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全
谢立全(1917-1973),江西省兴国县樟木乡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一军一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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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广东游击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珠江部队副司令员，中路游击队指挥部副指挥，中区抗日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军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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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他的军号“吹”遍全世界
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流传到那里，他的军号就“吹”到哪里；《西行漫记》经久不衰，他那嘹亮的号声同样经久不息。因为书的封面上那位身躯伟岸、英姿勃发的红军号兵，就是江西兴国人，少将谢立全。那是1936年6月，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冲破重重封锁，穿越“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北采访。一天，斯诺来到红军大学，他见学员在唱歌，猎猎翻飞的军旗下，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迎着磅礴欲出的朝阳，精神抖擞地吹起了冲锋号。几十个红色健儿高声呐喊着“冲啊！”“杀啊！”，猛烈地向前冲刺。这帧精彩的画面，令斯诺感动。他赶紧端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按动快门，抓拍这一难得的镜头。那青年号兵见斯诺给他拍照，神色腼腆地迎上去。斯诺十分高兴，便和他攀谈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报告记者先生，我叫谢立全。”说着，来了个普鲁士式的敬礼。“听口音，你是南方人！”“我是江西兴国人。”“OK，OK！又遇到一个兴国人。在列宁室我见到第二师二十二岁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在甘肃河连渡医院里见到一个姓曾的兴国人。兴国人当红军的真多啊。”
陪同人员告诉斯诺：谢立全，12岁参加红军，在江西中央苏区当过司号员，任过排长、连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现在担任红军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刚才正在指挥战士训练，给号兵示范。斯诺听了介绍，竖起大拇指夸奖他。
后来，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收入了大量陕北苏区红军的照片。其书的彩色封面使用了谢立全吹军号的那帧照片，取名为《抗战之声》，因为那是发自中国延安共产党人之声，是挽救民族危亡，訇然于天地之间的一声。谢立全将军虽然在1973年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英姿永存，传奇色彩的业绩永存，他那嘹亮的军号声随着《西委漫记》的一版再版发行，流传神州大地，畅销环球，永远激励人们为着正义的事业冲锋陷阵。
艰难的长征生活
谢立全，长征时患痢疾，连马都不能骑，领导上派五个战士轮流背他上路，结果五个人中死去三个。过草地时宿营，他把两棵树的树桠绑在一起当床睡觉。睡熟后翻个身掉下去，沾了满身泥浆，只好让体温把它烘干。有一回宿营，他在熄灭的余灰上铺上毯子睡觉，半夜毯子着火了，他才醒过来。过少数民族倮倮区时，不时真相的彝民，对路过的红军进行袭击。他亲眼看到有一位挑文件的战友被山上跑下来的彝民杀死。他心生一计，脱了鞋子轻轻走路，幸未被彝民发现。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敌人的手榴弹落到他的身边，导火索吱吱作响，他快速地把手榴弹捡起来反投过去，把敌人炸死好几个，他却幸免于难。
慷慨与吝啬
谢立全不愧是个受共产党多年教育的老红军。他的公私观念非常分明，他对家乡人民、对烈士遗孤非常关心，舍得花钱给他们解决困难，显得慷慨大方；可是，对于自己家人、亲友在享受的待遇方面的过分要求，却显得刻薄吝啬。1961年，他的《珠江怒潮》一书出版了，稿费3000元。他把这笔钱送给广东西海他原来战斗过的地方的一位烈士家属，接济他们的生活。1965年，他应家乡要求为东村公社解决三部电话机和线材的经费，还给当时的大队党支部送去一部《毛选》。这些全是用他自己的工资和稿费开支。同年冬，他家里人想添盖几间房子，向谢立全伸手要500元，并打算向公家要点“救济”。谢立全知道后，只寄了100元回家，还写信批评一通说：“盖房子要靠自力更生，勤俭治家，量力而行，绝不能因此而加重国家负担。你们不要以为我做了大官，就可以随便伸手要钱。我个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你们不要在生活上同别人比排场，要和别人比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亲情与法理
谢立全，一生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原则性强，不徇私情。他有个弟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并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全国胜利后，他的弟弟如丧家之犬偷偷回到樟木山老家躲藏，并和谢立全在家的几位兄弟拉关系套亲情，企图通过兄弟关系，在谢立全面前求情，以求庇护。谢立全接到胞弟谢立喜的来信后，义正辞严地复信指出：“他（指那位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职的弟弟）曾经作恶害民，应该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包庇任何犯罪者。你们应当劝他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自己的历史和罪过，在人民面前低头认罪并揭发其他坏人的罪过，将功赎罪。这是唯一的出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一切罪犯，只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实做人，洗心革面，都是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认罪服法是他唯一的出路，其他一切幻想都要抛弃，这是我做兄长的忠告。”后来，他那个弟弟听从他的劝告，主动向政府交待了自己的历史，老实坦白自己的罪行，接受了政府对他的改造。谢立全大义灭亲，立场坚定，在乡亲们之间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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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故事
