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春秋君
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已经76岁的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还担任着上海医学院副校长的职务。那天他得到了一个悲痛不已的消息，自己钟爱的学生汤飞凡在前一天，也就是1958年9月30日凌晨在家中自尽。得到消息的颜福庆禁不住仰面长涕。
汤飞凡是颜福庆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的人生走向与颜福庆的数次召唤紧密关联。
而他的早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让中国科学家错失了一次登顶诺奖的机会。
偶遇颜福庆，走上医学之路
1897年7月，湖南醴陵汤家坪，爆发旱情，民不聊生，那一年，汤飞凡出生了。1912年，15岁的汤飞凡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出于好奇，他经常去附近的萍乡煤矿。有一天看到两个陌生人拎了一个奇怪的木箱子，好奇心使然，他鼓起勇气向两人鞠了一躬，问盒子里是什么？来人告诉他这是显微镜，他们是来给工人们检查钩虫的。还耐心教汤飞凡如何用显微镜看切片、找虫卵。这两人，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颜福庆。汤飞凡在他的感染之下，决心弃工学医，不仅要治疗疾病，还要研究致病原因。
1914年，汤飞凡从工业学校退学后，成功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湘雅的“黄埔一期”毕业生。
1921年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汤飞凡博士（右一）与同学合影。右起二是张孝骞（资料图片）
当时世界医学已进入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法国著名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寇霍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专家，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是日本人北里柴三郎，他因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发出豪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他申请去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在协和医学院三年，汤飞凡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学校推荐，他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他充满斗志地奔赴大洋彼岸。
收到颜福庆的亲笔信，他毅然回国
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和科研中，汤飞凡表现得非常优异。三年后，汤飞凡的导师强烈要求他留在哈佛，世界名校的光环，还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科研环境。汤飞凡心动了，此时，老师颜福庆的一封信让汤飞凡改变了主意。
颜福庆曾毕业于耶鲁医学院。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后来他又就任了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希望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经南京政府批准后，中央大学医学院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医院职务，专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和师资都很缺乏，当时只有教师8人。颜福庆想起了在美国的学生汤飞凡，让他回来一块创业。颜福庆在给学生的信中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
1929年春，汤飞凡谢绝了美国人的挽留，携夫人慨然回到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回国后，汤飞凡认为医学生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他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科研，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担任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的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
抗战烽火中，接受颜福庆召唤领衔中央防疫处
1917年中国绥远地区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晋冀两省，死亡超3万人。北洋政府聘请曾经成功扑灭1910年东三省鼠疫流行的伍连德博士出山。扑灭疫情之后的1918年，北洋政府请伍连德仿照当年东北防疫处的格局，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永久性”的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并任命他为筹备处长。1919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正式建成，具备了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作的功能。
成立的当年，哈尔滨就发生鼠疫流行，中央防疫处委派留日归来的金宝善前往一线。在伍连德的帮助下，很快扑灭了疫情，可谓一战成功。
1938年11月，正值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已经迁往武汉，中央防疫处也根据命令迁往了长沙，但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却突然提出要出国考察。
此时，正在组织上海医学院内迁途中的颜福庆校长，被逃亡中的国民政府临时任命为卫生署长。当他得知贤兄伍连德当年创办的中央防疫处，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他又想到了爱徒汤飞凡。此时的汤飞凡正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前线救护工作，汤飞凡不仅动员了他妻子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也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他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进行救死扶伤的工作。
整整3个月，直到上海沦陷，他中途只回过2次家。因此错过了与大部队南迁的机会。之后只能暂时回到租界，来到自己曾经兼职的雷氏德研究所工作。
收到颜福庆的书信，汤飞凡立即举家出发，突破封锁线，抵达长沙投入代理工作。
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汤飞凡带领当时的科研工作者生产出最优质的中国青霉素。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随后大量投入生产。
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当时的中央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当时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
之后汤飞凡主持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机构、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国第一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领衔研发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有关人员赶制出10万份牛痘疫苗，支援解放区。他和同事们还成功遏制了1949年张家口鼠疫的蔓延。
当时防疫处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就用自己养的猪的胃。
英国近现代著名生物学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爵士如此评价汤飞凡：汤飞凡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放弃回到哈佛的机会，毅然留下建设新中国
1948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此时美国哈佛大学又来电邀请汤飞凡加盟，为了自己的科研梦想，汤飞凡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1949年4月，汤飞凡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准备飞往纽约。可就在临走的最后一刻，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是一个中国人，他要留下来！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0年，原来的中央防疫处被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1950年，察哈尔北部鼠疫流行，汤飞凡曾带领一个突击小组，赶制出中国自己的鼠疫减毒活疫苗。他还承担了对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工作，并制成中国自己的黄热病减毒活疫苗。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全面消灭了天花，领先世界16年。
1957年，汤飞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拿自己做实验，找到沙眼病原体
1982年，当时只有本科学历，在医院里只是住院医生的马歇尔为了找到幽门螺杆菌能直接导致胃炎、胃溃疡的有力证据，在未告知家人的情况下，偷偷地毅然喝下幽门螺杆菌培养液，在自己身上做实验。2005年，马歇尔因为证明了幽门螺杆菌与胃部疾病的紧密关联，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拿自己做实验的壮举，在1956年的中国就曾发生过。这一年，汤飞凡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体。
20世纪中早期，沙眼是十分严重的流行疾病。当时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中国沙眼发病率55%左右，农村地区更是高达80%以上。自微生物学创立以后，无数的科学家都在寻找沙眼病原体。
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曾发表论文声称他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但是汤飞凡表示怀疑。
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分离出的病原体确实能引起人类的沙眼，那便无法确认它就是沙眼的病原体，也就是说，只在动物身上实验是不精准的，必须要在人体上实验。可是人体实验的风险极大。汤飞凡不忍让实验室的任何成员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命令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滴入了自己的眼睛。很快，他的双眼肿得像核桃一样，出现了明显的沙眼临床症状。随后的40天里，他坚持不做任何治疗，收集了一批十分可靠的临床数据，至此，持续了近百年的沙眼病原体的争论终于落下了帷幕。
治疗沙眼病的药物很快被研发出来，沙眼病的发病率快速下降。1959年沙眼发病率高达84%，两年以后降到5.4%。
1970年，国际上正式将沙眼病原体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是真正的衣原体之父。
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机构IOAT给中国眼科学会发出一封邀请函，内容是IOAT为表达对汤飞凡先生在对沙眼病原体研究的巨大成果表示肯定，将授予他沙眼金质奖章，那是世界沙眼防治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IOAT还打算将汤飞凡推荐给诺贝尔奖。只是他们找不到汤飞凡的联系方式，因此将邀请函发给了眼科学会，希望代为转交汤飞凡，让他参加表彰大会。
而早逝的汤飞凡已经无法前往现场领取奖项，也错失了角逐诺奖的机会，令人扼腕叹息。
1982年11月，中国科学院追授汤飞凡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奖。
1992年11月22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
2003年，当非典病毒肆虐神州大地的时候，医学界一时束手无策，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想起了汤飞凡，于是发出一声感慨：“如果汤飞凡还在，何至于此！”
事实上，1897年出生的汤飞凡此时就算活着，也已经是106岁高龄的老人，他注定无法亲历一线，但是不可置疑的是，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中国的病毒学研究水平可以更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培养出更多的病毒学人才。当然，中国人摘得首个诺奖科学类奖项的时间可能也会提前。
但是一切无法假设，惟愿悲剧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