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不韦
苏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谦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而谦后私至洛阳，时暠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暠又因刑其尸，以报昔怨。
人物简介
苏不韦字公先，其父苏谦。东汉时为魏郡督邮，为官清正。时李胃任美阳县令，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地方官吏无人敢惹。苏谦督察美阳县积案时，发现了李的罪证，上书弹劫李属。汉灵帝时，李属升任司隶校尉，借故将苏谦收狱，严刑拷打致死，抛尸野外。时苏不韦仅18岁，身负年迈的母亲投奔仇池山避难。自己则隐姓埋名，变卖家产，召募剑客，想乘李属渴汉帝陵时进行截击。不巧李昌因故未去，苏不韦的计划落了空。后来李计升为大司农，和妻妾在官邸中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苏不韦和剑客向此官邸挖地道，经一月多，地道的出口就挖到李母床下，趁一黑夜，从地道冲出,用利刀向床上刺去。这时恰巧李骨上厕所，拣了一条命。爱妾和幼子都被刺死。苏不韦临走留信表明，事情是自己干的。此后，李胃在卧室里布满了荆棘，在床下铺上木板以防刺客，一夜之间要换几个地方。苏不韦知道李材有防备，就到魏郡,掘开了李毋之父的坟墓，将其父之头祭奠苏谦，并将此头置于市场，标字“李暠父子”昭示众人。李属既受此奇耻大辱，又担心苏不韦复仇，恐俱怒气，吐血而死.苏不韦这才埋葬了父亲，并为之发丧。和海光和二年 (179)任上禄县 (今西和六巷乡)县令。东汉末年，宦官贵戚把持朝政，政治腐败,李膺、范涝等上疏反对。宦官上书诬告李、范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桓帝大怒，延熹九年 (166)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天下公布罪行，要求天下共同声讨,到了汉灵帝光和年间，打击党人又扩大化，死亡、流放、罢官禁锢的共达六七百人，连他们的亲族、学生、属官都不放过,在这样的情势下，和海冒着免官、甚至杀头的危险，给汉灵帝上书说: “按照祖先的礼仪，兄弟分家另住.恩义已轻，孝服都要减轻。《左传》有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现在惩治党人,罪及五族，即不合祖先的礼仪，又违背传统的法规,”灵帝看毕，有所觉悟，加之在中平元年 (184)黄巾大起义暴发，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的都准许返回故乡。
人物生平
苏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谦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而谦后私至洛阳，时暠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暠又因刑其尸，以报昔怨。
不韦时年十八，征诣公车，会谦见杀，不韦载丧归乡里，瘗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克。会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B068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B068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暠之寝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儿，留书而去。暠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剑戟随身，壮士自卫，不韦知暠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欧血死。
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众，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强仇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雾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焦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已深。况复分骸断首，以毒生者，使暠怀忿结，不得其命，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员，不以优乎？？议者于是贵之。
后太傅陈蕃辟，不应，为郡五官掾。初，弘农张奂睦于苏氏，而武威段颎与暠素善，后奂、颎有隙。及颎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颎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暠事，以为暠表治谦事，被报见诛，君命天也，而不韦仇之。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乃先以鸩与贤父曰：“若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贤到扶风，郡守使不韦奉谒迎贤，即时收执，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诸苏以是衰破。乃段颎为阳球所诛，天下以为苏氏之报焉。
参与党政
由婞直而权谋
党锢名士以生命来演绎婞直，意味着这是婞直之风最淋漓也是最后的表演方式。袁宏在赞赏党锢名士的“肆直之风有益于时”的同时，就已看到此风将“使天下之人自置于必死之地”。事实上两次党锢之祸，“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77)，“天下善士”几乎被一网打尽。司马光对党人孤注一掷的方式持否定态度，认为“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又认为党锢名士中，“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与司马光持相同看法者尚有其人(78)。实际上党锢名士在事件之中及其之前、之后，对士林婞直之风持保留态度者亦有其人，与态度不同相应的是表现有异。试大别为以下几类。
（1）党祸之前的清醒派。受县令王涣资助而赴洛阳上太学的仇览，对太学生忙于交际求名、“章句渐废而多以浮华相尚”的风气非常不满，自己仍坚持读书，认为：“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这是浮躁氛围中难得的冷静者。又申屠蟠：“尝游太学，退而告人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争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之祸，今之谓矣。”在婞直之风炽盛之时，申屠蟠已先知先觉地预见到士林婞直之风必将带来悲剧性后果，作为众人皆醉中的独醒者，其内心之痛苦可以想见，所以他“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79)。旨在逃离现场，以免看到不愿看到的情景。清醒派中还有郭林宗、徐稚一类，他们对士林的婞直和抗争在挽救东汉危局的作用上，持悲观，不如说持绝望态度。郭林宗曾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他判断时局大坏，无可挽救，虽说是参据天象、卦卜，恐怕主要还是基于“人事”。徐稚则传语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因而他们都对婞直之风保持一定距离，并始终处于不仕的状态。所以作为“八顾”之首的郭泰，“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泰却因无“危言核论”即无“诽讪朝廷”之语而得免。但在陈蕃、窦武被害，第二次党锢之祸大批杀害党人之时，“林宗哭之于野，恸”(80)，于次年春以42岁英年而死，不能说与他对时局的忧虑和绝望无关，我一直以为他是非正常死亡。
（2）党祸中的求生派。首先是前面说到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的张俭，他一直活到建安初年，享年84岁，可能是党锢名士中年寿最高者。对张俭这种“孽自己作、空污良善”的行为极为不满的夏馥，为八顾之一，本传称党祸事发，他“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其弟夏静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却说：“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营念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苟全性命是他在党祸之后的唯一追求。贾彪和何颙，在党祸发生后都致力于营救党人。前者在第一次党祸之后，通过游说上层，促使桓帝将党人赦归乡里。后者在第二次党祸之后，“乃变姓名亡匿”，同时接济穷困党人，帮助被通缉的党人逃隐，“全免者甚众”。总之，他们力求将名士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是一味的轻死重气。
（3）党祸中和党祸后的策略派（吉川忠夫氏称之为权谋派(81)）。在党锢名士中，颍川陈寔的表现是很与众不同的。第一次党祸时，“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就焉”，其自动投狱，是出于稳定士心。其后宦官张让父死归葬，“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表现了他对当时盛行的“婞直”之风，持有保留态度。以后“（宦官）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在客观上缓和了名士与宦官之间的尖锐对立，挽救了一大批党人的性命，为尔后颍川名士辈出留下了种子。同为颍川籍的荀爽，因党事逃亡十余年后，于董卓执政时被迫出仕，“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即怀疑荀爽的出处是否合乎道义。范晔推原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其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82)，他举出荀爽不顾个人安危，在迁都问题上营救杨彪、黄琬，又与王允、何颙谋诛董卓，以挽救汉皇朝（“几振国命”），以证明荀爽的出仕，正是为了匡时济民。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当陈蕃、窦武谋诛宦官时，“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83)，将“婞直之风”推到鼎盛点。然而，当限于舆论范围的“清议”从批判的武器演成武器的批判，也推促了士林婞直士风的谢幕，因为亢奋中的名士们早已自信到丧失理智，本应高度机密的武装政变，竟在动手前已天下皆知，注定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命运。在陈、窦覆败后的第二次党祸中，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婞直之风”的主体作为一个群体既不复存在，这种风气本身自然归于歇灭。形势出乎意料的逆转，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间的强烈反差，使士人们的信念受到了严峻挑战，史料表明，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匡正天下的能力，由失望、恐惧，走向怀疑、彷徨。与此同时，士林也发生了群体性转变。
