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秀
裴秀，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因服食寒食散后误饮冷酒，中毒身死。裴秀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方面，但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图书学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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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裴秀自幼好学，小有才名。年长居官，初袭父爵，做尚书令，后任延尉正。公元２５７年，，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到淮南征讨诸葛诞，因为他出谋划策有功，被任为尚书，不久又升为尚书仆射。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相当于宰相），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使他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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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裴秀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喜欢学习，8岁就会写文章。青少年时，对政治已感兴趣，而且学识比较广博。他的叔父裴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常有很多宾客来往。有些宾客在来拜见裴徽之后，还要到裴秀那里交谈，听听他的议论，那时裴秀年仅10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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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由于裴秀才华出众，很受人们的赞赏。渡辽将军毋丘俭(“毋”是“贯”的古字，“毋丘”是复姓)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着辅政大权的曹爽。曹爽遂任命裴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时年25岁。年轻的裴秀，脱颖而出，
裴秀
司马懿诛曹爽，魏朝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任的官吏，被解除了职务。但不久又在朝中做官。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晋文帝)执政后，裴秀得到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他提出的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建议，常为司马昭所采纳，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在皇帝身边做顾问。
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裴秀34岁，随司马昭征讨一个不服从司马氏统治的地方官诸葛诞。裴秀参与谋略，得胜而还，封鲁阳乡侯，赐邑千户。后来又为司马昭商定政策，改革官制等，封济川侯，赐邑千四百户。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得继晋王，多赖裴秀在司马昭面前为他讲好话。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废魏元帝曹负，自立为帝，国号晋。司马炎(晋武帝)即位后，任裴秀为尚书令，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赐邑三千户。当时有人向晋武帝反映骑都尉刘向有替裴秀占官府稻田之事，请武帝处理。武帝念裴秀有勋绩于王室，仅加刘向的罪，而对裴秀就不予追究了。
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以尚书令裴秀为司空，成为最高军政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地官。地官主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和地图等事，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这一职务有很大关系。可惜，3年之后，他因服寒食散又饮冷酒，不幸逝世。裴秀的一生，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是他深为后人称赞的，是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学术上裴秀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18篇和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中提出“制图六体”。此外，还缩制旧天下大图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又著《翼州记》、《〈易〉及〈乐〉论》。未完成的著作有《盟会图》和《典治官制》等。
在裴秀为司空，任职地官期间，因职务关系，经常阅览地图。他感到“《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来人们所说的“或疆牵引，渐以暗昧”(《晋书·裴秀传》)。于是收集史料，进行研究，完成了由他主编的《禹贡地域图》18篇。这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协助裴秀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他的门客京相■。这部地图集的编绘和完成时间是在泰始四年至七年(公元268—271年)。完成之后，既“藏于秘府”，又“传行于世”。藏于秘府的可能是原件，传行于世的大概是一些复制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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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禹贡地域图》18篇流传的时间不长《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记载。然而在隋代也许还有某些残篇留存。《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建筑学家宇文恺给隋炀帝上的《明堂议表》中说，他绘《明堂图》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又说“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尺”。从宇文恺
裴秀
即使隋代还有《禹贡地域图》的残篇，后来也失传了。幸而，《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都保存了裴秀为《禹贡地域图》18篇写的序。序中说道：“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对于这18篇《禹贡地域图》的内容，据今人研究，意见尚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共18幅图；一种认为不是历代的，而仅是晋朝当代的地图集，18幅为晋初16个州的行政区图，加上吴、蜀地图各一
