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后的贤相——李德裕。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牛李党争中李党领袖，中书侍郎李吉甫次子。
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房，早年以门荫入仕，历任校书郎、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浙西观察使、兵部侍郎、郑滑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中书侍郎、镇海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他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一度入朝为相，但因党争倾轧，多次被排挤出京。
武宗继位后，李德裕拜相。他执政五年，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功绩显赫，被拜为太尉，封卫国公。武宗与李德裕的君臣相知也成为晚唐绝唱。宣宗继位后，李德裕因位高权重，五贬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在崖州病逝。懿宗年间，追复官爵，加赠左仆射。
李德裕死后，历朝历代对他都评价甚高。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将其誉为“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李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并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838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巩固中央集权，使晚唐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
会昌四年(844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平定泽、涟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赐封卫国公。
长期与李宗闵及牛僧儒为首的朋党斗争，后人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延续40年。牛李党争最早可上溯唐宪宗时文饶父吉甫与牛等的矛盾。纵观史实，文饶执政功勋卓著，威震天下;844年牛党执政，无所作为，国势日弱。武宗即位，信用文饶，一扫朋党，内平河北藩镇，强藩觫手;外击破回纥，威震土蕃南诏。唐室几竟中兴。宣宗即位，嫉文饶威名，初贬荆南，次贬潮州。
大中二年(848年)再贬崖州(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大中四年(850年)正月卒于贬所，终年63岁，逝后被封太尉，赠卫国公。李德裕在琼期间，著书立说，奖善嫉恶，备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会昌一品集》《左岸书城》《次柳氏旧闻》等。
才干卓异，力促“会昌中兴”
李德裕抨击科举，是因为他看到了科举的弊端：第一，当时的进士科考试，只考诗赋，而轻实务，造成一篇文章出来，看起来华丽得很，却并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干;第二，“呈榜”的做法害死人，“呈榜”就是在放榜前，考官把可能及第的进士名单拿给宰相们一一过目，这样，宰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私心掺杂进去;第三，进士同年之间、座主与门生之间的请托之风盛行，这种风气很容易造成朋党、腐败等流弊滋生。
虽然李德裕自视甚高，但从本质上来说，他并不反对科举取仕本身，而是反对这种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弊病。因此，在唐文宗朝和唐武宗朝两度为相期间，他力推科举改革，要求停止诗赋，注重文章论议;禁止宰相提前探看榜文;限制座主与门生之间、同年与同年之间的私人交往。尽管说过高级官吏应由公卿子弟来担任的话，但他行动中却常有奖掖孤寒之举。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后来因他而起的“八百孤寒齐下泪”的轰动场面。
当代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李德裕是晚唐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他的才干不仅仅体现在科举改革上，更体现在平定边患、消除藩镇割据、抑制宦官专权、精简政府冗员、禁除佛教扩张等诸多方面，这些举措大都完成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后人把他超迈于时代的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崭新气象称为“会昌中兴”。
唐武宗李炎热是一个读书不多、但干事果决的皇帝，他在位时间不长，从公元840年即位，到公元846年三十三岁去世，前后才六年时间。他登基之初就任命李德裕为宰相，并充分信任他。几乎可以说，六年里，是李德裕成就了唐武宗，同时武宗也成就了此前并不得志的李德裕。他们共同配合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平定北方回鹘的边患。
回鹘又作回纥，是我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祖先，公元8世纪，这个民族在唐朝北边建立起了一个东起黑龙江上游、西至阿尔泰山的政权。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回鹘与唐王朝的关系最为友好，“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曾两度派兵协助平叛。但就在唐武宗即位的公元840年，回鹘境内的黠戛斯部落攻破了回鹘，匆忙登位的乌介可汗奔逃到大唐边境，请求交换粮食。对于一个有功于唐朝的民族，李德裕认为应以仁义待之，唐武宗就借给了乌介可汗二万斛粮食。燃眉之急一朝得解，乌介可汗竟然带兵抢掠云朔之地。好在李德裕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在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准备军事防御的第二着棋。通过利用回鹘内部人心不稳的弱点，他以分化瓦解的策略重创回鹘兵，从而使得北方边境重归安宁。
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的严重后果就是带来了藩镇割据，当时最厉害的是“河朔三镇”的割据势力，他们不向中央纳税，不接受朝廷命令，一切军、政、财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藩镇的节度使死了，其子或近亲继任，朝廷委任的新人根本插不进去。
“河朔三镇”的王国状态正愁无法解决，这时又出来个昭义镇跟着效仿。昭义镇管辖着今天山西、河北南部的大片地区，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割据势力形成气候，后果不堪设想。会昌三年(843年)
，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死去，他的侄儿刘稹企图接任。李德裕认为，解决藩镇割据的时机成熟了，他主张坚决讨伐，策略是，先承认“河朔三镇”节度使子孙世袭的惯例，以防止其与刘稹结成同盟，然后许以利益，联手“河朔三镇”的军队共同进击刘稹。这一着果然大见奇效，经过一年又一个月的围歼，刘稹被杀，昭义镇重新回到朝廷手中。
昭义镇的收复让唐武宗心花怒放，他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食邑三千户。李德裕坚决推辞，在推脱不下的情况下，请求改赵国公为卫国公。唐武宗说：“恨无官赏卿耳!”那意思是：我只恨实在找不出更高的官位来赏赐给你了!