党锢事件之后的汉末魏晋之际，士林的主角渐渐换成魏晋名士，政治的主角则是其中的有权谋者，因为刚刚过去的历史以鲜血昭示：政治、军事斗争不同于清议，不能徒凭“口舌”，权谋和策略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汉魏之际谋略之士辈出的历史背景。那么，由党锢名士而魏晋名士的士林群体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十、从名节到苦节
北宋程颐说：“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84) 按程颐所论，虽无论证，盖本于《周易》“节卦”卦辞“苦节不可贞”之义。孔疏据王注而总括卦辞之义有云：“《彖》曰："节以制度。"《杂卦》云："节，止也。"然则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享，故曰"节、亨"。先须得中，为节过苦，伤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也。”(85) 伊川据以揭示东汉魏晋间士风转变的过程及原因名节之极而至苦节、苦节之极而至诞节（详下文），是极为深刻的。尚须追问的是，名节为何要“至于苦节”，苦节又为何要趋于“极”呢？如果先说结论的话，它与汉代的察举制度有关，这是汉魏士风及其主体转变的内在原因。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好儒”的元帝之后，经学大盛，儒生日多。成帝时太学“增弟子员三千人”。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明帝亲临太学典礼，至顺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郡国学生尚不在其内。民间经师开私学授徒，“传业者浸盛”，门生数量众多，或“编牒（学生名册）不下万人”，如汝南蔡玄门下，“其著录者万六千人”(86)。儒生的出路只有学优而仕一条，开门授徒也不过是这一条道路的延伸应“学优”而生。东汉“内外官及职掌人”即所有官职为15万余人，察举常科（孝廉、秀才、博士弟子等）每年不会超过500人，其他特科、特举数量有限，且不稳定(87)。而在东汉中后期，在太学乃至私学习业的儒生，总数以十万计，都挤在入仕这一条独木桥上，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即蒋济所谓“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88)。而东汉中后期又是宦官专权的时代，其“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89)，占去大量职位，从而使士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也使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也是党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促使士风改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士林内部的竞争。
经学之盛，主要原因即如班固所说，在于朝廷“劝以官禄”，“盖禄利之路然也”。“少孤、好学”后因通经而任高官的夏侯胜曾现身说法：“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90) 汉代选举以察举为代表，察举又以孝廉为主，秀才（茂才）次之。但“察举各科，无一不与经学有关”。“通一艺以上”是儒生（诸生）入仕所必经的考试，东汉顺帝朝的“阳嘉新制”，“通家法”即考试经术始成为察举孝廉一个必经环节(91)。孝廉本为儒家伦理的实践，故察举孝廉的中心环节还是郡国举荐，举荐的重点则在德行，即孝悌与廉让。总之，汉代选举的主要标准，按照当时的术语就是“经明行修”。
“经明”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其成绩也便于考察。“行修”则取决于他人的观察和评价。儒家所提倡的以孝为中心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道德所施对象的评价，也就是所谓“乡里清议”、“乡论”，就成为选举上最重要的凭藉和标准(92)。郡国对孝廉的举荐，其根据就是被举荐者在乡党的名望，可见“行修”要取得好的成绩，实取决于名望。“名士”的古义为名望高而不仕者，习见于东汉的“名士”称号未必不仕，却必为名望高者。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论”中称“汉世（东汉）之所谓名士者”：“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所谓“刻情修容”就是矫揉造作以表现“行修”，“依倚道艺”即依托经术也就是“经明”，“就其声价”便是凭借上述两条以博取名望，高抬身价(93)。所谓“弛张趣舍，时有未纯”，则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博取名望；“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乃指这样的名士并不能通达事理、应付时需。范晔所论，真实地刻画了东汉士林的风气，当时察举上的竞争，在“经明”上固然也有表现，如“守文之风”除了造成章句繁琐之外，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还“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即为明显作弊。但竞争主要还是表现在“行修”上。
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行修”，具体体现为礼教或曰名教，包括小至言行举止的中礼，大至对三纲五常的遵循。当时太学诸生，有专门的服装，要习矩步。《后汉书·儒林列传》称光武帝建武五年（29）“修起太学”后，“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迤）乎其中”。列于《儒林列传》中的杜抚，“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他的学生周燮，《后汉书》本传载其“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但礼之大者莫过于丧礼，鉴于“生孝”难以考察，故服丧便成为孝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上文所述，在原涉生活的西汉成帝时代，少有依礼行三年丧者，但到两汉之际特别是进入东汉后，行三年丧的就多了起来。光武帝时“雅称儒宗”的韦彪，《后汉书》本传称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脊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他后来“举孝廉”可谓名副其实。至迟在安帝时行三年丧已普遍化，其后士人为了在“行修”上有异常表现，于是有突破之举。安帝时汝南薛苞，“丧母，以至孝闻”，父及继母死后，又“行六年服，丧过乎哀”；苞与其侄分家时，“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廉即让，让名让财，薛苞真是既孝且廉，宜乎公车特征拜官，“受禄致礼”，乃实至而名归(94)。宗室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以及袁绍都是服丧六年，因父死时年幼，长大后又补服三年。又有为长官、举主、恩师制服守丧者，为同僚、同窗千里奔丧者(95)。让爵让财者，亦多不胜举，如乡侯邓邯死后，其子邓彪让其爵位于异母弟邓凤，张禹父卒后，以田宅让其伯父，韩棱以父财数百万让给从弟韩昆(96)。以上都是对儒家丧礼和汉代法定爵位、财产继承方式的突破。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将这种现象与当时的选举制度联系起来：“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其实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所列“愆礼”、“过誉”诸篇，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进行批评的。如他在《愆礼》篇中指出，当时有人在母亲、兄弟死后不归家服丧，却为长官、举主服丧，难道“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吗？实因后者“皆在权威之门”，“庶福报耳”，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奥援，在社会上获得名誉。虽然“过”了一些，儒家本强调中庸，“过犹不及”，但儒家又有“观过知仁”之说(97)，故还是宁左勿右保险（放心保），宁过而唯恐不及。
对礼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行修”上出奇制胜，以获得作为察举凭藉的名誉，于是这种突破就有类于打破纪录的体育竞赛(98)，为破纪录而百计千方，“好为苟难”；同时也一如体育竞赛，难免出现虚伪和作弊。后汉服丧上的最高纪录是桓帝时青州乐安郡人赵宣创造的。他“行服二十余年”，以墓道为居室，“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太守陈蕃听到他的模范事迹后，亲临访问，方知宣“寝宿冢藏”，“孕育其中”，“五子皆服中所生”，这是严重违反丧礼的行为，遂大怒而“致其罪”(99)。因为依礼服丧，衣食、住行、起居皆有严格规定，三年下来，大抵如上举韦彪，“羸脊骨立”，不成人样，“医疗数年”才能康复，死于服丧中的不乏其例。这是孝的作伪。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荆祖父许武被举为孝廉后，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而“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从而为两个弟弟博得了“克让”也就是“廉”的名声，均被察举为官。若干年后，许武又召集“宗亲”，哭诉当年分家时自己多占财产，是为了弟弟们的前途，并且又将自己业已增殖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而此举又为许武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为过去贪财是为了弟弟当官，是“孝悌”，现在将财产送给弟弟，是“廉让”，于是“远近称之”，官升至“长乐少府”。显然，这两次财产分割，都是有预谋的操作、炒作、矫揉造作，是廉的作伪，也是孝悌的作伪。
求名之弊的第三种表现，是名士间的“共相标榜”，“以为声价”，用当时的辞汇，则是“浮华”、“朋党”、“交会”。对此，前人所论已详(100)，此不赘述。
总之，选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虚伪、做作，正是苦节走向极致的反映，标志着汉代以乡举里选为基础、以荐举为特征的察举制度走向了反面，已不可能挑选出真正的人才，即如《抱朴子·审举》所引东汉“时人语”所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不知书”即是“经明”的异化，“父别居”则是“行修”的异化。葛洪将之归咎于宦官当权，“危害忠良”、任用私人而导致“台阁失选”，忽略了作为深层次原因的选举制度。曹操毅然提出“唯才是举”的选举政策，甚至公然声称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就是针对上述汉末的选举之弊而发(101)。
