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
杨延修（1910—2017），原名杨连生、杨再之；江苏泰州人，原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上世纪30—40年代声名显赫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三条隐蔽战线的秘密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爱建公司董事长、顾问等职务；20世纪70年代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男主人公张公甫就是以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副总经理杨延修等人为原型。2017年1月1日22时36分在沪逝世，享年106岁。
人物简介
杨延修（1910—2017），江苏泰州人，原名杨连生、杨再之。曾就读于泰州市通扬路小学。他出身贫苦，七岁就从泰州到上海投亲；当过小皮匠，英国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青年杨延修异常悲愤，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第一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奔赴中日激战的前线；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看清了国民党扼杀抗日力量的黑暗现实，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真正领袖。
从此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进步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杨延修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变成“孤岛”后，环境愈益险恶。领导指示杨延修迅速离沪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绝密机构）昆明分行经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继续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1957年因仗义执言，被划为“右派”分子，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与屈辱——在肃反、反右运动中，眼看一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打击，杨延修愤而直言、挺身保护，结果，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忍受了20多年的坎坷与屈辱。但无论遭受多少委屈，杨老一直记着周恩来亲口对他说的话，“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u2018资本家u2019，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岗位，完成任务。要能为党忍受一切委屈。”
1979年1月，杨延修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
1988年杨延修离休后，继续在爱建公司任职；1996年，以85岁的高龄又出任董事长，1999年改任董事会顾问， 2002年以92岁高龄离职。
2017年1月1日22时36分在沪逝世，享年106岁。
人物轶事
皮匠到红色商人
杨延修（1910—2017），原名杨连生、杨再之，出身贫苦，七岁就从泰州到上海投亲。当过小皮匠，英国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青年杨延修异常悲愤，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第一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奔赴中日激战的前线。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看清了国民党扼杀抗日力量的黑暗现实，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真正领袖。从此，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进步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杨延修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上海变成“孤岛”后，环境愈益险恶。领导指示杨延修迅速离沪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绝密机构)昆明分行经理。
当时昆明是西南重镇，交通枢纽，连接滇越、滇缅两条国际贸易通道和战时补给线。也是东南各省、市去陪都重庆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突出。因此大批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文化团体都内迁这里，国民党的交通运输管理局也落户当地。来自四面八方的职业青年汇聚春城，大街小巷到处涌动着抗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了拢络人心，保住地盘，巩固自己的统治，对群众的抗日民主活动比较宽容。
杨延修利用这一机会，筹建了“昆明业余联谊社”。把爱国抗日、文体活动、福利服务结合起来，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
这一炮打响，不但团结了许多职业青年，又结交了当地党、政、军头面人物和经贸界领袖。像昆明市市长裴存藩、市府秘书长刘志寰、省商会会长严燮成、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实、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安平等都热心参与。几次大的活动，还请出龙云亲笔题词，搞得轰轰烈烈，名声远扬，为公司在云南站稳脚跟，发展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越是顺利的时候，杨延修越谨慎。他完全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时刻警惕敌人的破坏与捣乱。
1940年7月的一个夜晚，月色惨淡，四处漆黑，警察和特务突然闯进“昆联社”大肆搜查，扬言有共党分子的非法活动。由于早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归。消息传出，广大社员群情激愤。
杨延修通过熟人探听到这是奉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所为。他迅速权衡利害，马上去找本社监事长张军光，鼓动这个很有背景和活动能力的高级政客，一同去省党部讨个公道。张军光吃着昆明分行的干股，又合伙做各种赚钱的生意，一向对杨延修的精明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也认为市党部是出于嫉妒在使坏，便拍着胸脯保证：“杨兄，这事有我，一定叫他们好看!”