读过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人，在被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深深打动的同时，也一定会对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号手”，足以代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年轻、奋发、不屈的形象。用这幅题为“抗战之声”的照片作封面，浑然天成地契合了书的主题和斯诺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许多年里，不少曾被斯诺摄入镜头的红军老战士先后著文，讲述那些照片拍摄的经过。但唯独这一张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照片，仍然静静地保持着沉默。那位“号手”究竟是谁，一直成为萦绕在读者心头的不解之谜。然而，历史自有其还原真实的特定时机，这一段被当事人及其家人珍藏60年的秘密，终于在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被揭开，于是，斯诺与“号手”的感人情缘成为人们广泛传颂的佳话。在重塑国人精神道德、建设和谐社会之时，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去捕捉“号手”吹响“抗战之声”的永恒瞬间，去感受本文主人公高尚纯粹的情怀。
1936：斯诺的“号手”情结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不久便崭露头角。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来到上海。1930年以后，为采集新闻，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以及台湾，他先后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鲁迅和宋庆龄，还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6月，在中国国内局势处于大转变的关键时机，他带着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许多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各种阻挠，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边区，他先到了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长途跋涉，他到达宁夏南部的预旺县。最后，他冒着炮火回到了西安。“西安事变”前夕，他回到北平，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影响，然后汇编成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在上海问世，鉴于当时的形势，易名为《西行漫记》。中译本与原著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增益了原著出版时不便发表的大量照片。建国后新版的《西行漫记》中，“抗战之声”被用作中译本的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那位英姿飒爽的“号手”成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象征，为世人所瞩目。但“号手”究竟是谁，斯诺的笔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然而，《西行漫记》终究应该是我们寻找“号手”的历史起点。仔细阅读，斯诺的“号手”情结，却是有迹可寻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号兵们。在《同红军在一起》一章中，他这样描绘道：“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这一描述几乎与“抗战之声”的场景相近了，不由让人怦然心动。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他写道：“一天早上，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个有着红彤彤脸、闪闪发光明亮眼睛的十五岁的孩子，但他已是个参加红军四年的老红军了。虽然从斯诺的这些文字中无法得知“号手”的确切身份，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个吹响“抗战之声”的历史镜头，是他颇具深意的设计，他确实是把这些意气风发的号手当做红色中国的象征的，他惊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他赞叹“他们的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抗战之声”中的“号手”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而且，从这两段描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宁夏预旺堡，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张“抗战之声”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拍摄的。这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离那个神秘的“号手”越来越近了。
1996：谜底揭晓的历史契机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99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历史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倏然提供了揭开这一扑朔迷离谜底的契机。那个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号手”，原来就是当时我所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原海军学院）的第三任院长谢立全将军！
事情的缘起看似非常偶然，其实却蕴含着某种必然性，那就是有价值的历史是不会被永久埋没的。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筹拍一部专题片，当摄制组的成员重走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县烈士纪念馆发现了这幅照片和谢将军给夫人苏凝写的一封述说事情原委的信的影印件。他们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决心要在片中披露这段史实。他们通过海军政治部干部部查找苏凝的下落，当海政干部部的电话打到笔者所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干部处时，幸运地拿起了话筒。于是，我带着海政干部部的嘱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采访了谢将军之子、时任我院副教务长的谢小林大校。随着谢小林娓娓的叙述，那久远的一段历史，又鲜活地再现.
