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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_赵祯简介

发布日期:2021-02-08 09:17:31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为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兼中书令,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进封瘅王。九月初八,册封为皇太子,任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十四日,朝拜太庙。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下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手握手板,南向站着,听辅臣参决各司事务。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

登基即位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纳谏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

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驾崩去世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为政举措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名将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个人作品

作品 创作时期 备注
《句》(其一) 景佑元年
《句》(其二) 景佑元年
  
《莲花经赞》 不详 五言律诗
《赏花钓鱼》 不详
《送李端懿师郓》 不详 五言律诗
《挽刘沆》 不详 五言律诗
《幸资善堂》 不详
《赐赋元亨》 不详 七言绝句
《赐刘辉及第》 不详 七言绝句
《赐梅挚知杭州》 不详 五言律诗
《尊道赋》 不详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赐林悦二首》(其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赐林悦二首》(其二)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
  
《合宫歌》(皇祐二年飨明堂) 皇佑二年
  

历史评价

人物总评

宋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宋太祖、宋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反面

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时时:“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历代评价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乾隆皇帝曾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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