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殷勤地接见了杨延修和张军光，却避开实质性问题。张军光毫不客气地发难，要求澄清事实，追查责任。陇体要还是一再搪塞、敷衍。杨延修察言观色，看出陇体要很是心虚，便适时点道：“陇公，昆联社向来遵纪守法，于地方经济颇有建树，社员又大多小有名气，若处置不当，弄出麻烦，您脸上也不好看啊!”话说得不软不硬，却切中要害。陇体要早就听说事态不妙，觉得再僵持下去，更难收场。于是扭头疾言厉色地声斥市党部书记长：“冒失!”“胡闹!”又满脸堆笑地说：“请两位和社里各董事、监事今天一定光临冠生园，兄弟设宴为诸位压惊、赔情!”当晚在席间陇体要声称“误会”，连连道歉。一场由顽固派挑起的政治迫害事件，经杨延修巧妙的斗争策略，就此收场。后来陇体要也为昆明分行的业务鞍前马后，十分卖力，还对杨延修说：“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对商机的敏锐感觉，杨延修一到昆明就抓住交通中转站这个优越条件，大力开展货物运输业务，立刻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就近办公，还把公司搬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中和街，就在龙云公馆的对面。同时，看准大批内迁的医学院、医院、诊所对西药、医疗器械需求旺盛，在云南各地迅速占领了市场。为了继续扩大业务、周转资金，他还想方设法广泛吸收社会游资，建立了“中和大药房”，取得良好的业绩。
后来因为战火蔓延、交通阻隔，运输业衰落。杨延修就每天关注市场行情，调查研究，及时组织当地短缺的货源，如玻璃制品、化工原料、五金、纸张等，就像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军，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屡屡取胜，得到了高额回报。张军光、刘志寰等沾了光的国民党高官，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杨延修更加信任和依赖。于是昆明上层社会纷纷流传：只要跟着杨连生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
为党能忍受委屈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杨延修远离了过去的左派朋友，除了为党提供经费外，完全以一个殷实商人的面目出现。
恰巧他过去的熟人，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自己开了一家“北门书店”，离杨延修的办公处不远。他经常过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地邀请昔日好友去家里吃饭。
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党的大事，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他令门房见李先生到来便托辞不在；实在躲不过去，也要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往往是顾左右而言它，非常冷淡。李公朴屡屡碰壁，不知何故，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最后拂袖而去，见到故友便痛斥杨延修：“人一阔脸就变，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也对杨延修的行为鄙夷不屑，纷纷愤然离去。
自己的同志不能亲近，却要对敌人笑脸相迎，长期在昆明独立作战，与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的周旋中游刃有余的杨延修，内心深感苦闷，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述。
1943年秋，他因商务去重庆。突然接到党的通知，让他立刻去汇报工作。这个天大的喜讯使杨延修激动万分。他仔细化妆，换好衣服，对镜自检，俨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一切准备停当，他在天黑后去指定的地点等车。半夜时分，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家”——红岩村。
周恩来还在开会，董必武、邓颖超接见了杨延修，给了他充分的肯定与鼓励。不久，周恩来开完会从卧室走出，按了按因睡眠不足而感酸涩的太阳穴，亲切地招呼杨延修进办公室单独谈话。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杨延修对周副主席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可亲的态度，温暖有力的握手，特别是富于感染力的讲话，仍然记忆犹新。
周恩来说：“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u2018资本家u2019，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岗位，完成任务。为党要能忍受委屈。”
杨延修听了心中豁然开朗，更坚定了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后来他再次去红岩村时，周恩来还特别指示他要做好龙云的工作。
纵横捭阖上海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庆。长年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政府准备迁回南京。上海又将成为全国财政金融的中心。
9月初，大后方各公、私单位纷纷复员东下，摩拳擦掌，准备在未来的市场中分一杯羹。因此去上海的机票、船票早被抢购一空。这时，谁早一步踏进上海，谁就能为日后的发展抢占先机。
杨延修肩负着为总公司打前站的重任，也在想方设法挤进第一批回沪的队伍。已有国民党军委会化学防毒处上校参谋头衔的他，又找到新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俞松筠，摇身一变，成了卫生局的接收专员，名正言顺地登上了首航上海的接管包舱。
当时，国内外公司争夺上海十分激烈，想找一处合适的办公场所非常困难。杨延修为此焦急万分，因为这是公司的门面和招牌，既要有气派，又要地点适中，交通便利，才有助于提高声誉，扩大经营，谋求发展。
他通过熟人得到一个好消息：英国老牌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刚从日本人的集中营放出来，手头急需现金，准备出租公司的大楼。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亚细亚大楼地处上海商贸中心的黄金地段“外滩一号”，门面开阔，气势雄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也是多少金融贸易企业梦寐以求的理想办公地点。杨延修怕夜长梦多，抢先预付定金2000美元，租下大楼一层所有的办公室，为总公司回迁上海，施展宏图铺平了道路。
在外国资本、官商资本浩浩荡荡卷土重来，各公司之间明争暗斗、花样百出，商战已达白热化程度时，为了扎根上海，开拓进取，总公司迅速调整经营战略，以国际贸易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买卖做得风生水起，十分兴隆。
1946年春节，杨延修随身携带两箱金砖，约900余两乘飞机抵沪。一转手在金市卖了个好价钱，剩余的90两黄金便全部存入了总经理办公室。
没想到当晚小偷用迷香麻倒了值班人员，从沿街的窗口爬入室内，撬开保险柜，窃走了金砖外加两万多美元现钞。
事发后，公司内外十分震惊。杨延修等公司领导一边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以免引起市面恐慌，造成挤兑风潮，一边向各分公司紧急调头寸，补窟窿。正好美国发来一船货物非常及时，使公司平稳渡过了难关。同时，立即通过当权人物要求警察局迅速破案。后经调查确定，这是上海黑社会所为。虽然追回了部分资金，却也闹得满城风雨。不过新闻报导反而起了宣传广大华行的作用，因为那会儿到处银根紧缩，能储存这么多黄金、美钞，又经营大宗黄金生意，经济实力的雄厚自然可想而知。
接受了这次教训，杨延修等人开始注意结交上海帮会人物。后来在他任经理的“上海广大药房”开张典礼时，青帮头子黄金荣喜孜孜地早早前来道贺。当时店内贵宾如云，热闹非凡。门前好几条繁华的街道，都挂满了“维他命保命丸”、“盘尼西林真灵”等宣传条幅，甚是轰动。一些想乘机来敲诈勒索的地痞、流氓，见祖师爷坐镇客厅，谈笑风生，都吓得悄悄溜走。一般黑社会人物也不敢再打他们的主意。
