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楚白

1916-2006，男，汉族，1916年8月13日出生，原名邓锡珩，曾用名邓家恺，广东省南海县官窑乡大杭村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于2006年11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海军大校军衔。1955年曾获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人物生平

　　1936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领导的东京“文化座谈会”组织，从事革命工作。1937年8月回国。1938年初在广西南宁健中中学任教师。1938年5月在南宁因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被捕。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起，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政工队队长，中共广东省翁源县临时工委会宣传部部长，中共翁源县党的特别支部书记，1939年8月任中共广东省翁源县委第一任书记，1942年任粤北省北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副特派员。1942年底到白色恐怖区的广西隐蔽，在《柳州日报》当了半年编辑部主任。后转到桂林德智中学任国文老师。1944年6月通过蒋管区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从事敌后游击抗战。1945年2月任广东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政治委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被派往马来亚、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开辟文化战线，在香港负责中共广东党在香港的宣传工作，在其他同志协助下，组织筹建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新华南通讯社，任总编辑，负责对每天从延安发来的电讯稿进行编辑整理，提供给香港各大报，将解放区的声音传播到香港地区。不久，到复刊的香港《华商报》任社务委员，并担任香港新闻学院讲师，筹办新民主出版社，兼任经理。1946年春派往南洋，负责对党中央指定的两个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党内职务是华侨特别支部宣传部长，中共旅马特别支部宣传部部长。1947年夏向组织要求调回国内工作。1948年2月任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北江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广东区滃江地方委员会书记。1948年12月至1949年7月任粤赣湘边区滃江地方委员会书记。1949年11月任广东军区江防部队政治部主任（驻军十五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江防部队司令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参加了开辟广东北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和广东战役、万山群岛战役。1950年12月至1953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海军第一舰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5月至1956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7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校址在四川阆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5年11月至1978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政治委员。1978年8月至1982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1978年9月至1981年5月任海军委员会常务委员。1982年1月至1983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1988年离职休养，享受正兵团职待遇。

何通与我

　　邓楚白 2002年7月13日 　　我认识何通是在1944年底的东江纵队高干班。我和他都是该班的学员，但我们不熟悉，很少往来。他和梁杰（邓楚白的夫人，东江纵队老战士。）倒很谈得来。因为他们二人都是班里最年青的，才二十出头。 高干班结束，西北支队组成并宣布何通调来当大队长，当时就有人向我介绍，这小鬼是敢打敢拼的战将，是个老东纵，年轻而勇敢。但过两天，却说变了，他不来了，听说只是为了一支20响快制驳壳的抽调问题。一桩微不足道的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几天，西北支从清英地区东渡北江，向邬支队靠拢，当时就听说何通独立大队于翁源东部，在翁源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消灭了恶霸何祖华，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并要和西北支共同北上迎两王（即王震、王首道）部队，但当时却未见到何通（当时王震为创建五岭根据地率领南下支队抵粤北南雄一带，因无电台联络，尚未与东江部队接头，恰日寇投降，于是王部北返。）。据说，他病倒了，隐蔽在曲江的一条山沟里。 广东临近解放，先两广纵队回到广东的一些干部跟我谈起何通，说他在两广纵队一个团里当团参谋长，在淮海战役第一线负伤，肠子都打出来了，幸好，命还是保住了。 全国解放后，二十多年里，彼此天各一方，连他的消息都很少听到，一直到1973年我从四川调到海军广州基地工作，基地司令谭知耕（河南新县人，开国少将，曾任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南海舰队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跟我谈起何通，才知道他曾在军事学院执教，而谭当时是学院负责人之一。谭对何通，印象很好。夸他不但战斗经验丰富，在军事学术也有一套，为人聪明能干。后来，他从学院调到陆军一个军当副军长，该军驻在甘肃。 啊！何通，阔别那么多年，我总算听到他的消息了。 1978年后，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知道何通已调兰州军区当副参谋长，且传说，军区领导对他很倚重，准备提他当参谋长，但后来此事吹了。这本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遇与命运无常嘛。但是对于一些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东纵老同志，总会感到遗憾罢！ 何通与我有机会在一起促膝谈心，是1996年，当时，他、张瑜、梁杰和我应邀到从化洗温泉，在那儿一起住了四五天，真是优哉游哉，海阔天空，共同交谈，讨论，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因重病在曲江一条山沟里隐蔽时，身边只有两三个武装，土匪来偷袭，如果不是警觉性高，就丧命了；他带的独立大队到翁源新江打了何祖华后，就渡过新江到曲江西部和乳源一带找西北支，可是找不到，后才折回北江支队；广东解放后，他任炮兵团长驻守在万山群岛一带，后来调到沈阳高级炮兵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到南京学院执教。 1998春节后，曾在北江战斗过的三个支队的很多同志开了个纪念大会，大会上何通有个发言，发言中他高度评价挂牌战斗。那次战斗，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近一个营。他认为这是在广东进行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的大亮点。自挂牌战斗后我是第一次听到如此评价的。这反映出他在长期的军事战争中积聚的丰富经验和军事理论研究的深厚底蕴。 近两年何通患上癌症，和梁杰患癌差不多是同时发现的。这期间他们通过电话，见面不断交流抗癌经验。在张瑜逝世的遗体告别会上，梁杰和我向何通问候时，他向梁杰说了句肺腑之言：“我们俩都要顶硬上（顶硬上，粤语，尤言“挺住”。）。”反映了他对癌症的斗争精神。梁杰很受感染，直到弥留时，还提起这句话。他们都有与疾病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可他们走了，时间间距先后不到十天。有个朋友说：“人，走到今天已经很能了，作了很多人能胜天的发明，但还没能造出长生不老的灵药。”这是事实。但按他们的条件和顽强精神，应该活得更长一些。我比他们年长七八岁，这些天不时想起白头送青头的滋味，不禁悲从中来。 有人说何通是东纵骄子。我想，如果不把骄子二字理解为骄矜、骄气，只是说东纵有了何通值得骄傲，这是真的，是符合实际的。 试想—— 在党的培育下，一个游击队小鬼，成长为战将，成长为解放军最高学府教官，成长为高级指挥员的人； 一个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战役中率部在第一线打断肠子的人； 一个年仅二十多岁就当了炮兵团长把守珠江大门的人； 一个全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兄弟四人都在东纵坚持长期残酷战争，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贡献的人。 这就是何通。 因此东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很多战友，为党培养出何通而感到骄傲，有人称他为东纵的骄子就不难理解了。

逝世

　　海军东海舰队原副政治委员邓楚白同志（正兵团职），因病医治无效，于 在广州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