幅。
裴秀在序文中，对他所见到的汉代“舆地及括地诸杂图”感到不满，批评它们“各不设分率(按：即比例尺)，又不考正准望(按：即方向)，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因此，他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想必具有比例尺，可能以“二寸为千里”；地物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对于名山大川、政区界线、城邑所在、主要交通路线等，也会一一表示清楚。在图例设计方面，可能是用线条表示政区界，于圆形或方形框内加注名称表示郡国县邑，山川名称或亦加括圆(或方)形框，道路用虚线表示，河流用曲线表示并注河流名称，山脉除注名称外可能还用形象符号表示。类似这样的图例设计，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以及流传至今的宋代地图上，都可见到。因此，《禹贡地域图》的图例很可能也是这样。至于底图，有可能是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缩制成“以二寸为千里”的图，作为底图。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序文中关于“制图六体”的论述，计253字。而在《晋书·裴秀传》中仅见244字，缺9字，且为重大遗漏。故论“制图六体”，其文字应根据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或唐代徐坚等编纂的
《初学记》中的有关记载，录之如下：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
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加重点符号的9个字，即《晋书·裴秀传》所遗漏的字。)
虽然裴秀对于“制图六体”已经有所说明，但是后人对“六体”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也不完全一致。例如清初的地理学家刘献廷认为“准望”是计里划方，他在所著《广阳杂记》卷二中写道：自晋裴秀“作准望，为地学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按：当为元)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与刘献廷差不多同时的著名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禹贡图后识》中对于“准望”的解释与刘献廷不同，他认为“准望”是“辨方正位”，“分率”是“计里画方”。他对“六体”评价很高，指出那是“三代之绝学，裴氏继之于秦汉之后，著为图说，神解妙合”。然而后来的“志家终莫知其义”。所以他接着解释说：“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准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道里者，人迹经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数若干之谓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则冈峦，下为原野，方如矩之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鸟飞准绳，三者皆道路险夷之别也。人迹而出于高与方与迂也，则为登降屈曲之处，其路远，人迹而出于下与邪与直也，则为平行径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数，皆以著地人迹计，非准望远近之实
也。准望远近之实，则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然后可以登诸图，而八方彼此之体皆正。否则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而不可以为图矣。”胡渭对于“六体”的解释，除个别论点如分率即画方之说，有待商榷外，可以说都是很精辟的。
根据裴秀对于“六体”的说明，“分率”即比例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分率”不等于画方，因为“分率”与画方在制图学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画方是“分率”的具体表现，而有比例尺的图未必都是画方的。例如，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图上有文字注明：“王堂方二百尺”、
“正堂宫方百尺”等，且图上表示二百尺的长度亦为一百尺长度的两倍，说明《兆域图》虽然是按一定比例尺绘制的，但不画方。再从现存宋代上石的《兴庆宫》图的拓片来看，图上文字注明：“每六寸折地一里”，虽有分率，亦不画方。因此，认为“制图六体”中之“分率”就是计里画方，是不妥当的。至于裴秀按一定比例尺绘制的地图是否有画方，因无文字和实物资料为依据，不宜肯定。
近人著作中也有把“准望”理解为计里画方的。但是，把“分率”理解为比例尺，把“准望”理解为方位或方向的人最多。应该说多数人的理解是合乎裴秀序文原意的。关于“道里”，胡渭的解释是对的，即地物间人行的道路里程。有人认为是“步测直角三角形的边长”，则与裴秀原意不符。胡渭对于“高下”、“方邪”、“迂直”三法，也作了很好的解释解释。后来，不少论著中对此三法的解释，反而不很清楚。现再扼要加以说明。根据裴秀的序文和胡渭的解释，可以把“高下”释为“高取下”，“方邪”释为“方取斜”，“迂直”释为“迂直”。就是说，当地物间人行的道路里程不是水平直线距离时，则需将此道路里程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再制图。这样图上地物的位置才能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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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触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图资料。由于才华出众，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赞赏。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广泛用于战争和国家管理，秦汉以后损失严重。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裴秀立意制作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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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我国地理学起源很早，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周时期，国家已经设置了专门掌管全国图书志籍的官吏。大约在春秋战国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部地理学名著――《禹贡》。到了魏晋期间，因为年代久远，《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地名已经有很多变更。