为了进一步发展能有稳固的政治靠山，总公司拟定了与陈果夫合作办药厂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的批准。陈果夫一直对开发中医中药很感兴趣，还建立了专门的特效药研究所。而且在四大家族中就数陈氏财力较弱，也希望借此广开财源。所以，当广大华行与之接洽在上海合办中心制药厂，并担任董事长时，他欣然应允。
这位中统头目在国民党内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一向以公正廉洁自诩，标榜无恶行、不自私，以严治党，所以对付他要使用不同于其他官员的办法。
为了拉紧关系，杨延修受命到南京去见陈果夫。听说是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来了，陈果夫破例首先接见了他。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殊荣，陈果夫的官邸每天门庭若市，求见的人川流不息，等到天黑也见不成亦是常事。
杨延修发现传言不虚，面前这个特务头子是个病痨，面色苍白，形容清癯，手捧一只小金痰盂，与人说话时还咳嗽不止。于是在谈完公事，见对方表示满意时，就从皮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药品，一边恳切地说：“果公，这是专门从美国寄来的治肺病新药链霉素，请您试用。”还说了些养生保健的话题。
陈果夫年轻时就染上结核，一直未好，十分痛苦。见杨延修不但办事干练，而且对自己很是关心，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在关系更为密切之后，杨延修又陆续送去了进口冰箱、西洋参等高级补品，颇得陈果夫的欢心。
1947年8月10日，陈果夫带着医护人员和随从，亲自到上海为中心药厂奠基剪彩，成为哄动一时的新闻。从此，中共三线绝密机关就有了陈果夫这把政治保护伞。
临险境从容应对
然而随着国民党战场的失利，对国统区的政治控制也越来越严。树大招风的广大华行还是引起了各方敌特的注意。
一天深夜，杨延修得到消息说警察局要监视、侦察广大华行。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广大支部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情况，商量对策。大家心里都很紧张，因为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他们认为敌人尚未摸清我方底细，没有掌握有力的证据。因此要马上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主动出击，一定要保住党的三线机构。
他们迅速通过国民政府和特务系统的上层关系，弄清了密令确系南京内政部发出，怀疑广大华行私通“共匪”，要各地严查。于是，杨延修等人决定分头行动，各个击破。首先宴请陈果夫的亲信，也是他们早就注意拉拢的“朋友”。让这些人到处为自己“正名”，把与共党有染等等统统斥之为“造谣”、“误会”。再利用敌人贪财如命的心理，请客送礼，终于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内线同志查到，陈果夫在密令上批示“撤销此案”，可见他们的工作相当有效。
中统刚刚稳住，军统又来挑衅。一个大头目把杨延修“请”去，皮笑肉不笑地出示了国防部要查广大华行的机密文件，上面红彤彤地盖着官防印章，显然货真价实。
杨延修两手一摊，拿出商人的派头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说：“老兄，我们生意人是只管赚钱，不问政治的。去东北只是为了大豆出口美国，那可是对本利呀!时局如此艰难，哪样好做？你叫我们怎么办!”倒把对方问得一愣一愣的。继而又大侃“生意经”，弄得特务也不禁怦然心动，竟跃跃欲试地也想入伙大捞一把。
1948年春天，经济部又要查广大华行私套外汇，倒卖黄金、美钞的“不法行为”。其实那会儿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倒腾美元、金条，这不过是要找岔子的借口罢了。
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杨延修只身冒险去与敌人谈判。由于他的机警灵活、沉着应战，最终将凶狠、狡猾的敌人制服。
在长期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环境中，杨延修始终坚贞不渝、遇险不惊、从容应变，很好地完成了党的各项任务，受到党中央的嘉勉。由于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周恩来指示在第三条秘密战线工作的同志立即撤退到香港。杨延修接到命令后迅速安排好善后事宜，也转移到香港。
1949年初，随着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即将推翻蒋家王朝，中央指示杨延修等同志北上学习。杨延修把在公司的红利、股份，包括他做民孚、民安等公司董事的投资、存款约10万美金全部交给了党。怀着终于回家了的欢快心情来到解放区。不久，即受命随解放大军一起接管上海。
“你也是中共党员”
1949年5月26日清晨，杨延修冒着濛濛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傍晚，他们住进了党的联络点金门饭店。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杨延修走出饭店，只见马路两边都是解放军指战员。为了不扰民，他们顶着油布在街上露宿，有的已经浑身湿透。不时有军车开来，大队威武的我军将士，押解一群群灰头土脸的国民党俘虏从门前走过。
那时一切都比较混乱，许多外地来的同志从昨夜就没有吃饭。杨延修赶快让附近广大药房的职工去买早点。这些伙计在兵荒马乱中见到自己的老板非常高兴，因为杨延修平时经常关心他们，与员工关系很好。一个职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诉他：“听说共产党要整治有钱人，侬可要小心哦!”
杨延修笑笑，拿起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同志们。又取出一些钱分给药店的职工，这些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店员含着热泪感恩戴德地走了。后来，当他们发现杨经理竟是“共产党的大官”时，不禁一个个目瞪口呆，半晌才恍然大悟地感叹：“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
解放初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危城，国民党逃走时劫掠了大批金、银、物资，使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为了打碎反动派妄想从经济上摧垮新生人民政权的美梦，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市工商局，许涤新任局长，杨延修、蔡北华任副局长。重点放在整顿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资本，清理敌产，重组工商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等方面。
杨延修忙得每天只能在地板上睡几个小时，有时干脆通宵不眠。时间太晚大灶的饭没有了，就只好凑合到第二天。他们在一个月内，组织起50多个国营粮店进驻居民集中的地区。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大量粮食，充分供应。而且不掺假，不涨价。使上海市民终于放下心来，恢复了正常生活。继而又陆续成立了交电、百货、土产、煤业、油脂、医药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国营公司，彻底控制了市场。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上海市委派杨延修召集工商界名人胡厥文、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开会，商讨整顿私营工商业的办法。本来这些著名的商界大佬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都抱有疑虑，在市政府会议室里互相探听消息。