1972：一封感人的信讲述珍藏36年的秘密
“其实，我父亲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话匣子就从这儿打开。谢小林介绍说，谢立全将军1917年5月出生于著名的“红军之乡”江西兴国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12月入党，1936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
谢小林拿出父亲1972年5月的一封信，讲述了父亲写这封信的背景和照片的拍摄经过。1972年2月，斯诺与世长辞。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深切悼念，同年5月号《人民画报》用四个整页的篇幅登载了毛泽东主席的唁电、斯诺的生平，以及1936年在延安拍摄的部分照片，“抗战之声”也在其中。巧的是，当时谢将军正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看了《人民画报》后，难忘的战斗岁月又涌上将军的心头，他于是提笔给夫人苏凝写信：“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现退休安家落户于湖南长沙）。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在信中，谢将军详细述说了那套新军装的由来：“我穿那套比较合身的衣服也有历史纪念的。1936年10月，一、二、四等三个方面军在甘陕边境地区会师之后，国民党胡宗南两个师追到三城堡，上级决心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另一位首长带领总部特务团和一军团教导营担任确保三城堡歼敌安全（的任务），我们担任对东北军宽大正面的阻击（那时有统战关系），其中骑兵第三师7、8、9团接受蒋介石收买，从我防御的侧面突然袭击，把我后方搞掉，俘去韦特派员等20多人，把后方存放、尚未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多头羊、一百多头牛、四十多头驴子背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一扫光。当时撤出防御战斗，敌人违背协商原则，决定突然袭击歼敌一部分，打击敌人的气焰，被上级批准了。我率领一、三连突然袭击7团，唐子安率领一个连突然袭击师部，营救同志出狱，战斗进展神速，我率领一、三连俘获三百多匹马……战后，罗帅（笔者注：指罗荣桓，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亲自动员，不准留一匹马，全部上交，成立骑兵团，我们服从，每人只骑一个驴子，将马上交，领导上奖我一套现在穿的合身衣服。”那一天，当身着新军服、体格健壮、背着手枪的谢立全映入斯诺的眼帘时，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苦苦寻觅的理想“号手”，于是他拉着谢立全到预旺堡城墙上去照相。谢立全昂首站立，面向前方，迎着猎猎的军旗“吹响”了军号。独具慧眼的斯诺，终于在用自己的眼和心观察、了解了中国革命后，如愿以偿地把红军号手——实际上是红军和红色中国前进、英武的形象定格为永恒的瞬间。
在这封处处闪烁着共产党人高尚品德信的末尾，将军恳切地说道：“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苏凝尊重他的愿望，把这秘密埋在心底。于是，这个被将军悉心珍藏36年的秘密，被他的家人又埋藏了整整24年。
将军风范长存人间
将军戎马倥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息奋斗的一生，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生，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情怀。抗日战争时期，谢立全历任抗大五大队党总支书记、二大队政委；广东中区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代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六纵队十六师政委、三十军政委。他获得过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38岁的谢立全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战功卓著的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谦虚待人，勤奋工作，严格自律。
全国解放后，谢立全到人民海军工作，先任华东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5月16日，军事学院海军系成立，军事学院院长是刘伯承元帅，海军系主任即是谢立全将军。1957年10月8日，在军事学院海军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海军军事学院，1960年4月更名为海军学院，谢立全任第一副院长，1962年任院长。正是谢立全将军坚决贯彻刘帅和军事学院党委指示，率领二十几位干部白手起家，创建了海军系；正是谢立全将军怀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谢将军政治立场坚定，襟怀坦白赤诚，关心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深受广大干部的拥护和爱戴。至今，海军指挥学院的干部都对他深深景仰，深切怀念。
其实，早在谢将军在《人民画报》上看到这张照片之前，他就从一些战友口中得知了这张照片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但他从没有去寻找这张照片，更没有对人提起过，他在给苏凝的信中淡淡地说：“事是偶然来的。”谢小林记得，偶尔听到有人问起他父亲，父亲也只是隐而不语，避开这个话题，从不声张。将军的子女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谢将军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他们有丝毫的特殊感和优越感，他常给孩子们讲长征故事，但对这张照片的事却守口如瓶，所以，尽管《西行漫记》一再重印，这段史实仍因将军的谦逊和忠厚而鲜为人知。
1973年，谢将军不幸患了癌症。这时，他觉得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了。于是，他请有关同志与存放底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联系，洗了几张照片，赠给五个子女作为永久的纪念。该年10月，谢将军在北京逝世，其骨灰盒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六室（2002年，将军的骨灰归葬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红星园，与夫人合葬），家人将这张照片嵌于其骨灰盒上，永远陪伴着将军的英灵。
将军逝世后，按说，可以晓谕世人这段珍贵的史实了。将军的一些老战友希望苏凝能够就此写一点回忆文章，以寄托他们对将军的怀念，但深知丈夫人品的苏凝始终尊重丈夫的意愿，从未动笔写半个字，这一段无价的历史依然被小心翼翼地埋藏着。1996年，当我找到谢小林时，他最初表示不宜也不必披露。我一再坚持应对历史负责，不应让这段史实湮没无闻，谢小林才平静而深情地述说了这一段尘封60年的往事，谢将军与斯诺和《西行漫记》的这段情缘终于大白天下。
1996年8月，当笔者披露《西行漫记》封面人物故事的散文《无价的财富》先后在《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人民海军报》等报刊发表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为谢将军的高风亮节而久久感动。海军指挥学院的官兵们站在将军曾经生活的土地上，聆听着历史的足音，更是心潮起伏。今天，当脱下戎装的我重新提笔详述这一段历史时，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值得欣慰的是，将军的子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普通人自律，兢兢业业地工作，现任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的谢小林早已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谢立全将军英武挺拔的形象将永留人间，他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高尚情操更会与天地共存，引起一代又一代人无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