由苦节而诞节从党锢名士到魏晋名士
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伊川所谓“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学的兴盛激化了儒生数量膨胀和选举资源有限（加之被宦官侵占）之间的矛盾，导致仕途竞争白热化，最终使察举制度诸要素变质、异化，与当初的目标预设相悖，从而走向崩坏。而伊川所谓“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则是与上述察举制度崩坏相表里的名教之治的破产有以致之。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至迟在东汉后期就已见端倪。《风俗通义》卷四《过誉》：
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举司隶茂材，为高唐令。……为郡功曹所选，颇有不用，因称狂，乱首走出府门。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云：“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正如应劭在按语中所说：“《洪范》陈五事，以貌为首；《孝经》列三法，以服为先。”衣冠、冠带，本是儒家礼乐文明的象征，因而成为官吏、士人的代称。前面提到东汉太学生的典型形象，就是“方领”、“长裾”、“矩步”、“进止必以礼”。而赵仲让却“乱首”“称狂”，甚至于当众裸体，这是对当时名节、苦节的反动，并开魏晋名士刘伶、王澄、谢鲲、胡毋辅之、阮放、光逸等“散发裸裎”、“裸体”的先河(102)。而且赵仲让“宿有重名”，甚至连执政梁冀都任其狂放，也许梁冀认为，别人裸体自然是失礼，但对于“绝高士”的赵仲让来说，不过是演绎其高情逸致的“行为艺术”而已。表明士林风气及评价标准正在悄然生变。
据《后汉书·袁闳传》，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其父任彭城相（职同郡太守），他在“省谒”的来往途中，包括在彭城郡界，“变名姓，徒行”，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又不肯坐父亲给他派的公车。其父死于任上，他去迎丧时“不受赙赠”（按照当时惯例是很大一笔钱）。他还拒绝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袁隗的赠馈。这是绝对的廉，到了不近人情的“苦节”地步。袁闳在护父丧途中，“缞绖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是一种恪遵丧礼到令人感动的至孝。然而当“延熹末，党事将作”时，袁闳却不著冠服，“散发绝世”，“筑土室”自居。其母亲死后，他竟“不为制服设位”即不穿孝服、不设母亲灵位，与他父亲死时所表现出的至孝绝然不同。东汉初年以来，由三年之丧而六年而二十余年，以至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在丧礼上完成了由苦节向诞节的转变。时人无法适应诸如袁闳那样的由“苦节”一转而至“旷荡”，故称闳为“狂生”，认为他精神错乱了。实际上这是由于袁闳对时局的深深绝望，一并对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价值观（名节、苦节）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狂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无独有偶，比如列于《后汉书·独行列传》的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后特征）拜赵相。及之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读《老子》、被发、不著士服，长啸，以及当官而不任事，这些在都是尔后魏晋名士的行事特征。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外表、行为。《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
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少诞节，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按“诞节”，《汉书》卷四十《叙传下》“《汉书》叙”中“陈汤诞节”条，颜注有云：“诞节，言其放纵不拘也。”其意与《晋书·王忱传》所谓“忱自恃才气，放酒诞节”的“诞节”相同，亦同于《世说新语》篇目之一的“任诞”，也就是上引伊川语中的“旷荡”。戴良之学驴鸣以娱其母，岂不是与西晋名士孙楚因王济生前喜爱孙楚作驴鸣，故在济灵前惟妙惟肖地作驴鸣(103) 相似么？重要的是戴良母亲过世后，其兄伯鸾仍恪守丧礼，戴良却“食肉饮酒”，而且悲伤起来就哭，于礼该哭时未必哭。这些都是严重的失礼，但他伤心憔悴（毁容）的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他依礼守丧的哥哥。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自己失礼，其诞节行为自有其理论根据。他认为丧礼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伦孝思、邪情荡佚者的，而他对母亲的孝思和哀伤由衷自怀，虽饮酒食肉，也符合礼（别人问他：“居丧，礼乎？”良曰：“然。”），因为对他来说，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故身心憔悴。惟其如此，他可以超越礼的限制，包括饮食衣着方面的丧礼规定。他直指礼的人伦本质，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可视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先声。阮籍服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葬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举声一号，呕血数升”，以致“废顿良久”(104)。实质上也是注重对母亲的天然孝思，而无视丧礼的繁文缛节。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诞节”的戴良已无异于尔后“任诞”的魏晋名士，倘与嵇阮同时，他应是《世说新语》的合适人选，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贤。后汉的另一位“狂生”仲长统，在其《述志诗》中激昂地表白“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元气为舟，微风为桅，敖翔太清，纵意容冶”(105)，更与儒道融合的魏晋玄学家同调(106)。
读《世说新语·德行》，我们看到，以党锢之祸为契机，“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膺）的侠气张扬的党锢名士，经由“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汪汪如万顷之陂”的袁奉高之类人物为中介，逐渐演变为“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嵇康）、“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阮籍）的魏晋名士。党锢名士和魏晋名士都是能言善论之辈，却经历了由清议而清谈，由“政治上之实际性质”而“口中或纸上之玄言”，由“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的转变(107)。但游侠舍生取义、损己益人的英雄主义气质，儒家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仍是中国士大夫性格特征中最可宝贵的构成之一。汉魏之际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国的创业君主曹操、刘备、孙权(108)，都是一身侠气的人物。
苏姓渊源
苏姓起源有二： 一、为出自己(妃)姓，为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周武王时，有司寇忿生，受封于苏国，称为苏忿生，后迁于温邑(今河南省温县西南)。春秋时，苏国被狄(我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人攻灭。苏国的后裔就以国名“苏”为姓，其得姓始祖为苏忿生。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苏姓则是黄帝的直系后裔。 传说中的黄帝既是一个部落的名称，也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名字。据《国语·晋语》载，黄帝和炎帝是由古老的少典氏族中分裂出的两个胞族。黄帝及其部族，最早生活在陕西黄土高原的姬水一带，因而便形成了最古老的“姬姓”。《史记·五帝本纪》在介绍黄帝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段文字描述了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聪明大智。《帝王世纪》也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又称为“轩辕黄帝”，实际上是因为黄帝曾居住在“轩辕”这个地方，因以为名。轩辕黄帝是崇尚黄色的，这是因为这个部族生活在黄土高原，其赖以生存的大河便是黄河，而这一人群的皮肤又是黄颜色，这种“黄河、黄土、黄种人”的三位一体，使他们对“黄色”有了更多的偏好。黄、皇古字通用，由黄帝而衍变成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为最为尊贵的帝王的专称，在历史时期黄色更成为皇帝独有的专色，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无论是宫室、都邑、太庙，也都由黄土筑成，成为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黄色文明”。至于黄帝的专号“轩辕”，《说文》段注为，曲（车舟）藩车为之轩，大车谓之辕，“轩辕”实际上指为“有篷顶的大车”。据史料记载及学界研究，早期的黄帝部族是以游牧生活为重要的内容，“轩辕”大车的发明，为这种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运输工具，在当时的部族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并因此而成为黄帝及其部族的名号。另一方面，黄帝部族以龙作为图腾标志。考古发现中，龙的形象的不断变化，龙形象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实际上是黄帝部族发展壮大，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 黄帝及其部族最早的居住地在姬水，亦即陕西省岐山县一带，后采向东发展，到达中原，并在河南新郑形成政治中心。《史记》的有关注解均有“黄帝号有熊”，“有熊，河南新郑是也。”《元和郡县图志》：“郑州新郑县，本有熊之墟。”