当身穿军装的杨延修出现在门口，并同这些老朋友一一亲切地打招呼，并幽默地自我介绍说：“阿拉就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时，好些在抗战前星期二聚餐会上就同他称兄道弟的精明商人，见他从西服革履的大老板，突然变成穿军装的共产党干部，纷纷又惊又喜地围拢来说：“老杨，想不到你也是共产党!”杨延修笑答：“你们要是知道了，还敢跟我做生意吗？”大家哄堂大笑。于是许多疑虑与不解，便在杨延修的统战工作中化解掉了。
1949年8月20日，顺利地成立了上海工商联合会筹委会，采取民主协商、同业座谈等方式改组了同业公会，推动工商界接受国营经济领导。后来在推销公债、劳资协商、民主评税、团结工商界恢复生产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杨延修由于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企业、改造私人工商业和统战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被选为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常委，担任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然而杨延修虽然有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却丝毫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他对党犹如赤子对母亲。
1957年，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眼看许多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残酷打击。他实在不能理解，愤而直言，立即被打成“右派”，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与屈辱。
但是，杨延修从来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理想，始终热爱党和人民，表现出坚强的党性，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新时期的新使命
1979年1月，杨延修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又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我国经济迅速与世界接轨，以便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党又起用了杨延修这位富有经验的老兵。
他担负着做好统战工作，团结海内外工商巨子，探索建立现代企业新路的重任，与老友刘靖基等老一辈工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组建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这是由海内外1000多人集资创办的外向型、综合性的民营企业，完全采取股份制运作。公司成立后抓住市场机遇，不断引进人才，在房产建筑、实业投资、对外经贸、金融信托等方面，一出手就获得了不俗的业绩。
他提出了许多极具创见的发展战略。很快公司的业务范围就扩展到服装、印刷、食品、机械、化工、纺织、五金、仪表、化妆品、汽车配件等数十类。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国外著名企业合作，投资开发新技术产品，不断加大进出口力度。在数年间就拥有了126家独资、联营企业，与87家境外银行259家分支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1992年总资产即达14.6亿元，成为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享誉国内外的新型经济实体。还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的服务性企业之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8年杨延修离休后，继续在爱建公司任职。1996年，以85岁的高龄又出任董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99年，杨延修改任董事会顾问，2002年以92岁高龄离职。
2017年1月1日，杨延修同志在沪逝世，享年106岁。
人物感言
回顾人生中起起落落，杨延修老人感慨万千：“我的文化水平低，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我做过皮匠，当过茶房，也做过其他底层工作。后来地位高了，也不断地进行补习，到今天文化水平仍然不是太高。我虽已百岁高龄，但还要继续不断地学习，努力跟上社会的进步，尽可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国家多做些事。”
淡泊明志是杨老的座右铭：“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了党的事业，牺牲的人很多，一时的委屈也总是难免的。在我被错划为右派时，报纸上把我正面的东西都变成了反面的。这都是误会。我心里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一点都不怕。”
红色特工
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
? 20 世纪80 年代，有部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风靡一时。红色商人杨延修与他的领导卢绪章（原国家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就是主角的原型人物。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在这条隐蔽战线中，杨延修是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建国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工商局副局长），他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朋友和“魔鬼”之间。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肩负特殊使命，披肝沥胆地为党掌管“钱袋子”，由此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腥风血雨中的艰难求索
1932 年5 月8 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在军乐队的前导下，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走在队伍前列、高擎着十九路军军部所颁锦旗的人，正是中队长杨延修。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当时盛况。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 岁就来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14 岁进洋行当小茶房、练习生，后来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当时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补习，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参加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始了理想的追寻和抗日救国道路的求索。1932 年“ 一·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大部分团员当即组成随军服务团，投入抢救难民、运送伤兵的战地救护工作。直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才撤回上海。