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禹贡》作基础并结合当时晋朝的\”十六州\”而分州绘制的大型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图上古今地名相互对照，它不仅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学的绘制方法。 裴秀在完成这本地图集的绘制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作重要文献收藏于\”秘府\”。裴秀在图的前面写了序言，详细谈到了他绘制地图所运用的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献，它体现了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这篇序言后来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里。
他创立\”制图六体\”理论，系统总结了前人丰富的绘图绘图经验，为后世的地图绘制工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规范，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纲要。制图六体是很科学的。可以说，今天地图学上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裴秀几乎都已经提出来了。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裴秀不仅已经认识到地在地图上表现实际地形的时候有哪些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这在地图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成就。
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有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在中国传播传布以前，我国在地图绘制上，虽然在内容上不充实、完备，但是在方法上基本是遵循制图六体的。
据史书记载，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曾经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有相当大有影响。大概在他以前不久，有人绘制了一幅《天下大图》，规模非常宠大，据说\”用缣八十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幅《天下大图》有一个缺点，就是不便携带、阅览和保存。于是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方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大约相当于一百八十万分之一）把它缩绘成《地形方丈图》，并且把名山、大川、城镇、乡村等各种地理要素清清楚楚地标示在图上。这样，阅览它就方便多了。可见裴秀已经掌握了缩放技术。
裴秀身居相位，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政治活动，不可能经常花大量精力亲自动手进行绘图。因此无论是他的《禹贡地域图》，还是《地形方丈图》，都是在别人的帮助睛才能得以完成的。他主要是起了发起、组织和指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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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一直影响着清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制图学，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
裴秀
裴秀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所提出的制图六体为我国制图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因此，把他称为我国科学地图学的创始人是并不过誉的。有些西方学者对于裴秀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完全可以和古代希腊希腊著名的地图学家托勒密（公元９９－１６８年）相提并论，而立于世界著名地图学家之林。
晋裴秀以前，中国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理论概括和指导。自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之后，即为中国地图学者所遵循，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论述中表明，裴秀“六体”是他们绘制地图的规范。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裴秀的“六体”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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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也。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叔父徽有盛名，宾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然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礼，尝使进馔于客，见者皆为之起。秀母曰：“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儿故也。”宣氏知之，后遂止。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
渡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爽乃辟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军国之政，多见信纳。迁散骑常侍。
帝之讨诸葛诞也，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锺会以行台从，豫参谋略。及诞平，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常道乡公立，以豫议定策，进爵县侯，增邑七百户，迁尚书仆射。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荀顗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于是秀封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加给事中。及帝受禅，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邑三千户。
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有司奏免秀官，诏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此古人所难。交关人事，诩之罪耳，岂尚书令能防乎！其勿有所问。”司隶校尉李憙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久之，诏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极，弼成王事者也。故经国论道，赖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虚备。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远，先帝登庸，赞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业，勋德茂著，配踪元凯。宜正位居体，以康庶绩。其以秀为司空。”