另外，陈留(今属开封)有“黄城”、杞县有“夕卜黄”、荥阳有“黄水”、封邱有“黄池”，这些都与黄帝部族的活动有关。密县的大瑰山、临汝的崆峒山、灵宝的荆山，卢氏的熊耳山等都有黄帝活动的遗迹，反映中原地区是黄帝及其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区。黄帝以中原为中心，“习用干戈”、“修德振兵”、“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尤其是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在涿鹿(今属河北)大战，取得了胜利。黄帝及其部族的军事行动，加速了传说中各部族间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南达于江、东至于海、北达燕赵的内涵相近的先进文化。 黄帝在典章政制与经济文化上也有重要的贡献。《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这种管理形式，应该是后世政权的雏形。黄帝的史官“仓颉作书”，“伶伦作律”、“容成造历”，“黄帝考定星历”等，黄帝时的文化成就巨大。黄帝采铜铸鼎，以玉为兵，刳木为舟，作宫室以避寒暑等。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了养蚕、织锦等，反映了黄帝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 传说黄帝在功成名就于荆山铸鼎后，骑龙升天。《史记·封禅书》有详细的记载，在河南灵宝，有与这则传说相关的地名与遗迹，如荆山、鼎湖、龙沟，以及黄帝庙。在陕西省黄陵县，有“桥山”，而“桥山”附近有黄帝陵，这里也就成了历代君民祭奠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圣地了。 依照史书记载，颛顼为黄帝的孙子辈。《史记》、《帝王世纪》以及某些苏谱均有详细说明，在黄帝的25个儿子中，最早取得“姓”的名号者仅有14人，这些姓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姓，现代姓氏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氏”。黄帝正妃是采自西陵氏族的嫘祖，她为黄帝生下的两个儿子分别是青阳与昌意。昌意曾在“若水”一带的西南地区长期生活，并娶当地土著蜀山氏族的昌仆为妻，他们的儿子颛顼从小便在西南地区生活，后随氏族东迁到中原。 颛顼既是古史传说中的英雄般的人物，也是当时统合天下的部族名号。学术界对颛顼的本意有着多种的理解。《论衡》中谈到的“颛顼戴干”，有的学者以民族志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解释其为原始部族时人们在头部佩饰器具从而形成的一种头部装饰，这种装饰使得其成为“扁形变头”。根据史书中将“颛顼”与“高阳”并称的现象，其含义为旭旭升起的太阳。而这种对自然的崇拜现象，在当时应是较为普遍的。 颛顼及其部族东迁的过程，也是以颛顼为首的部落联盟形成的过程，也是史前部族融合发展的过程。颛顼在河南、山东、河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留下有大量的遗迹。其最重要的传说是保留在《淮南子》等书中的“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传说，两大部族的长期征战，在史书中形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颛顼也因此而获胜，部落联盟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并以此赢得了五帝之一的赞誉。 颛顼的统治中心也在中原。史书记载，颛顼在河南许昌、杞县、淮阳等地居住。《左传》：“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帝丘在东周时为卫国的都城，其位置在今河南濮阳附近。颛顼尽管在军事上有所作为，但他的功绩主要在宗教礼仪上。《大戴礼记》对他的功绩有十分精要的概括，称赞他是很有谋略，通晓道理的人，他的行为举止符合天意与鬼神的意志，所以说他是人与神的沟通者，他所开启的由宗教对人的控制的办法，以及对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造，在当时是个进步。颛顼死后，埋葬在顿丘城外，即今河南省内黄县，据说他活了98岁，颛顼之后，其部族又分裂为若干个部落。《世本》的“帝系篇”等文献，甚至在一些“苏谱”中，也有“颛顼八子”的记载。颛顼娶邹屠氏之女生苍舒、陨鼓、祷戴、大林、龙降、廷坚、仲容、叔达等8子。颛顼又娶胜奔氏之女生子称，称生卷章，卷章又名老童。 老童及其部族，也如他的先祖那样在中原生活，但也在关中、江淮等地区生活，其遗族后来还远迁到岭南活动。老童(卷章)的部族后又发展为重黎和吴回。 重黎这个传说时代的人物，实际是由重与黎二个部落合并而成，重黎实际上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后裔逐渐裂变为“九黎”，并成为“黎民百姓”中的主体。重黎曾担任过帝喾时的“火正”。“火正”是传说时代掌管火源的职官，因为火的发明传说为祝融氏所为，因此“火正”又称为“祝融”，重黎因任“火正”，重黎也与祝融有了联系。火的发明，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火可以驱除野兽，使人类在与其他动物的争斗中处于优势；火可以熟食，食物成分的改变为人类智力的进步创造了条件；火可以用作耕种，“刀耕火种”的初期农业的兴起，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标志。以看守火种，到对火神的祭祀，以至火化升天等均由祝融(火正)负责，因此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重黎受命与流落在南方的共工氏进行战斗，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帝喾以平叛不力而杀了重黎，并让重黎的弟弟吴回袭任火正祝融之职，吴回也便有了祝融氏之称。 吴回在南方与共工氏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与他的部族也因此重返中原。《路史》、《左传》均记载，在河南郑州有“祝融之墟”，其具体地点在新郑与新密附近，即西周时期郐国所在地。吴回及其部族虽然在陕西、山西、甚至东南地区生活，但最终以中原为中心，吴回死后也埋葬在“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 陆终传说是吴回的儿子。根据对其名号研究，陆终是以捕食善跳动物而著称的部落，并以此作为图腾以及首领的名字。陆终及其部族也在中原一带活动，山西的平陆、河南豫北地区的“大陆”(吴泽)等便是这种活动遗迹的反映。在豫北地区的获嘉、修武、辉县交汇处的吴泽，实际上也是当年吴回曾活动过的地区，这里与颛顼故都也相去不远，并有亲族在其附近居住，因而具有较好的生活基础。 陆终生6子，分别是樊、惠连、（竹钱）（竹坚）、会人、辔牲、季连。其中，樊封昆吾为己姓。
先祖昆吾公 昆吾公是苏姓的先祖，这是诸多苏谱所公认的。樊封于昆吾，又称昆吾氏。也就是说，由陆终及部族发展衍变而来的昆吾部族，其首领亦称“昆吾氏”即苏谱上的“昆吾公”。“昆吾”的字义，《夏小正》解释为：“昆，小虫。”又称，“昆者，众也。”“小虫动也。”《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昆吾为众虫之意，吾即音的尾语。昆吾源自陆终，二者都有“众虫”之意，一方面反映二者的图腾相近；另一方面说明其部族人口众多，兴旺发达。《国语》、《史记》都记载，昆吾为“夏伯”。 《吕氏春秋》记载有“昆吾作陶”。《说文》及其相关著作也有“昆吾者，壶之别名。”“昆吾，圜器也。” 昆吾氏也在中原地区活动。他们的踪迹与夏人相近，如在山西传说有夏都安邑的地方，有“昆吾亭”。河南濮阳为“颛顼之墟”，这里不仅有“昆吾台”，也有“昆吾之墟”，《竹书纪年》写道：“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苏。”“帝芬”，有的书中记载为“帝槐”，是夏代第8个王，属于夏代中期。 《世本》：“苏氏，颛顼、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封苏，邺西苏城是也。”《元和姓篡》：“苏，颛顼、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邺西苏城是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苏氏出自己姓。颛顼裔孙吴回为重黎，生陆终。生樊，封于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苏，其地邺西苏城是也。”
“有苏氏” “有苏氏”在商代仍有活动，其重要人物是苏妲己。《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在《国语》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史记·殷本纪》表述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有苏氏”是商代的重要部族，但与商王室的关系并不融洽；商王室讨伐“有苏氏”，掳得了美丽的妲己，而且殷纣王十分喜爱妲己的美色。
苏国 苏国的建立，是苏姓历史上的大事。 西周政权建立后，周天子对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杜预注解为：“苏忿生，周武王司寇苏公也，与檀伯达俱封于河内。 关于苏国的范围。《后汉书·郡国志》云：温，故国也，苏忿生封。”《括地志》卷二，“故温城在怀州温县西三十里，汉、晋以为县，本周司寇苏忿生之邑。”温是苏国国都，位置在今河南温县西安乐寨与招贤一带。《左传》记载，春秋前期周桓王将苏国的田地给予了郑国，这些地点有“温、原、缔、樊、隰城、攒茅、向、盟、州、陉、(阝贵)、怀。”其中，温、州、陉(邢)，均在今温县境内。原、樊，在今河南济源市境内。缔、向，在今河南沁阳市境内。隰城、怀，在今河南武陟县境内。盟，在今河南孟州市境内。(阝贵)，在今河南焦作市郊。攒茅，有考证为攒城与茅城，均在今河南辉县市境内。以上诸邑，很难说是苏国的全境，即便如此，也包括了今济源市与焦作市的全部，今新乡市的西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其基本上与康叔受封的卫国为邻，也应该是当时较为重要的苏国。苏国的爵位，文献中称苏国国君，有“苏公”、“苏氏”、“苏子”、“温子”等多种称呼，尽管当时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说法，据说执行时并不严格，因此，苏国可能仅为“子”爵，其首领又任司寇，称作“苏公”. 西周时期是苏国的重要发展时期，传世的青铜器著录在《三代吉金文存》一书中，其中的《史颂鼎》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史颂受命视察苏国，掌握并实行苏氏之法。《三代吉金文存》收录有苏国铜器《苏公簋》，这件器物铭文不长，却记述了苏、周联姻的史实。两周时期，异姓诸侯间的联姻，是密切相互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苏女嫁与周男，一方面反映了苏国对周王室的仰慕，同时也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苏、周关系密切的标志。在三门峡虢国墓地也发现有西周晚期的苏、虢联姻的器物。虢国都上阳，位置在今三门峡市近郊，虢国虽不属于大国，但却是周文王的弟弟虢叔所封，其君主虢仲曾辅佐周夷王南征淮夷，酿成国人暴动；虢文公为周宣王时的重要卿士，在周王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门峡墓地中发现的“苏甫人”盘、匝，正是苏女远嫁虢男的反映。