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1943年蒋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干预，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去世，年76岁，无后嗣。
出生
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大学生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作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
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
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4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任职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 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呼其名一点不留情面。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骚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作为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左轮手枪，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 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佟大为饰演孔令侃
扬子公司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
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托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
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100多年历史。为了能达到打入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130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板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旧(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
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1辆。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上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30余人，其中多为洋人。如英、美军官各1人，英国勋爵1人，美国华尔街代理1人，买办若干人。此外财政部、军政部官员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3名德国纳粹战俘在公司任职。
抗战胜利时，美军向国民党政府移交了一批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选择后准备留下几个有背景、有学历的为中国所用。孔令侃知道后，立即和有关部门联系，从中挖来了3人。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你弄来那些德国佬干什么?他们是战败国，有功夫多和美国人联系联系才好。
孔令侃不听，不仅要来了3个德国战俘，还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国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没错，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的技术、文化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是不可忽视的。果然没过多久，德国的工业开始复苏，中国对德国的贸易也开始复苏。孔令侃利用这3个德国人回德国，很快和德国搞颜料的垄断资本家挂上了钩，而当时中国的颜料市场几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国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扬子公司又趁机发了一笔财。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了。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蒋介石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蒋介石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被叫来了。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蒋经国以为蒋介石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20个师，20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蒋介石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20个师、20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20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20万亿。他缓了口气对蒋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
蒋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打了个电话。毛人凤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蒋介石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蒋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蒋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蒋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蒋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阵式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卜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蒋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蒋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榨勒索;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这3个案子报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后，蒋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蒋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国民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蒋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笙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笙也是来者不善。
蒋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蒋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蒋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笙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蒋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笙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蒋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
杜月笙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当天晚上，蒋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蒋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历来对蒋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龄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来之前，宋美龄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蒋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借口。
蒋经国不服，说蒋介石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
就在蒋经国和宋美龄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蒋经国在见蒋介石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先在家里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这样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爷孔令侃守在上海，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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