如果说平定内外叛乱显示了李德裕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那么抑制宦官、裁撤冗员和禁佛毁寺则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果决。宦官专权乱政，是中唐后的一大毒瘤，以致于出现唐宪宗、唐敬宗两个皇帝被宦官活活弄死的情况。李德裕堪称这一时期对付宦官的旗手，他几经较量，终于把煊赫一时的权宦仇士良彻底扳倒。而面对日渐臃肿起来的政府机构，他又敢于冒着得罪一大批人的风险，痛下恨手，于会昌四年(844年)，一次性裁撤多余官吏一千二百一十四名。
佛教在唐朝长期盛行，到了后期，寺庙、僧尼之多，简直可以用“泛滥”来形容。佛教的恶性膨胀，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消耗，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赋税和劳役的征调。对于禁佛这件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武宗与李德裕的想法一拍即合。会昌五年(845年)，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禁佛运动开始了。禁佛的结果，造成四万六千多所寺庙被拆毁，收回良田千万顷;使跻身空门的四十一万人还俗，从而让这些壮年劳力重新成为纳税户。唐朝的综合国力以此迅速得以提高，那时，一股中兴气象在唐王朝的天空中渐聚渐浓。
可是，这股气象最终没能来得及把天空点亮，熄灭这束光芒的，既有唐武宗的颓然早逝，也有李德裕深陷其中的“牛李党争”。
痛斥朋党，却陷“牛李党争”
李德裕曾与文宗、武宗两个皇帝纵论朋党。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奸邪小人串通一气，结党营私，祸害国家，就是朋党;而正直忠贞的大臣在一起共同为国家理政，即使交结，那也是志同道合，而不是朋党。
他对朋党深恶痛绝，并严加痛斥;当然，在他看来，他首先自己不是朋党，也永远不会成为朋党。
然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个玩笑，在已经定格的历史事件“牛李党争”中，他被认定为“李党”的领袖。
“牛李党争”从穆宗朝开始，历经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一共五朝，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牛党”领袖是进士出身的牛僧孺。在晚唐的舞台上，两党交替掌权，文宗时期参差并用，武宗时期“李党”全盛，宣宗时期“牛党”最牛。一党上台，另一党就一概被贬斥外放，这样，在朝廷上进进出出，不知反复了多少个来回。四十年的纷争，消耗了包括李德裕在内的所有朋党成员们太多精力，也消耗了唐王朝仅有的一点气运。
对“牛李党争”的实质，史学家历来众说纷纭。有认为这是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与“魏晋以来的旧士族”之间的对立，有认为这是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对立，有认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还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无原则的权力斗争罢了。究系怎样，至今未有定论，恐怕以后也难有定论。
李德裕与牛僧孺之间直接交锋的例子很多，这里仅各举一例。
文宗时，牛僧孺在朝为相，李德裕被外放西川节度使。西川与南诏、吐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接壤，李德裕训练精锐兵卒，加强战备，震慑住了这两个一度挑起战乱的政权。大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一个叫悉怛谋的副使献维州城表示向唐朝投降。维州本属唐朝管辖，后被吐蕃侵占。善待悉怛谋的来降，正可吸引更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前来归服。可是，当李德裕把这个意图上奏朝廷后，牛僧孺却以与吐蕃有和约在先，要求李德裕将悉怛谋遣返吐蕃。其实，所谓的和约，吐蕃在吞并维州时就已经违背了。李德裕被迫把悉怛谋交还吐蕃，吐蕃当即把悉怛谋惨杀在边界上。这一事件不仅让李德裕感到终生遗憾，也使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笼上阴影。
等到武宗时李德裕当朝，在收复昭义镇之后，这位决断的宰相开始报复牛僧孺了。他向武宗进言，说当年牛僧孺为相，没有留住刘从谏在京城，致使他返回昭义镇，才酿成了后来的祸患。他接着派人到昭义镇去搜求刘从谏与牛僧孺之间的书信;没能搜着，又指使人作证，说刘从谏一看完牛僧孺的书信就马上烧掉。事情还没完，又有人出来作证，说牛僧孺听到刘稹败亡的消息时，居然发出了叹息之声。就这样，在牵强附会的罪证下，牛僧孺被一贬再贬，一直被贬到今天广东的惠州。
令李德裕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牛僧孺被贬后不久，他也得踏上远谪南方的路，而且他所去的地方，比牛僧孺还要远得多。
远谪海南，一代名相落幕
会昌六年(846年)，就在李德裕雷厉风行禁佛毁寺、王朝国运初现曙光之时，年仅三十三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唐武宗在位六年，但凡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从宰相李德裕的安排，可只有在一件事上，无论李德裕怎么规劝，他都充耳不闻，这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
因吞服所谓仙丹而死的皇帝，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的死，在中国帝王史上只是复制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笑柄，而对于李德裕来说，却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可是，那时，尽管他已年近六旬，他应该还不想就此结束。
或许，李德裕并不是一个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人，否则他还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唐武宗死时，他根本不能走近皇帝的身边，宦官左右了一切。宦官们出来宣布，根据武宗遗诏，武宗的叔父即位。这位武宗叔父就是唐宣宗。
在唐宣宗看来，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李德裕在旁，他就感到毛骨悚然。因此，在亲政的第二天，他就罢了李德裕的宰相，然后一路贬谪，直到两年后把他贬到海南的崖州。
李德裕往南走，南方的牛僧孺恰好往回返，对于“牛党”、“李党”来说，这种历史机缘，应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得势、失势，有时并无道理可讲。在路上，李德裕有诗：“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
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李德裕在登楼眺望“故关”时的那一声长叹。长叹悠悠，涵盖了他的一生，也涵盖了晚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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