在此期间，杨延修的战友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振武等四位团员惨遭日寇掳杀。童子军四烈士为国牺牲的忠勇事迹激起海内外爱国人士的义愤，也更坚定了团员们报效祖国的决心。1936 年夏秋之际，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杨延修等在一些中、上层洋行华员中活动，发起建立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随着上海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洋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组成核心小组，将“洋联”转型为“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并获工部局颁发的团体登记证。杨延修当选“华联”理事兼秘书处主任。他在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又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在杨延修他们的领导下，“华联”曾拥有会员10000 多人，形成较大社会影响。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对杨延修他们感慨：“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为洋行华员办一个俱乐部，始终未能实现，现在你们办得规模如此宏大，为众所爱，我实在高兴。”
不久，根据上级安排，杨延修到昆明领导昆明业余联谊社（简称“昆联社”）工作。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又一群众性进步团体。杨延修以“昆联社”为基地，通过读书会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同时与昆明市市长裴存藩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1940 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批国民党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认定杨延修他们“受共党分子利用搞非法活动”，当即查抄了一批进步书籍。杨延修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随即以攻为守，找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那里“讨个说法”。因为查无实据，为了平息民愤，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先是发还了被搜去的大部分书刊，接着由陇体要出面宴请杨延修他们表示道歉，声称今后将继续支持“昆联社”活动。
一场刀光剑影的捕杀，顷刻消弭在觥筹交错、握手言欢之中。
广大华行的秘密使命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同时有个职业活动地点，1933 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五结义”，集资300 元（当时币制）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他的妻子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白天由朱学明协助照应；到了业余时间，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一年后，随着业务迅速发展，办公地址迁至宁波路47 号香港国民银行5 楼。
1937 年至1938 年间， 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他们在这里成立读书小组，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广大华行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
周恩来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1939 年至1941 年， 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广大华行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1943 年，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在重庆红岩村接见杨延修。周恩来亲切勉励杨延修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党做了许多提供与调节经费的工作。杨延修以“大老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中和药房、贵阳广和药房、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办民安保险公司等。为了增加保护色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
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1945 年秋，广大华行由重庆迁回上海，1948 年春又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此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相继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南洋等地市场，共开设20 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到1948 年底资产达202 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1948 年11 月， 当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杨延修等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与陈果夫合办药厂“一箭双雕”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一号（中山东一路1 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由于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开拓，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更多西药将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这时，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1946 年8 月15 日，广大药房在广东路389 号举行盛大开业仪式。杨延修兼任经理，他忙着接待前来祝贺的社会名流和医药界头面人物，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由他坐镇，那些小流氓躲在一边，根本不敢趁开张之机来“敲竹杠”。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杨延修他们为之很振奋：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1946 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走进南京陈公馆的铁门。看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气度不凡的杨延修，陈果夫矜持地微微颌首。双方寒暄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说：“果公，我们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 痨病缠身、求药心切的陈果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在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感受到扎实、稳重和干练的作风，这正是他欣赏和期待的。当时江湾西体育会路1102 号有块面积3 亩多的空地廉价求售，杨延修说动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行在这块空地上合办“中心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948 年3 月8 日上午10 时，中心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上海市长吴国桢率领上海市警察局长等官员左右护驾；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会祝贺。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红色商人的委屈和欣慰