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在位四载，为当世名公。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泰始七年薨，时年四十八。诏曰：“司空经德履哲，体蹈儒雅，佐命翼世，勋业弘茂。方将宣献敷制，为世宗范，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元。”
初，秀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之事，其词曰：“孙皓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遗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乃封以上闻。诏报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虽在危困，不忘王室，尽忠忧国。省益伤切，辄当与诸贤共论也。”
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王公，配享庙庭。有二子：浚、頠。浚嗣位，至散骑常侍，早卒。浚庶子憬不惠，别封高阳亭侯，以浚少弟頠嗣。
頠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贾充即頠从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勋，不幸嫡长丧亡，遗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诏頠袭爵，頠固让，不许。太康二年，徵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惠帝既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
初，頠兄子憬为白衣，頠论述世勋，赐爵高阳亭侯。杨骏将诛也，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頠，问太傅所在。頠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从頠言，遂委而去。寻而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及骏诛，以功当封武昌侯，頠请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该。頠苦陈憬本承嫡，宜袭钜鹿，先帝恩旨，辞不获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请以封憬。该时尚主，故帝不听。累迁侍中。
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籓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頠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
頠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仍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三千兵，于是东宫宿卫万人。迁尚书，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表疏十余上，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览之者莫不寒心。
頠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頠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頠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或说頠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则可辞病屏退。若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迁尚书左仆射，侍中如故。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复使頠专任门下事，固让，不听。頠上言：“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飨，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又表云：“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优诏敦譬。
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頠谏曰：“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愍怀太子之废也，頠与张华苦争不从，语在《华传》。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
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杨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擿列虚无不允之征。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頠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又著《辩才论》，古今精义皆辨释焉，未成而遇祸。
初，赵王伦谄事贾后，頠甚恶之，伦数求官，頠与张华复固执不许，由是深为伦所怨。伦又潜怀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废贾后之际遂诛之，时年三十四。二子嵩、该，伦亦欲害之。梁王肜、东海王越称頠父秀有勋王室，配食太庙，不宜灭其后嗣，故得不死，徙带方；惠帝反正，追复頠本官，改葬以卿礼，谥曰成。以嵩嗣爵，为中书黄门侍郎。该出后从伯凯，为散骑常侍，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
楷字叔则。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锺会荐之于文帝，辟相国掾，迁尚书郎。贾充改定律令，以楷为定科郎。事毕，诏楷于御前执读，平议当否。楷善宣吐，左右属目，听者忘倦。武帝为抚军，妙选僚采，以楷为参军事。吏部郎缺，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以楷为吏部郎。
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又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转中书郎，出入宫省，见者肃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俄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侍中。
裴秀
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气，与楷志趣各异，不与之交。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酣燕，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