“苏冶妊”鼎，记载了作为苏君夫人的妊姓女子，为她的女儿远嫁他乡，而专门作器的情况。在三门峡墓地，还发现有“稣子叔”鼎、“稣貉”豆等，其铭文不长，但都可以说明，苏、虢间有着持续不断的良好关系。此外，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宽儿鼎》青铜铭文拓本中，记载了“苏公之孙宽儿”的历史史实，对研究苏国史，也有重要的帮助。青铜铭文中的“苏子叔”、“苏公子”，也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苏国宗室的重要人物。 《诗经·小雅》记载了苏公与暴公的史实，“苏公作是诗以绝之”。《世本》云：“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chi，持)。苏成公，平王时诸侯也。”篪是一种乐器，“管乐十孔，长尺一寸，吹孔有觜(嘴)，如酸枣。”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制度发生了动摇，周天子的神圣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平王东迁洛邑，苏国与周都仅一河之隔，苏国成为王畿之地，其相互间的矛盾也大大加剧了。 苏国与列国间的矛盾，首先来自于郑国。郑国是西周时期最后被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国，郑国的始君姬友，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初封在西周王畿地区的关中，“犬戎之乱”后，郑武公协助周平王东迁，并在王畿重建郑国。郑国受封的地方，原来也有一些小国，郑先后灭掉郐、虢等8个小国，在中原拥有一席之地，成为在中原有一定影响的强国。郑国势力的扩大，无形影响了周王宗室的利益，周郑交恶，并互以太子为质。平王病逝，在郑为质的太子孤因哀伤过度，不幸身亡，其子嗣位，是为桓王。桓王对郑国称霸，心有余悸，在朝中对郑不恭，引起郑国朝臣的不满，他们力主挑战王权，以观其行。这一天，郑国大将祭足率领郑国军队白玉门津渡过黄河，以向苏国借粮遭到拒绝为由，强行收割苏国已成熟的小麦，并运回郑国。其后，又到王城附近公然强抢周王宗室的稻禾。可见，在诸侯称霸的时代，苏国作为周王的亲信国，但却受到伤害。周天子并令卫、陈、蔡等国组成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庄公分头击退，周天子的神圣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到了后来，周桓王与郑国发生了田地之争，周天子在郑国取得了邬、刘、芜、邗的土田，而将属于苏国的十二邑的部分田地无偿送给了郑国。苏国在这场大国争霸的游戏中不仅没有讨回麦子被强抢的公道，反而又在天子的懦弱中丧失了赖以生活的土地，苏国与周天子的密切关系，宣告结束。 到了周惠王时期，苏国卷入了周王宗室间的宫廷纷争之中。在周庄王时受宠的王桃生下了王子子（秃贵），由（艹为）国担任子颓的老师。到惠王继承王位后，他强取芜国的菜园子用以畜养野兽，边伯的房子因邻近王宫也被占取。惠王还夺取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这些利益受到侵害的王公大臣联合起来，奉立子（秃贵）为新君，以苏国为后盾，以武力征讨周惠王。战事并不顺利，五大夫败逃到苏国都城温，苏国国君协助子颓逃往卫国。后来，卫国与南燕国的军队攻打周都成周，到了冬天，正式立子颓为周天子。第二年的春天，郑国国君调解王室纠纷，没有成功。周惠王便流亡到郑国。这年的冬天，王子颓在成周设享礼招待五位大夫，用最高的规格演奏所有的曲乐。郑君听到这件事后，对虢君说：“寡人听说：悲哀和高兴得不是时侯，灾祸一定到来。现在王子颓观赏歌舞而不疲倦，这是以祸患为高兴。司寇杀人，国君为此而要减膳撤乐，何况敢以祸患而高兴呢？篡夺王位，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愁，忧愁一定到来。何不让天子复位呢？”虢君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庄公二十一年 (公元前673年)郑、虢两国君主在弭地进行密谈。这年的夏天，两国的军队攻人王城，杀了王子颓和五位大夫，周惠王正式复位。 周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因子（秃贵）事件受到牵连的苏君，因怕周惠王的报复，而投奔了杂居中原的狄人，又和狄人处不来，狄人攻打并灭亡了苏国，周王室按兵不动，苏君逃亡到与苏国保持有姻亲关系，且关系密切的卫国。 苏姓可早至夏代中期，苏姓的大发展则始自苏国灭亡。远徙他方的人们记住了“河内”和“司寇公”，并由此形成了最早的苏氏派系：“河内派系”。其后裔也远迁到河南的杞县、原阳、沁阳、南阳、洛阳、嵩县，或迁移至陕西的武功、扶风等地、以至迁移到更远的地方。
二、为出自少数民族。 早在西汉时期，在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康居国，有小五王，其中苏（壑-土 韭）(xie，音谢)王居苏疑城。东汉时在今新疆南部的和田为于寅国，其相苏榆勒拥立广德为王，在于寅与莎车国的交战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北方的匈奴鲜卑族人，东汉永元年间 (公元89—105年)参与了东汉政权对诸胡叛军的讨伐，其中鲜卑大都护苏拔庞在这次讨伐中立功，被封为率众王并被赐金帛。在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南部三韩中也有麻斯人苏马浞，被光武帝封为汉麻斯邑君使，属辽东郡以东的乐浪郡。东汉灵帝时，在辽东有苏侯延，众千余部落，自称峭王而与汉军对阵。苏侯延所在乌桓各部平时与汉关系甚好，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内乱，长期为汉戍边的乌桓人，也就拥兵为王了。 南北朝时北魏有鲜卑代北复姓跋略氏，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汉化，单姓苏氏。 在唐代，属于突厥突骑施别种者，以苏禄为“可汗”，结众二十余万，遂雄居西域。唐开元年间，与唐朝来往，苏禄受封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封为特勒遣侍御史，册立为“忠顺可汗”，并与金河公主合婚。玄宗时，在丹凤楼专设御宴款待苏禄使臣，两者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友好关系。属于东胡支系的奚也居于北方，唐太宗时与唐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其“大酋”苏支，因战高丽有功，整个部族内附，专置饶乐都督府，苏支因此也受到较好的待遇。唐朝西域的龟兹国主苏伐勃殃，于唐高祖时遣使来朝，勃殃死后，其子苏伐垒继位后又于唐太宗时遣使献马，被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开创了数十年间的友好联系。在南方属于西南蛮的清远国王苏唐磨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 793年)与诸多小族纷纷内附，被唐朝中央政府例授为将军，中郎果毅等职官。在唐朝西域有“大勃律”，唐开元(公元714—741年)年间，遣使来朝。唐朝正式册封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又将其继任者“苏麟陀逸之”为王。后因吐蕃势力较大，而与中原疏远，唐朝大将高仙芝受命远征，平定后置归仁军，并授其新君苏失利之为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 在宋代，位于今湖南新化、安化的梅山蛮，其首领苏方，峒主苏甘所部与诸蛮互有争战。后在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 1077年)被章悖率宋朝官兵以武力平定。留居新化一带者，成为汉族，并成为当地大姓。南逃湘南者，成为瑶族，有的并远徙两广，云南及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山区。在云南黎县黎州诸蛮有雨林蛮，其头领苏吠在宋太祖时被授为怀化将军，说明苏氏蛮族虽与宋朝有矛盾，但仍保持有较为友好的关系。 清代的满族人中，以“苏”字为首的名字较多。 苏姓迁徙史
自苏国灭亡后，苏氏族人 开始了他们在这块大陆腹地的迁徙。 先秦时期的苏氏播迁 苏氏的迁移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襄国有苏人亭。”《汉书·地理志》也载：“曲逆有苏水，东人 濡。” “河北苏”是苏氏历史上极有影响的苏氏大族，《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 苏国居于中原地区。苏子或苏公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其主要居住在豫北焦作市的温县。东达卫国也就是今濮阳一带；南达王城，即今洛阳；东南达郑国，即河南新郑，西南可达虢国，即今三门峡一带。以上情况说明，苏国国王的活动范围在今河南省的黄河两岸，大致在今焦作、新乡、郑州、濮阳、洛阳、三门峡等6市的范围之内。 苏国灭亡后的战国时代，苏人 外迁的主要聚居地在洛阳，并涌现出著名的苏秦家族。 战国时期，诸侯间的战与和，促使了“士”的大量出现，这一阶层也可以说是依靠知识，依靠谋略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不停地游说，奔波于列国诸侯之间。苏秦以鬼谷子为师，在云梦山(今河南淇县境内)学术多年。他西至秦国，又东去赵国(今河北邯郸)，主要居住在燕都(今河北易县)，以后又多次到赵、齐(都于今山东淄博)、魏(都于今河南开封)等，其活动范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诸省。但苏秦也南到荆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游说楚威王。苏秦的兄弟苏厉、苏代，也主要活动于燕、齐等地，足迹亦到中原的魏国，西可达秦。苏秦家族以“纵横术”而名闻天下，长期的游说活动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眼界，异地的居住，使他们获取了更多的知识与阅历。 《竹书纪年》中，均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将苏胡统领大军讨伐韩国，被韩将韩襄大败于酸水。这场战事虽不能阻挡秦军东进，但对秦军是一次重创。 苏胡也成为人 居关中，即“陕西苏”的最早的名人 。苏秦到荆楚，并不是苏氏最早涉足此地。《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庄王不理朝政，日夜寻欢作乐，并下令有敢于劝谏者，立即处死，绝不赦免。时任楚国大夫的苏从，从大局出发，冒死直谏。楚庄王问他道：“你没有听说我下的命令吗？”苏从说：“如果杀死我能使您清醒，就是我的愿望了。”楚庄王听后，顿时醒悟，并立即停止了寻欢作乐，认真处理朝政，他还任命苏从辅佐朝政。 秦汉时期的苏氏播迁 《史记》曾记载“项羽大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项羽军队攻打的对像是秦军，统领秦军的将军苏角，被楚军攻杀。作为秦将，苏角应与苏胡一样，久居关中，他们均为苏氏西进的早期移民。此外，在与刘邦军队决战的秦将中有苏驵，他曾统军在泥阳(今甘肃宁县东南)与刘邦手下的大将郦商决战，而兵败。苏驵，以及苏角、苏胡等，见于史载，说明在秦国及至秦朝，有以武为职的苏氏族人 为秦帝国而尽力。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正式任职内右史的苏纵便在长安生活。汉武帝晚年，病重甘泉宫，权臣江充以病在巫蛊为由，而到太子宫中追查，时任黄门的苏文，为江充的随从，在此后的一系列宫中争斗中，受冤杀者甚众。