“除了陈果夫，我们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我们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我们这些人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因此都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杨延修回忆说。一些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可以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却不能与左派人物来往，与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等进步人士也必须保持距离。这正是他难以排遣的苦闷。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就是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 年至1949 年间， 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1942 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抗战胜利后的1946 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 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 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1946 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50 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1 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1949 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100 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调剂这些钱给中央、地方以及香港，数字都很大。比如购买南京梅园房子的50 根金条和购买上海周公馆的20 根金条，都是从我们这里转手的。”杨延修说。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9 年，当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杨延修他们经营多年的党产由此完成了历史任务。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1947 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杨延修儿子的家庭老师朱亦祥悄悄向朱学明透露，他从那位担任警察分局副局长的大学同学嘴里得知，上海警察总局已接到南京政府密令，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对其主要负责人监视侦察，上海警察总局已命令各分局侦察上报。
朱学明只知丈夫是个生意人，只是向他提个醒。杨延修顿觉事态严峻，立即召集其他几位负责人紧急商议。大家认为广大华行党支部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差错或纰漏，敌特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因此能够顶住他们的侦查。
为了消弥纷扰，及早结案，广大华行在上海蒲石路（今巨鹿路）俞家花园宴请了社会局长吴开先、民政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社会局长吴开先一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实权人物，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 号魔窟”）抓捕，开始宁死不屈，随即被瓦解，一度成为汪、蒋之间秘密“和谈”的使者。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直接任命为上海市社会局局长。
杨延修对眼前这位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钦佩和赞扬，很快博得了吴开先的好感。随即向他介绍了广大华行的创业经过和经营业绩，强调自己只是埋头生意的商人。吴开先微微点头、面授机宜：“你尽快写一份报告书，详细说明广大华行的组织性质、发展历史、经营概况等报社会局，我们会送呈南京内政部、经济部，请求撤销密令。”
杨延修很快将报告书送到社会局经办此案的主任秘书手里，又托关系去南京斡旋，终于化险为夷。在南京档案馆还能查到中统有关此案的公文，上有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南京内政部不久又下正式命令，称广大华行运输大批粮食面粉去“通匪”，要对各地广大华行负责人进行监视侦查并上报。
这个文件对广大华行的威胁很大。杨延修他们决定主动釜底抽薪，停掉这个地方粮食业务；同时请一些国民党要员出面解释，称此“完全是误会”。并由一位与杨延修关系很铁的要员出面宴请上海军、警的头面人物，说明杨延修等人的经营是正常的，现在连正常生意也主动不做了，要求他们帮助销案。结果，来势汹汹的“命令”同样不了了之，警报又一次解除。
“出淤泥而不染”成为“潜规则”
为了在社会上“ 撑起”广大华行的门面和地位，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 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官僚、特务等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时刻铭记周恩来一再叮咛的“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是杨延修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明确了一系列“潜规则”。
公司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去舞厅，出门应酬也都带夫人，不娶小老婆，没有当时其他大老板的不良习气。杨延修还经常请职员到家里吃饭，过年与广大职工一起聚餐。平时每天中午公司有包饭，经理、职员一起进餐，同等待遇。当时，生意兴隆的广大华行拥有三辆汽车。对那些官僚“关系户”开口来“借用”，杨延修他们一般都慨然允诺，而对自己的个人私事，决不动用。杨延修解释自己的“潜规则”：“一方面，要当好资本家就要像个资本家。比如说我在昆明，我是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又是昆行的经理，场面上交往的都是大款阔佬。另一方面，我家住在郊区西坝我们药房的仓库楼上，我的家里非常节约。我来往都要花几十分钟走到城里办公。我们在外面做大老板、财神爷，生意做得很大。但无论经办什么业务，从不假公济私，或者受贿。广大华行的企业价值观是：为党赚钱，赚钱给党。”
杨延修的酒量很好，一次喝一瓶茅台酒不在话下。党组织因此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公开应酬场合，要帮助上级应对敬酒和拼酒，避免醉酒误事。解放后，当再也不需要这种“烟酒不分家”的应酬时，他很快戒烟，酒也没再豪饮过。在十几年的经营中，广大华行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党批准建立的复杂社会关系，长期积累，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而创造了天文数字的经营业绩后，
