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河南与陕西部分城市博弈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史学家早有定论，目前公认上古两大文明，一个是以陕西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一个是以山东泰山为代表的东夷文明（荆蛮文明主体在南方暂且别论）。两大文明从黄帝期间到西周的相争，史学家傅斯年名著《夷夏东西说》早有论述：“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源于陕西的华夏文明最终取代夷商文化，重振夏文化风气，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从此源于陕西的华夏族走出关中，走向了神州大地。
傅斯年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
（宝鸡博物馆）
1938年-1946年，河南豫东中牟、尉氏、西华等20余县和临近的鲁、皖、苏三省20余县沦为黄泛区，截至1944年底，河南黄泛区20余县逃亡人口约63万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苏、皖沦陷，1940年鲁全省沦陷，连年的抗战、洪水、干旱、蝗虫灾有300多万难民步行、爬车逃亡涌入陕西境内的宝鸡、咸阳、铜川等地。据民国统计，1937年陕西人口990余万，1946年陕西人口1007万，1947年949万，1948年914万。解放后统计，1949年末陕西全省人口为1317.3万人，较上年一下子增加了400万人，主要原因是河南、山西沦陷区难民和灾民进入大后方陕西。1938-1941年，1945年-1948年国、共两党在陕西连年征兵百万，死亡不计其数。天阴偏逢屋漏雨，1959-1961年全国三年自然灾害，豫西大干旱、豫南水灾，又遇大跃进浮夸风，1958年的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报喜不报忧，尤以信阳一带人民忠厚老实，传出人食人，豫、鲁一带难民不胜其数。
（美国记者、摄影师哈里森·福尔蔓（Harrison Forman），拍摄的洛阳火车站难民）
在今天的西安太华路、二马路，自强路路至龙首村，大明宫周边道北一带，陇海沿线村庄大多数都是河南难民，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大多数已融入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发展。
三国时期，曹丕继位，曹植为丞相，曹丕嫉妒曹植才华，生怕曹植篡位，处处想方设法置曹植死亡，命曹植三步之内作对诗不能带兄弟之情免死。著名诗人曹植作诗《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