始作俑者江充不仅被杀，也被夷灭九族，苏文亦被焚于“横桥”上。到王莽当政时，方士苏乐受命在宫中筑“八风台”，“台成万金”，可见筑台耗费巨大，并在台上作乐。 儒生苏章，他不仕王莽，隐逸而去。 此外，在长安还有富豪苏回，被贼人绑票，时任京兆尹的赵广汉，以计擒住了贼人 。 在京城及附近居住苏建苏武家族。 苏益在《吾族渊源》中，讲到了苏建苏武家族的来源：“汉兴，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苏氏亦由河南河内而迁秦，遂家于长安杜陵间。至汉武帝时，建公官校尉，从卫青大将军，西汉元朔二年，匈奴人 寇击退之，收河以南之地。西汉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立大功，封平陵侯，居长安而葬武功，其后遂家其所封，是为武功人 。” 江浩在《苏氏族谱源流四修序》中提出：苏秦子“廷奇，居相位。奇五世孙胜，徙居杜陵。越十世，建为平陵侯，后为游击，复为右将军。” 到了东汉时期，京师移都洛阳。苏竟，字伯况，西汉平帝时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之学，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时外放为代郡中尉，时值内乱国弱，匈奴扰边，仅代郡独能保全。东汉光武帝时，拜为代郡太守，并坚拒匈奴，后因病离开代郡，到京师拜为侍中。数月，因病免官。苏竟回家养病，潜心学问，作《记诲篇》等文章传于世，年过七十而死于家中。这种籍在外地，在京城任职并家居洛阳者，在史料中亦有所载，如曾在东汉宫中任中常侍的苏康，在东汉特有的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苏康深受汉桓帝的重用，左右朝政，与窦太后势力进行争斗。此外，光武帝时，还有在京城任司隶校尉的苏邺，系下狱而死，与他同案而死者有“用气自行”的王磐和丁鸿。在顺帝时，有在当时世家大族崔援手下任门生的苏祗。 在陕西“武功”，世居着苏建的后代。东汉时期，有苏章家族。苏章为扶风平陵人 ，他的祖父苏纯为中陵公侯，在“三辅”一带受人 尊敬，被时人 称为“大人 ”。苏章官至冀州刺史，他的哥哥的孙子叫苏谦，曾任金城太守。苏谦的儿子叫苏不韦，为报父亲被杀之仇，而卧薪尝胆，追杀仇人 ，很有阳刚之气，但也受到责难，并遭受满门被杀之灾。 苏砒《苏氏世谱原序》载：“汉兴，天下混一。苏氏封侯者四人 ：江阳侯息，海常侯弘，薄侯昌，而史失其传。” 平陵侯苏建。其中，在汉武帝时，集中兵力，平定南粤王叛乱，南粤王赵建德便是由伏波将军的司马苏弘抓捕归案的。苏弘也因功受封为海常侯，其海常侯国在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自西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七月受封，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苏弘死，无后而国除，前后共7年。 蒲侯，见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其封地《汉书》标定在琅琊，但从“蒲”义考察，应在今山西境内。苏昌在囝县(河南杞县西南)以县尉的身份，参与平定淮阳王谋反而有功，于延和二年 (公元前91年)十一月受封为蒲侯，食封1026户。他的儿子苏夷吾后继封为侯，到西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被削为民。其侯国历汉武、昭、宣、元、成帝等5帝共73年。江阳侯的封国在今四川泸州一带，《史记》记载其地在“东海”，即今苏东北、鲁东南一带。江阳侯，《史记·孝景列传》又作“江陵侯”。孝景六年(公元前151年)，赵国相苏嘉因平定吴楚之乱，而受封，食邑2541户。 《史记》年表所列江阳侯的诸侯分别为：第一代，江阳康侯苏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苏息”，其在位年代为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至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第二代江阳懿侯苏序，在位年代自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三代苏明，《汉书》作“苏朋”，在位年代自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第四代苏雕，在位年代为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东北地区有任西汉辽东太守的苏季，在《汉书·艺文志》专列有他的“赋一篇”。在山西还有汉文帝时屯军句注(今山西代县北)的将军苏意。在今山东金秀一带有汉代的山阳郡，《汉书·成帝纪》记载：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 攻杀长史，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汉书》中，《天文志》、《五行志》、《杨胡朱梅云传》、《谷水杜邺传》、《何武王嘉师丹传》等均有记载，有的并记这次起义历时年余，历郡国40余，并将其与陈胜起义并列。苏令的故乡不得而知，但他主要活动在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交界及邻近地区是没有疑问的。在汉代桂阳即今广东连县，有被称为仙公的苏耽，他因善于道行而盛名于世。 另外，在东汉初年的战乱中，在今甘肃一带的以隗嚣为首的反对王莽的势力中，有志士苏衡为“祭酒”，参与了军国大计的谋划。在《后汉书》中记述了凉州刺史梁鹄治罪苏正和一案，参与此事的盖（熏力）并没有因与苏正和有仇，而借机报复，他说：“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 之危，非仁也。”并秉公断案，使苏正和“喜于得免”，苏正和是武都即今甘肃西和县人 。 在光武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也还有非常活跃的苏姓人 士，如虽为王莽的使臣，但被刘秀极为看好的苏伯阿，以为其为“王者受命”。 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人 苏茂，他是汉更始帝手下的一员大将，为更始帝任命的“讨难将军”，他击破方望主刘婴的大军，又在弘农 (今河南灵宝)与赤眉军大战，他还受命进攻温城，与寇恂大战而受挫，并受命守护洛阳。以后他又率军攻杀淮阳太守，以广乐 (今河南虞城)为中心，并依附刘永，被刘永任命为大司马、淮阳王。刘永被光武帝俘获后，他又拥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后与庞萌等合兵三万，进国桃城(今山东任城县北)，光武帝刘秀亲率大军，坐镇蒙城，指挥决战，苏茂兵败。苏茂在今苏鲁豫皖交界处，与刘秀军多次对阵，可以说是当时刘秀最为头痛的精锐之师。在当时的混战中，还有鄙(今河北高邑)大姓“苏公”，这位苏公虽然史不见名，但在今河北高邑一带，苏已成为当地的大姓，当是没有疑问的厂。属于“河北苏”者，还有当时在律历方面很有造诣的苏统，他是钜鹿(今河北平乡县)人 。东汉永平年间，在奉车都尉窦固手下任司马的苏安，出战北匈奴车师王。东汉初在南方的交（阝止）任太守的苏定，依法治郡。他们的里籍虽不得而知，但北到大漠，南到越南北部，都有苏氏族人 活动的踪迹。此外，还有一些不知里籍的苏氏，如东汉初年进攻弘农郡，生获郡守的苏况；赤眉余部将领苏臣；以及东汉末任职汉中太守的苏固等。见于《后汉书》还有一些苏氏，虽然无法肯定是“武功派”，但为今陕西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扶风人 有苏固，还有因伪言图谶事而下狱的苏郎等。京兆霸陵(今西安市东北一带)人 有苏顺，字孝山，他以才学见称，好善学术，隐处求道，晚年被拜为郎中，所著赋论、杂文等16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苏氏播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分裂时代。在这个时代，充满了战事、饥荒，民族间的争斗，以及南北的对峙，充满了人 生的痛苦，居住地的迁徙与漂泊不定，但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趋向于统一。 陕西是苏氏的大本营。 苏则家族，在武功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史中隋唐时期的苏氏名人 都号称为苏则的后代，这类的文字也见于苏家的相关谱牒。苏则是扶风武功(今陕西扶风东南)人 ，他生活在三国的曹魏时期，曾在西北边地酒泉郡、安定郡(今甘肃镇原县一带)、以及金城郡(今甘肃榆中西北)作郡守，积极发展生产，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尽快恢复。苏则有儿子苏怡、苏愉及苏慎，苏愉在西晋时曾任太常、尚书。苏愉的儿子苏绍为诗人 ，在西晋时也有一定的名气。从《晋书》中可知，苏愉还任过凉州刺史，晋泰始年间(公元265年至274年)，曾与河西的鲜卑人 大战，而退守内地。苏则的后代苏湛为北朝时人 ，西晋末年大乱时，举家避难河西，北魏时回归故里，苏湛的父亲苏拥曾任秦州抚军司马，苏湛在北魏孝庄帝时任尚书郎、散骑都尉和中书侍等职，主要生活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在《晋书》中，还记有出自“秦雍之世门”的苏霸，他在鲜卑秃发部的南凉政权中任昌松太守，昌松郡在今甘肃武威县一带，他为南凉守城，面对强敌，发出了“吾宁为凉鬼，何降之有”的誓言，城陷后而壮烈殉职。苏翘，与苏霸同乡同宗，在昌松郡的漠口屯兵五千，为南凉将军。由匈奴刘氏建都长安的前赵政权，有武功男子苏抚见于史籍。八王之乱时有任长安令的苏众等。还有出生在今陕西武功县苏坊村的苏惠，她因怀念丈夫而独创的《璇玑图》诗而著称。北周时期，属于武功派系苏则之后的最著名家族为苏绰家族，他在宇文氏掌权的西魏、北周政权中官拜大行台度支尚书，并兼司农卿，他提出的《六条诏书》是一个纲领性的治国施政方略，为北方实力增强，以及北南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弟弟，苏椿，曾在武都郡、西夏州、弘农郡任郡守，还担任武功郡守等要职，在乡里极有威信，后进爵为侯。苏绰的堂兄为苏亮，西魏时任职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 、车骑大将军等要职，苏绰工于经画大政，苏亮则以文字典章而著称，二人 均为当时的贤才，世称“二苏”。 河北作为苏姓的分布中心，也已经形成。苏双，与刘备同乡，为“中山大商”，他在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经商，与刘备相交甚密。在东汉末群雄并起的年代，苏伯、田银在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举起义旗，以致曹操欲意亲征，后在手下的劝说下改派曹仁行晓骑将军，都督七军讨伐，并平定了这股异己势力。在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政权中，属于王族宗室慕容皓的妻兄叫苏泥，他们家族世居中山(今河北定县)，当时这里也是后燕的都城所在。在苏氏族谱中常常提到“平陵六派”，其中“武邑”、“武疆”两派都属于平陵即苏建的后代。《仙源苏氏源流考》也提到“赵郡之苏”，为苏章之后因官于邯郸，而留居于赵郡的史实。但从先秦以来苏氏的分布情况考察，“河北苏”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世居武邑郡(今河北武邑)的苏侃家族，其祖父苏护曾任武邑太守，在当时应该是地方的望族。苏侃曾长期在南朝的宋、齐两朝任职，他与萧道成关系交往甚密，萧氏建立南齐政权后，他亦任黄门郎、射声校尉等要职，直接参与了南齐政权的内部机要大事。 