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团队功成身退，丝毫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将全部公司财产“裸捐”给了党。杨延修不但和其他同志一起上缴了广大华行的股权和酬金红利，还主动把在民安、民孚等企业个人投资的股权和酬金红利共计10 万元美金也全部上缴党组织。
1949 年6 月30 日， 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 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时隔六七十年，当人们重新审视广大华行时，不由得对当时杨延修等共产党人“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肃然起敬，同时也感慨万千。这是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生动形象的范本。
上海解放以后，杨延修在陈毅、潘汉年、曹荻秋、许涤新等领导下，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经济部门领导职务。工作从“地下”转为“地上”，身份由秘密转为公开，职务由处级升到正市级，他却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潜规则”。
杨延修大半辈子在广大华行工作，晚年又成为上海爱建股份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会的主要创始人。“虽然两个企业一个产生于战争年代，一个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有不少相似之处，值得回顾总结。”这位百岁老人笑着，饶有兴趣又充满深情地将两者作了一番比较。
“爱建公司初创时期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老同志在开办之际，不讲条件，十几个人挤在香港路工商联大楼二楼两间办公室里，一切家具和办公用具都是借用的，有时晚上自觉加班工作。工作中大家不计报酬、不拿工资，除了每人每月一张月票外，没有任何其他报酬，连开会时用的茶叶都是自己带来的。有时接待客人，也只是各吃一碗面……”老人动情地讲述着这一切，他似乎从中又看到了当年广大华行艰苦创业时的那一幕幕情形。
作者附记：本文在采写中得到上海爱建股份公司党委和董事会领导的热情支持和指导，103岁的杨延修老人亲自审阅了文稿。
在沪逝世
106岁杨延修逝世 曾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原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杨延修同志于2017年1月1日22时36分在沪逝世，享年106岁。
杨延修，江苏泰州人。1931年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身份为掩护，从事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隐蔽战线工作。1949年5月参加上海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79年后历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爱建公司代董事长、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爱建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曾任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委员，第五届副秘书长、经济工作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离休。
? 解放前，他是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纵横捭阖于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解放后，为工商业改造和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杨老生前，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和民建市委其他领导曾多次前往华东医院望慰问，表达敬意和问候。
? 噩耗传来，周汉民主委对杨延修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附：
杨延修同志生平
? 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1年1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家境贫苦，7岁离家来沪。依靠摆皮鞋摊的叔父生活。在上海联义善会义务小学就读3年以后，回泰州读完了初级中学。因无力升学，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做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经理处当职员。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先后在景林堂夜校，青年会夜校、民治夜中学习，并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首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活动，曾担任中队长等职务，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参加战时服务团，救护伤民和难民。
? 之后，与卢绪章、张平等建立“兰社”，团结职业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职业青年进步团体筹集活动经费，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等于1933年合资创办了广大华行，业余时间经营西药、医疗器械等邮购服务。同时读书学习小组活动。此时先后参加了量才图书馆、蚁社，青年会以及沪江大学社会科学讲习班的学习与抗日救亡活动。
? 当时杨延修在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水险部华员经理，又有何又与人合办了永平保险总行，担任总经理职务。由此与上海洋行华员各阶层有了广泛的交往，曾参与筹建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后改为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1936年2月，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积极开展战时服务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杨延修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希之，石志昂的领导下，与卢绪章等继续团结群众进行抗日活动直至沦为“孤岛”，嗣后，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筹备成立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有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
? 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同月，杨延修由卢绪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华联党团成员，分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广大华行开拓了由上海至香港、越南海防、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的联运业务，专门成立了运输部，杨延修任运输部经理。他同时在永平、宝泰等公司工作，收入较高，但生活节俭，将省下的钱款支援抗日爱国运动和捐助给“华联同乐会”并义务工作。
