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中战果最为辉煌的。东北野战军挟辽沈战役新胜之威，七十余万大军入关，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解放天津之战。这场役具有鲜明的东野印记，即花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战果。东野名将、开国上将刘亚楼将军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谨慎的东野：打一步说一步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基本结束。东野正处于休整之中，大量城市需要巩固，数十万国民党降兵需要消化吸收，东野全军上下都以为要休整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新的作战任务。只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少数野战军最高领导，才知道中央正在酝酿调东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重大部署，部队将会面临极为艰巨的新任务。
果然，11月16日至18日，中央给东野连发三电，要求东野缩短休整时间，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集团50多万人南逃江南或西撤绥远。东野首长坚决遵守中央指示，主力部队于11月23日分路入关。
进入平津地区后，东野按照中央意图，首先对塘沽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打塘沽就是为了封住入海口，而且塘沽国军兵力远不如北平、天津雄厚，看起来是最优战役行动。可是战斗打响后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预想的那样，塘沽地形开阔，河沟纵横，不利于步兵进攻，坦克也不好前进，我军进攻伤亡较大。且敌人将指挥部直接搬到了军舰上，完全歼灭敌人已属不可能。
东野迅速调整了战役目标，向中央建议先打天津。理由是，塘沽虽然控制不了，但打天津可直接吃掉大股敌人，并将北平傅作义之主力堵截在北平，使其无法东窜。这是舍卒谋车之战略。
中央非常认可东野的建议，回电同意按此部署打天津。东野便分出34万人，组成前线指挥部，由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担任前线总指挥，负责进攻天津。
但这样的进攻部署也有条件限制，就是要快。如果打得慢，造成相持之势，北平傅作义有可能意识到危机，直接弃北平不守，趁解放军专力围攻天津之机，逃到塘沽乘船逃跑。
为此，中央给东野设置了一个后墙：3天内必须解决天津。
刘亚楼欣然领命，并向林彪、罗荣桓表示：根本不用3天，30小时就能打下来。
二、刘亚楼故布疑阵
刘亚楼的信心，一方面来自于34万人对13万人的兵力优势，也来源于天津国军的机械与呆滞。
防守天津的国军部队，据东野情报看，大致有11万多主力（这一数字在攻克天津后作出了修正）。天津警备司令部长官陈长捷，抗战中也曾参加平型关、南口等战役，一向被誉为“长胜将军”。
陈长捷对蒋家王朝十分忠诚，对他的顶头上司傅作义更是死心塌地，声称绝不像东北郑洞国、曾泽生等人不战而降，将效法苏联朱可夫死守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在天津逐屋抵抗，寸土必争。为此他实施了“天津保卫战”计划，在天津外围修筑了上千个碉堡，加固了环绕城区40公里的环形工事，城外埋设了4万个地雷，制造“真空地带”。城内也做好巷战准备，依托大型建筑构筑大量街头防御设施。城市中还进行了大搜捕活动，企图彻底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蒋介石到天津视察守备情况，对陈长捷旺盛的斗志和“缜密”的战备十分赞赏。
具体布防上，陈长捷将天津市区划分为西北、东北、西南三个防区，因其北部大多是老城区，多为老式民房，防守工事较弱，故北部兵力较强。
不过陈长捷心里没底，不断搜集东野兵力部署信息，试图判明解放军真正进攻方向，以更加有效地分配防守兵力。
为此，陈长捷假装派人出城谈判，以获知刘亚楼的指挥所具体位置。
之前东野林彪、罗荣桓曾给陈长捷写过一封劝降信，但陈毫无回应，刘亚楼早已知道陈长捷决心顽抗到底，这次派人出城谈判的真实目的也不就言自明了。但刘亚楼没有拆穿，而是将计就计，借助这次谈判会面，又给陈长捷下了一剂迷魂药。
谈判会面地点设在天津城南的杨柳青，刘亚楼的指挥所就在附近，本可以很快赶到，但他却让司机到天津发电厂绕了一圈，磨蹭了将近1小时才到。见面时还向陈长捷的谈判代表石作韶等人道歉说，城北道路狭窄，老百姓的房子被国军烧了，都在拦路告状，车太不好走了，所以迟到了。
双方不疼不痒地谈了一些问题后，谈判代表回城向陈长捷报告了原委，陈长捷据此判断，刘亚楼从城赶来，指挥所必然在那里。
之前城东北部各军侦察，解放军派了一些部队开始试探性攻击（实际是东野的佯攻部队），综合这些消息，解放军主攻方向必然是城北。于是陈长捷将其王牌151师从城中心金汤桥核心防守区抽调到城北。
刘亚楼信手一施，居然就有如此结果，也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战场上掌握敌方情报信息固然重要，但若把对方行动看得过重，弄得风声鹤唳，反而会导致己方误判。
陈长捷终究只是国军中一般将领，若在平时，自然不会被刘亚楼的迷魂药干扰，但解放军数十万人兵临城下，重压之下产生误判也属正常，结果致命国军部队跟着解放军主将的指挥棒走。
三、地下党功不可没
正面战场紧锣密鼓地推进，我党地下情报战线也在紧张地运转。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以平津地区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大量学校、铁路、工厂、药行、码头都有党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城内有地下党员1000余人。