楷性宽厚，与物无忤。不持俭素，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服，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尝营别宅，其从兄衍见而悦之，即以宅与衍。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人或讥之，楷曰：“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安于毁誉，其行己任率，皆此类也。与山涛、和峤并以盛德居位，帝尝问曰：“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时任恺、庾纯亦以充为言，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充纳女于太子，乃止。平吴之后，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与论政道。楷陈三五之风，次叙汉魏盛衰之迹。帝称善，坐者叹服焉。
楷子瓒娶杨骏女，然楷素轻骏，与之不平。骏既执政，乃转为卫尉，迁太子少师，优游无事，默如也。及骏诛，楷以婚亲收付廷尉，将加法。是日事仓卒，诛戮纵横，众人为之震恐。楷容色不变，举动自若，索纸笔与亲故书。赖侍中傅祗救护得免，犹坐去官。太保卫瓘、太宰亮称楷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临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玮为北军中侯，加散骑常侍。玮怨瓘、亮斥己任楷，楷闻之，不敢拜，转为尚书。
楷长子舆先娶亮女，女适卫瓘子，楷虑内难未已，求出外镇，除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垂当发而玮果矫诏诛亮、瓘。玮以楷前夺己中侯，又与亮、瓘婚亲，密遣讨楷。楷素知玮有望于己，闻有变，单车入城，匿于妻父王浑家，与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难。玮既伏诛，以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张华、王戎并管机要。
楷有渴利疾，不乐处势。王浑为楷请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复蒙陛下宠遇，诚竭节之秋也。然楷性不竞于物，昔为常侍，求出为河内太守；后为侍中，复求出为河南尹；与杨骏不平，求为卫尉；及转东宫，班在时类之下，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楷今委顿，臣深忧之。光禄勋缺，以为可用。今张华在中书，王戎在尚书，足举其契，无为复令楷入，名臣不多，当见将养，不违其志，要其远济之益。”不听，就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及疾笃，诏遣黄门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瞩之曰：“竟未相识。衍深叹其神俊。
楷有知人之鉴，初在河南，乐广侨居郡界，未知名，楷见而奇之，致之于宰府。尝目夏侯玄云“肃肃如入宗庙中，但见礼乐器”，锺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见”，山涛“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初，楷家炊黍在甑，或变如拳，或作血，或作芜菁子。其年而卒，时年五十五，谥曰元。有五子：舆、瓒、宪、礼、逊。
舆字祖明。少袭父爵，官至散骑侍郎，卒谥曰简。
瓒字国宝，中书郎，风神高迈，见者皆敬之。特为王绥所重，每从其游。绥父戎谓之曰：“国宝初不来，汝数往，何也？”对曰：“国宝虽不知绥，绥自知国宝。”杨骏之诛，为乱兵所害。
宪字景思。少而颖悟，好交轻侠。及弱冠，更折节严重，修尚儒学，足不逾阈者数年。陈郡谢鲲、颍川庾敳皆俊郎士也，见而奇之，相谓曰：“裴宪鲠亮宏达，通机识命，不知其何如父；至于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婴心者，其殆过之。”
初，侍讲东宫，历黄门吏部郎、侍中。东海王越以为豫州刺史、北中郎将、假节。王浚承制，以宪为尚书。永嘉末，王浚为石勒所破，枣嵩等莫不谢罪军门，贡赂交错，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勒素闻其名，召而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宪，拯兹黎元，羁旧咸欢，庆谢交路。二君齐恶傲威，诚信岨绝，防风之戮，将谁归乎？”宪神色侃然，泣而对曰：“臣等世荷晋荣，恩遇隆重。王浚凶粗丑正，尚晋之遗籓。虽欣圣化，义岨诚心。且武王伐纣，表商容之闾，未闻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厉物，必于刑忍为治者，防风之戮，臣之分也。请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宾礼。勒乃簿王浚官寮亲属，皆赀至巨万，惟宪与荀绰家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数斛而已。勒闻之，谓其长史张宾曰：“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获二子。”署从事中郎，出为长乐太守。及勒僭号，未遑制度，与王波为之撰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勒大悦，署太中大夫，迁司徒。
及季龙之世，弥加礼重。宪有二子：挹、，并以文才知名。仕季龙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挹、俱豪侠耽酒，好臧否人物。与河间邢鱼有隙，鱼窃乘马奔段辽，为人所获，鱼诬使己以季龙当袭鲜卑，告之为备。时季龙适谋伐辽，而与鱼辞正合。季龙悉诛挹、，宪亦坐免。未几，复以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宪历官无干绩之称，然在朝玄默，未尝以物务经怀。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竟卒于石氏，以族人峙子迈为嗣。
楷长兄黎，次兄康，并知名。康子盾，少历显位。永嘉中，为徐州刺史，委任长史司马奥。奥劝盾刑杀立威，大发良人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东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寻而刘元海遣将王桑、赵固向彭城，前锋数骑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奥奔淮阴，妻子为贼人所得。奥又诱盾降赵固。固妻盾女，有宠，盾向女涕泣，固遂杀之。
盾弟邵，字道期。元帝为安东将军，以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二人相与为深交。征为太子中庶子，复转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扬州江西淮北诸军事、东中郎将，随越出项，而卒于军中。及王导为司空，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导子仲豫与康同字，导思旧好，乃改为敬豫焉。
楷弟绰，字季舒，器宇宏旷，官至黄门侍郎、长水校尉。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又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东海王越引为主簿，后为越子毗所害。
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绥，绰比王澄，瓒比王敦，遐比王导，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取类星象，颉颃符契。时乏名流，多以干翮相许，自家光国，岂陈骞之谓欤！秀则声盖朋僚，称为领袖。楷则机神幼发，目以清通。俱为晋氏名臣，良有以也。
赞曰：世既顺才，才膺世至。高平沈敏，蕴兹名器。钜鹿自然，亦云经笥。娲皇炼石，晋图开秘。頠有清规，承家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