?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出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在此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配合在重庆的广大华行总行拓展新的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杨延修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及昆明分行经理的身份，在昆明广交朋友，积极参与上层社团的经济合作活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 杨延修初到昆明时，党组织关系归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自广大华行改为党中央直接领导以后，即划归广大华行总行支部，由支部书记卢绪章单线联系，长期在昆明“独立作战”、“独当一面”，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周旋中，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其间，曾两次去重庆，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阅读文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的接见。
?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赶回上海，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抢先回到上海，在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
?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系过的一位地下党干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道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4月，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 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杨延修在上海、昆明、重庆以及香港等地从事经济工作时，不但认真学习经营之道研究市场信息，提高聚财理财水平，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与国民党各类显要人物打交道，巧妙应付，通过合办企业，联手经营，来掩护党的秘密机构，实现党的特殊使命。他曾以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上校参议的身份，往返于昆、渝、沪等地开展经营活动，在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中，坚贞不渝、临危不惧、遇险不惊、从容应变，克敌制胜，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勉。
? 1949年广大华行根据中央指示并入华润公司，杨延修按照规定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上海解放以后，他又把个人名义，对外投资的股票和银行存款，全部上交给上海市工商局党总支，得到组织上的表扬。
?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8年，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成员，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市商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 在此期间在陈毅市长和潘汉年、曹荻秋副市长及许涤新部长等人的领导下，杨延修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守职尽责，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商业、贯彻对私改造政策和搞好统战工作等方面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下放农场劳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曾任上海市南汇区老港公社副主任，农场副场长。1961年8月起任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
?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广大华行专案调查牵连，隔离审查两年半后下放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所属的水产市场，加工场、冷冻厂和水产商店等基层单位劳动达十多年之久。
? 在二十多年的坎坷逆境中，尽管受到了种种之磨和屈辱，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坚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的2月，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杨延修错划右派问题作出了改正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级别待遇。
? 1979年3月，随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与包玉刚等久别重逢，共话合作。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他参与刘靖基等工商业者筹建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首家民营企业 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1979年9月，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以后，他担任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 杨延修重新工作以后还分别担任了一下职务，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五届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成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五届常委。
? 1985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市级医疗、住房待遇。
? 1988年离休以后，杨延修继续担任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1992年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成立以后，他担任公司的副董事长，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96年起，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代董事长，1997年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 1999年起，杨延修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顾问，并先后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2008年起，他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 在2009年，爱建公司成立30周年之际，他的特地为公司作了“齐心协力、振兴爱建事业”的题词并祝贺。
? 2010年初，杨延修度过了100虚岁的生日。
? 2011年5月起，享受正市级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