属于武邑者还有苏淑，他在北魏政权中历任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除在京师洛阳外，他还在荥阳(今河南郑州)、乐陵(今山东乐陵)、中山(今河北定县)等郡任郡守一类的要职。属于武强(又作“武疆”，在今河北武强西南)者有苏琼，他在东魏政权中先后任南清河太守、乐陵太守等，有关他“公堂悬瓜”的故事，已成为廉正自律的千古美谈。 河南是苏氏的最早聚居地。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也应有“苏氏世族”。三国时期，陈留外黄(即今河南民权西北)人 苏林，是曹魏政权中不可多得的大儒，被奉为“儒宗”，他长期在京师担任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等要职，退休后还收有许多学生，是当时儒生们向往和敬仰的儒学宗师。河南籍的的苏氏应有不少，但多已失传。由于河南位居中原，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有许多客居于中原的苏氏。如魏文皇曹丕的皇姬苏氏，她是邯郸怀王曹邕的母亲。曹操时有宫中的工匠苏越，曾在宫中移植“美梨”树。当时曹氏都邺(今河北临漳)，但多次移住洛阳。邺都位于今河南河北交界处的漳河之畔，也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在曹氏建都前，为袁绍的势力范围，袁绍的儿子袁尚曾安排苏由、审配守邺，苏由后投奔曹操，并协助攻取了邺。在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时任黄门监的苏铄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等共谋大事，与当时的权贵司马家族作对，事情败露后被捕身亡。这件事不仅见于《三国志》，也见于《晋书》，这件事的失败也标志着曹氏政权已成为司马氏手中的玩偶。西晋孝愍帝时，也有在宫中担任殿中都尉的苏马，受命执行帝王间的机要联系。此外，在北方地区还有一些十分活跃的苏氏族人 ，如曾在曹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并州刺史遣部属追击北鲜卑比能所部，追击者将军苏尚，便生活在今山西及北方大漠一带。在今甘肃一带，酒泉苏衡与羌人 及“丁令胡”万余骑攻掠边县，张既与夏侯儒受魏帝之命迎击，苏衡后归顺曹魏，受命守护西部边陲。十六国时冉魏政权定都邺，而在常山郡(河北元氏西北)任太守的苏亥，实际上守护的是冉魏政权的。北大门，后在慕容氏打击下弃常山而奔于新兴(今山西忻县)。以后他又与慕容恪大军作战，又奔于并州，苏亥是冉魏政权中十分活跃的军事人 物，正是军力不济而最终导致了冉魏政权的覆灭。在西晋时，还有常山太守苏韶，他与李含有一定的往来。在前燕时期，原属于张平所部“镇北”苏象等，率垒壁138个，归顺前燕慕容（亻隽），被复官封爵。在刘聪的前赵政权中，有部将苏铁，在攻取三辅中，立有战功。在与后燕政权抗击的势力中，兰汗的左将军苏超迎击慕容宝。北方的苏氏也有随元帝南下者，如周访的部将苏温受命痛击以竟陵(今湖北钟祥一带)自立的杜曾。 在今山东的苏峻家族，也是南下东晋而于史有载的。苏峻是长广挺县(今山东莱阳南)人 ，东晋建立后，他南下广陵(今江苏扬州)而被封为膺扬将军。苏峻主要活动在鲁、苏、皖一带，对当时的朝政有较大影响。 南北朝时期，中原士民南迁是中原地区最有影响的移民活动。苏氏族人 在南方的活动见诸于文献，曹魏大将乐进领兵击走刘备的部将关羽与苏非等。当时在孙吴的势力范围内黄祖居于夏口(今湖北武汉附近)，他手下有都督苏飞，数次向他推荐甘宁，以至孙权平定黄祖时欲加害苏飞，在甘宁的力保下，苏飞得以赦免。此外，还有在孙吴政权中任长沙太守的苏代，以长沙、零、桂等三郡割据的苏马等，在孙坚大将朱治的打击下，才得以平定。
隋唐时期的苏氏播迁
在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民族交融，但在唐末五代又出现了短暂的分裂时期。 隋唐时期“新士族”的大量涌现，形成了众多的“望族”。 苏威家族自三国时苏则，尤其是自北朝到隋唐，以苏绰、苏威父子和苏瑰、苏颠父子为主，在武功派系中，具有较大影响。 唐末昭宗时的苏检，他的祖父为苏迢，父亲为苏蒙，苏检在唐末的动乱中，出任宰相，以后家族又遭血洗。他也是武功派系，但来源还不太清楚。 属今陕西省，还有唐扶风(今陕西扶风)人 苏孝慈，他的父亲苏武周，为北周兖州刺史。孝慈在隋时任大司农、兵部尚书等。他的长兄苏顺，为北周眉州刺史。苏顺的儿子苏沙罗，任隋资州刺史，检校利管总管事。雍州蓝田(今属西安市)有苏垧，在武后时期官拜右台监察御史，以后又为户部尚书；他的儿子苏晋，玄宗时为吏部侍郎，他与当时的名相宋（王景）有过很好的合作。京兆武功(今属西安市)有苏源明，玄宗时为国子司业，肃宗时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以及秘书少监等，与元结关系密切。五代时的京兆府长安县(今属西安市)有苏逢吉，他的父亲苏悦曾在前蜀政权任职。他后来在后汉政权中任中书侍郎，拜同平章事，成为后汉的宰相。原居武功，后徙高密(今属山东)的苏禹硅也在中书省任职，与逢吉同为相职，并兼刑部尚书、左仆射。后周政权建立后，苏逢吉被杀，苏禹硅也还官任原职，不久被免官，但人 却善终。 唐代国都长安(今西安)，还有苏氏在那里任职与生活，被记录在史籍中。如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宫中“作乱”的卜者苏玄明。唐德宗时，上奏皇帝褒奖裴冕的苏正元。唐宪宗时，参与平定吴少诚之乱的神策军都将苏元策。曾为唐玄宗驸马，以寿安公主为妻的苏发。文宗时，殿中侍御史苏特为潘州司户，苏特还著有《唐代衣冠盛事录》1卷，在京城任御史等职。在京城任四门博士的苏德融，参与了《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春秋正义》等书的复审，后一本书出自著名学者孔颖达之手，可见苏德融在当时的权威性。在当时的宫廷禁军中有军将苏佐明，他参与了宫中政变，而在文宗初立时被诛。武则天时，有内附的契丹酋帅孙万荣叛乱，左羽林将军苏宏晖受命领兵拒敌，虽有“弃甲而循”之嫌，但因立功赎罪，免遭杀身之祸。此前，他作为将军参与了平定“默啜复犯塞”的军事行动。神策军是当时中央政权重要的军事力量，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吐蕃犯边，在屯驻咸阳保卫长安的将官中，有神策将苏清沔。安史之乱时，在潼关抵御乱军的将军中有苏法鼎。在高宗时有太常博士苏知机上奏，专议公卿衣冠事宜，并得来纳。以上这些苏氏人 士，籍贯不详，但他们多在长安附近活动。另外，根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墓志拓片，在今陕西发现的隋唐苏氏墓主号“武功”者，有陕西蒲城发现的苏慈墓志，墓主为隋洪州总管；有洛阳发现的曾任唐密云郡录事参军的武功苏氏墓志。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的基建工地的唐苏三墓中，出土墓志为“唐沙河县尉刘府君故夫人 苏氏墓志铭并序”，从志文可知，刘夫人 叫苏璋三，京兆武功人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苏氏武功派的影响。 河北苏氏也有较多的分布，在苏谱中提到的平陵六派中，属今河北省有武邑(今河北武邑)、武疆(强)(今河北武强县西南)、赵郡(今河北邯郸市西南)，可见平陵侯的后代在河北占有较大的份量。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唐代宰相中有苏味道，他属于赵郡鸾城(今河北石家庄)人 ，他的先祖为汉并州刺史苏章，以后有人 因官居于赵郡，因此而留居下采。苏味道的父亲苏荣，也没有多大官位，味道自小聪颖，并以文才出名，因此他及第后官位虽不算十分畅通，但在武则天当政时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跻身相位。在当时强权当政时，他为避免得罪各方，而处事模棱两可，故又有“苏模棱”之称。味道弟味玄，也居官膳部员外郎。味道子辈有苏伯，膳部员外郎；苏份；苏倜，兖州刺史；苏惋，职方员外郎。味玄子辈有苏偃。味玄孙辈有，苏油、苏准、以及任郴州刺史的苏汤。 武邑的苏家，有隋右卫将军苏克忠，谏议直陈的苏安恒，尤以唐初的南征北战的骁骑卫大将军苏定方最为知名。苏定方，名烈，字定方，为冀州武邑人 ，后徙居始平(今陕西兴平)。定方，带领大军先后征讨突厥、高丽、贺鲁、百济、西域等，迁升为左骁下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等。他的儿子苏庆节，随父转战四方，也被封官授爵，可以说苏定方父子的武功伟业，是与唐代强盛密切相关的。 河南为苏姓的起源地，也居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尤其是唐武则天时，将洛阳作为东都，因此，也留居了许多名人 。如在洛阳出土的唐代苏氏墓志，有英武军石厢马使苏日荣夫妻、司功台内给事苏永、东都留守苏咸、左金吾大将军苏威妻，以及隋代的光禄大夫苏威妻和北朝的密县令苏屯等。此外，唐末苏特为陈州刺史，后落籍于此。他的儿子苏循，在唐昭宗时为礼部尚书，后迎合朱温建立了后梁，并在朱温登基中担任典礼仪式上的册礼副使，苏循的儿子苏楷仅任起居郎。后他们二人 投靠晋王李存勖，苏循任节度副使，苏楷为尚书员外郎。 其他地区的苏氏，如四川唐代时有苏涣，他与杜甫有较多的交往，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为进士，官至待御史，以刚毅正直，为政清明而留名于世。广东唐代有南海(今广州市)人 苏妙，年少聪慧，官至泉州刺史，以德政著称。 在新、旧《唐书》中，还有一些活跃在方方面面的苏氏族人 ，尽管记载简略，对其分布也可有一般的了解。比部郎中苏端，性格疏狂，他对司徒杨绾的谥号有异议，而被唐代宗贬为广州(有称“巴州”)员外司马。在南蛮有曩(nang)贡节度苏论，他应该是居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唐代苏氏族人 。在德宗时藩镇朱讹手下任幕僚的苏玉，在朱讹自号“大秦皇帝”，并四处联系时被杀。西川节度副使刘辟，以梓州(今四川三台)拥兵而立，刘辟女婿苏强受命守成都，而被俘。苏强的兄长苏弘远在晋州(今山西临汾)为官，也受到牵连。贞元年间随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长期驻守今四川的苏（山危），作为别将受命平定东蛮。 苏（山危）还任（崔商）(qui，归)州(今四川西昌县一带)总管，在多次平叛中立功。唐后期朋党之争中，牛派首领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进士及第，后经李党究赅，苏巢以“贡举不公”而成为牺牲品。在唐代的孝子中，有乐陵 (今属山东)的苏伏念、南陵(今安徽繁昌)的苏仲方。在唐宪宗时，在淮西留守吴少阳属下任判官的苏兆，经常劝他与中央合作，少阳死后子吴元济接任，他密谋起兵，而将有碍于他的逆行的苏兆缢死，宪宗皇帝追赠苏兆为尚书右仆射。敬宗时荆州(今属湖北)刺史苏遇以“决阴事”著称，为牛党宰相李逢吉赏识，而以苏遇为左常侍。唐末，蔚州(今属河北)刺史苏祐，为北部边族沙陀所败，后在今河北灵寿，被人 所杀。在唐后期拥兵自立的吴元济手下有节度判官苏肇，在他的周旋下，常常向少阳晓以大义的杨元卿免遭陷害。 另外，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有术士苏嘉庆上言在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被玄宗采纳并亲祀。在玄宗时还有为范阳蓟(今天津蓟县)令的苏孝愠。在吴元济淮西之乱时，有苏表向当时的宰相武元衡献上“破淮西策”，但未被采用。在隋唐的军队中，也有苏氏将兵。如在隋末揭竿为王的萧铣，他曾遣将军苏胡儿夺取林士弘的豫章，并由苏胡儿领兵据守。在唐初的对外征战中，总管苏海政参与对突厥的战事；以后他以飚海道行军总管的身份，主持了对龟兹的战事，杀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他还以沙州刺史的身份参与了对西戎的战事，在唐代初期已较有名气。