》， 《文史知识》第6期，1987年。
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1日。
主编 《汉语大字典》（八卷本）湖北辞书出版社，2006年5月1日。
徐中舒 – 学人评价
1.“徐中舒是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顾颉刚
2.“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狞猎图考一文，论及占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尤使人欣慰者，为同人之精勤不息，奋力迈进。……此正日下所中之风气，最可珍贵者此也。”——傅斯年
3.“中舒先生，九十诞辰。嘉讯传至，狂喜不胜。先生学问，博大精深。着作创造，精密绝伦。讲学授徒，七十年整。影响所及，遐迩咸钦。我今祝寿，无以爲礼。俚语数行，用代一樽。敬祝老友，寿逾百龄。”——周谷城。
徐中舒 – 思想体系
徐中舒在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借鉴了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实践，不断加以融通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颇多积极的影响。
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
乾嘉学派治学讲求实事求是，论学立说，注重佐证，反对穿凿附会。徐不仅重视史料之收集，而且还善于借鉴乾嘉学派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各种真伪史料进行科学的爬梳整理和条分缕析，故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持，从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赞赏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们“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
古史多重证法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他说：“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活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
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学者一样，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求专精。他曾强调做学问“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综观徐中舒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学等学科，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始终将博涉与专精的读书治学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二者达到协调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