1948年10月，党在天津成立了“平津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天津工作委员会”，黎智任书记，委员是李之楠、魏克、沈学林、王文化。在他们领导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陈长捷在天津大修城防工事时，黎智指示地下党员张克诚设法获取城防工事图纸。
张克诚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工务局建筑科科员，他和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一个办公室，趁常不备，张克诚把图纸偷偷带回了家。那个年代没有小型复印设备，张克诚很着急，只能手工临摹，每天晚上一点一点地画，竟然将城防工事图完整地复制了一份。
这张图纸，不仅标出了大部分碉堡的位置，还有碉堡的形状、大小、射击孔位置、高度、朝向等等。交到东野前线指挥所后，刘亚楼极为高兴，手里有这张图，陈长捷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后来东野调来炮兵向天津城内猛轰，老百姓只听见大炮响，却不见炮弹来，纷纷传言解放军的大炮长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陈长捷也非常纳闷，天津的城防工事在全国大城市中，算不得头一名，也是佼佼者。工事体系设计，兵力配备，火力配置，都非常完备、复杂，即使本军一般的师团级指挥员也不能尽然了解，而东北野战军自关外远途而来，却能迅速掌握，不得不服，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真乃出神入化。
四、东野的战术特色：花最小代价打最大胜仗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经过缜密计划，制定了总攻策略：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这个策略带有鲜明的东野特色。
起初东野的策略只是东西对进，从腰部将天津城南和城北一切两半。但经过不断侦察发现，天津城内工事异常复杂，纵然将其主要兵力调到城北，贯穿中部后，仍然会遭到南北两面敌人夹击。我军纵然以优势兵力两面分兵迎击，在敌人占有地利之情况下，部队将会陷入困难的巷战，大量碉堡将给我军将士带来极大伤亡。
东野打过四平、锦州，在城市攻坚战上吃过亏，所以刘亚楼很谨慎地调整了方案。在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基础上，提出了边东西对进，边向南北两翼发展的办法。因为天津市区东西窄、南北长，对进很容易，咬住南北两翼敌人却较难，必须提前给部队统一思想。
发动总攻前，刘亚楼又向各部队提出了攻城三原则，再次高度体现了东野部队善打算盘不浪战、爱护士兵以及提高战斗效率的特点。
三原则是：
1.突破前沿战斗中，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的开道、架桥组的架桥、尖刀连的勇猛突击，务必密切结合，做到协同动作完满、突破前沿有保证。
2.应在思想上和部署上有打退敌人反冲锋的准备，把打退敌人反冲锋看作是消灭敌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3.在战法上运用“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
最为重要的就是第三条原则。这其中有什么窍要呢？
刘亚楼曾形象地比喻，天津城的防守，就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处处漏空。我军兵力有优势，应当敢于舍弃敌人以碉堡为中心的防守地段，向其兵力无法顾及的空白地带穿插，彻底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让他们的碉堡变成孤岛，陷入我军汪洋之中。待占据城区大部分，再回过头来一个一个啃掉。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原则，不仅战略上一举瘫痪了陈长捷的堡垒防御体系，还在战术上让国民党一线部队呆若木鸡。解放军冲入城中后，遇到碉堡并没有不要命地玩炸、冲、再炸、拿下的经典套路，而是留下部分兵力牵制，更多的人山呼海啸地冲入城内空白区。
等解放军再回过头来打碉堡，国军部队彼此之间失去联系，很多工事内的敌军都陷入绝望之中，不怎么抵抗就投降了。这无疑从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解放军战士的伤亡。
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至15日凌晨2时，东进集团与西进集团在城中心金汤桥会师，胜利地实现了拦腰斩断天津的计划。与此同时，两集团迅速向南北两翼进攻，狠狠咬住各自当面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5日5时，东野部队攻至天津警备司令部指挥所，负隅顽抗的国军抵挡不住，防线一点点压缩到陈长捷所在的司令部地下室。1纵1师1 团6连副排长邢春福率战士王义凤率先冲入地下室，生俘陈长捷、副司令傅宗鼎、国民党高级战地视察官程子践等50余人。
陈长捷此时已不复战前的蛮横强硬，脸如死灰地向仍在抵抗的各支部队打电话下令，停止抵抗，全军投降。
至15日下午3时，天津城内结束了战斗，这座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回到人民的怀抱。
此战，东北野战军共歼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战斗仅仅花了29个小时。由于采用的战略战术得当，34万攻城部队仅伤亡了2万人，伤亡率仅6%，相比太原、济南、上海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才获得的大城市战役，这个伤亡率创了最少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