在对西南吐蕃的战事中，神策副将苏太平戍守陇州(今陕西陇县)，并受命出救华亭。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后，右监门卫将军苏孝祥作为平叛大军的后军总管，与徐军战于阿溪。德宗时，淮西吴少诚，又以兵反，诸镇将兵奉旨讨伐，神策将苏光荣受命守小激水(今河南临颖以南一带)，因各镇兵马步调不一，军阵溃决，仅苏光荣部有出色表现，宪宗时，苏光荣还以神策普润镇使出任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此外，唐代时新罗“王之弟”为苏金添明；西羌的东女国清远王弟为苏历颠，他还受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 宋辽金元时期的苏氏播迁 苏氏铜山派重要人 物，在宋初任参知政事的苏易简，从“居翰林”时便来到当时的北宋都城汴京生活，苏易简数代均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生活，不仅有自己的宅院，还有自家的坟茔，易简的儿子苏耆，死后即归葬于“开封县宰辅乡中书村先茔”。易简的另一个儿子苏叟，死后也归葬于“开封县宰辅乡风池原先祖墓穴之下”。 到了易简的孙子苏舜元，在江吴一带任职后，死后即埋葬在润州丹涂县(今属江苏)五老山下。他们对家乡，也就是祖籍的印象已极为粗浅，其故乡情结，与隋唐时期重出身、重家世，自然是无法相比的。我们再以苏轼为例，自从苏家父子三人 走出四川后，除了苏洵死而回故乡眉山送葬外，其余的时间很少能回去，似乎已把常州作为养老送终之地，在那儿购置了房产，而且在那个并非故乡，也非任职之地居住了较长的时间，即使在死后，也没有“落叶归根”，而是选择了既非故乡，生前也很少生活过的“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即今河南郏县作为终老之地。 苏氏在南方形成了福建、浙江、江苏，即南方苏氏分布格局的三大中心。每个省都有十余个地方，与苏氏有关，这在以前是极为少见的。这是因为在五代时期中原战乱时，有相当一部分中原士民南迁福建、浙江，如苏颁的先祖苏益便是这次南下移民的苏氏族裔之一，他们随王潮、王审知在福建建立了闽国，他们带去的中原先进文化，加速了当地的开发与发展。另一方面，南宋政权建都在杭州，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也使大批的高层士民集聚在当时的京城附近。 在金、元时期，由于辖区的原因，《金史》中的南方籍苏氏极少；而元代的苏氏，记载上以河北为代表的北方苏氏为主。 苏绎《浙东四明苏氏族谱源流》，写于元成宗大德丁酉(公元 1297年)。主要记述浙江四明(今宁波)一带的苏氏迁移情况。其主支谱系为苏忿生、苏建、苏嘉、苏纯、苏章。迁移路线也是河南、陕西、河北。苏章是个关键人 物，其后裔有苏味道，尔后居眉为眉山之苏。另一支为苏则、苏绰、苏瑰、苏益等，苏益随王潮人 闽为隰州刺史，居于温陵(今泉州)，为闽派之苏。有关主支谱系，多以正史史传人 物进行组合排列，尤其是将蜀派苏易简与闽派支系混淆，绝对是不可取的。但在苏洵以下的谱系，如苏轼四世孙为苏甲原，国学博士，余姚县尉，南宋灭亡后，隐居于四明之月湖。生子6人 ：苏江为直学，居董溪；苏河为学正，居余姚；苏淮为提举，居董溪；苏海为学正，居奉化；苏溪为乐正，居于鄞县。 苏基《重修同安苏氏族谱序》中，谈及在闽、粤地区苏氏的徙迁。其最早在仙游，以后又分居到同安田头，以及青礁。宋时分居虎溪，到明洪武时分迁太江、合浦。从太江分迁到碧浦、广林、松浦、洪福等地。以后又散居车田、黄山之麓、漳浦、南靖，以及广东海丰、东计、兴化等处，还有居住在上平、龙溪、海澄等地。
移居台湾香港 明代末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 (公元1624年至1662年)。荷兰殖民者鼓励东南沿海的大陆民众到台湾移民。祖籍福建同安的苏鸣岗(明光)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年至1619年)与入结伴到东南亚谋生，后定居巴达维亚，从事制糖业与商业，被当地华入公推为华入领袖， 清政府实施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大陆居民激增，台、陆间的贸易活动也日趋繁荣。 台湾商号林立，为协调行动，减少内耗，而形成了对某行业、某地区市场的垄断，建立了以大商入为中心的商业集团——“郊”，又称为“郊行”、“行郊”、“郊商”。在“台南三郊”中的“北郊”，拥有商号20余家，郊行内部组织系统完善，有董事、秘书长、总干事等，立纲陈纪，章法森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北郊”的核心是“苏万利商号”。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实行了鼓励大陆移民开垦台湾的政策，从现存台湾的苏氏家谱中可以看到苏氏族入的入台始祖，大部分生活在清代。 来自福建汀州府永定县苏颂子苏诒后裔者，乾隆年间，有苏昌龙入垦台后里；苏禄进、苏乾秀、苏乾德入垦今新竹香山；苏章焕、苏周琮入垦今苗栗头份。嘉庆年间，有苏新长入垦今苗栗铜锣(铜锣湾)；苏进魁入垦今新竹芎林(九芎林)；苏湖宗入垦今桃园芦竹(桃仔园芦竹厝)。道光年间，有苏拔益入垦今苗栗公馆；苏成昭入垦今新竹关西；苏开全入垦今新竹东。 自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入台者，康熙年间，有苏嘉祉入垦今高雄湖内。乾隆年间，有苏武入垦今台北市土林区。嘉庆年间，有苏全、苏燕、苏道、苏由、苏忒、苏老、苏足七兄弟入垦今台中大肚。道光年间，有苏进入垦今桃园市；苏宗信入垦今台北淡水；苏圆入垦今台北三芝；同治年间，有苏振信入垦今嘉义朴子(朴仔脚)。 自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入台者，明永历时有苏泽恩入垦今台南安定(直加弄)。清雍正年间，有苏国浩入垦今台北汐止(水返脚)。嘉庆年间，有苏嘉骞入垦今台北市南港区。 自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入台者，康熙年间，有苏懋德入垦嘉义六脚(六脚佃)。乾隆年间，有苏彭进入垦今嘉义布袋，苏文清、苏文万兄弟入垦今台中清水(牛骂头)；苏克国入垦今台北淡水；苏昌启入垦今台北林口(树林口)。同治年间，有苏式月入垦今台南市。 自福建泉州府安溪县入台者，主要是苏结(苏颂从叔)派下。乾隆年间，有苏懋禄入垦今彰化市(米线)；苏明岩入垦今台北古亭区；苏光和入垦今台北汐止；苏其缘入垦台北泰山，苏兴存入垦今台北景美区。嘉庆年间，有苏清癸入垦今台北汐止。 自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入台者，乾隆年间，有苏共入垦今嘉义市。道光年间，有苏瑞祥入垦今台北士林区。龙溪苏氏，早在明万历初年，便有苏正顺携长子苏振文入垦今台南安定。 自广东揭阳县入台者，乾隆年间有苏笑入垦今嘉义市。广东大埔县，乾隆时有苏扬武入垦今嘉义民雄；苏挺秀入垦今苗栗公馆。 自惠州府陆丰县入台者，有苏朝尚入垦今苗栗三湾。嘉庆年间，有苏嘉七、苏嘉清兄弟入垦今新竹香山。 苏姓入住台湾，在他们的聚居地，有一些相关的地名，如云林县有“苏秦眉”、“苏秦村”；嘉义县有“苏厝村”，旧称“苏厝”、“苏厝寮”；台南县安定乡有“苏林村”、“苏厝村”，这些地名，有的还是现代行政村的名称，是苏姓早期活动轨迹的反映。
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中，有苏氏分布。香港移民中，以广东人居多。苏氏也不例外，其祖籍有番禺、高要、顺德、南海、东莞等地，还有一些在美国侨居，后返港创业。
移居海外 《岩山衍派苏氏族谱》记载：从14世至21世中，每代都有苏氏族人向海外发展的记载。如14世苏光成，生于清康熙己巳年(公元1689年)，卒于乾隆丙寅年(公元1746年)，“往夷邦柬埔寨无回”。与苏光成同辈的苏光生，“往夷邦卒”；苏光辉，“殁于夷咖哕吧”；苏光端，“往外夷，不归”。15世中，苏祖庆，“往夷邦柬埔寨”；苏祖果，“殁于外夷”；苏祖春，“往暹罗”(今泰国)；其他如苏祖密、苏祖转、苏祖能、苏祖荔、苏祖迎等，“往外夷”，“殁于夷邦”，或“往外夷不回”，可见许多连具体的居住地，都不太清楚。16世中，苏德提，“因往暹罗邦”，即到今泰国。18世中，苏功龀(1867—1894)，“殁于岷邦”，即菲律宾。19世中，苏敷诲，“卒于岷邦”；苏敷鞣的续妻为“小吕宋”的罗丝；其他同宗兄弟，有“殁于双安南之埠”，或“殁于杏眼”，或“居夷邦”，总的来说都在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其20世、21世的苏氏族人，亦有十余人，远渡重洋，在东南亚谋生。从该族谱看，自清代康熙时期，直到清末明初，均有苏氏到海外发展。 《龙井苏氏族谱》记载：19世中，苏金讲、苏金认、苏金鹏等“葬南洋”。20世中，苏玉榜、苏玉相、苏冬水等“往南洋”。这两世的年代在1841—1915年之间，其中苏玉富，“南洋槟榔屿中华中学肄业”。 缅甸 苏氏在缅甸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仰光市的庆福宫建成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石碑上所刻董事人有苏品堂、苏大江、苏永昌等。也就是在清代的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至1874年)，旅缅的苏氏宗亲还在仰光建筑了“芦山堂”，又称“正简公宗祠”。在缅南重镇毛谈棉也设有“芦山堂”，堂联为：“芦山南渡衍派分支溯源祖国”，“山川北向钟灵蕴结发展他邦”。在勃生、毛礼两地有苏氏宗亲居住，并成立了苏许连联宗会以及“三季堂”。
菲律宾 除在首都马尼拉外，在南吕宋区、中吕宋区、北吕宋区、美骨区、三描礼智区、宿务区、怡郎区、加帛示区、岷（艹阑）佬区，不仅居住有苏氏宗亲，而且还有相应的地区组织，这些组织总汇成“菲律宾武功苏氏宗亲会”。该会创立于1937年，二战时暂停会务，二战后恢复会务活动，并租赁民房为临时会所，1962年在岷市那位亍，专置两层木质楼房，作为新会所，直到1994年建成了砖石结构的永久会所、至今，宗亲组织也已有40余届。其苏氏组织机构庞大，并承办了世界苏姓宗亲组织的筹备与成立大会。菲律宾的苏氏宗亲多次组团到大陆寻根。苏世庆作为菲律宾武功苏氏宗亲会理事长，以及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的首届理事长，在各国苏氏宗亲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新加坡 早在1929年便专门成立了 “芦山公所”，二战后又正式成立了“新加坡苏氏公会”，他们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苏颂安葬日，都要举行聚餐联欢会。新加坡的苏氏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仅1992年，全年发展的宗亲会员达到107人。新加坡的苏氏活跃在当地的许多领域，在房地产、金融、餐饮业，服务业等均有苏氏的身影。苏晋兴获得了总统颁赐的“公共服务星章”(BBM)，苏全兴也获得了总统颁赐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泰国 苏氏以广乐潮汕地区为主，广东籍主要分布在潮安、潮阳、东莞等，福建籍分布在同安、晋江、龙岩等地。泰国苏氏主要居住在首都曼谷，在北榄府、吞府、京都府等均有分布。泰国苏氏主要活跃了经济领域， 马来西亚 在一些地区也设立了宗亲组织，这些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宗亲组织，均为苏、许联宗。 越南、柬埔寨、印尼均有苏氏分布，有的也成立了苏氏宗亲组织。 韩国 苏姓人数就有24288人，韩国苏姓的始祖为高丽国吏部尚书苏继芩。在美国，加拿大也有苏氏宗亲的身影。 非州 苏氏宗亲，他们有的是以东南亚移民非州，有的则是从祖国大陆远渡重洋的淘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