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31 年，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他的杂文集有《小言论》和《韬奋漫笔》等；《萍踪寄语》、《萍踪忆语》4本游记随笔， 1935年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奔走于港沪之间，积极鼓动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狱后，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国民党政府聘他为国民参议员。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香港沦陷后，曾到苏北解放区参观访问。1943年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表达了他对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的愤慨。1944年7月24日患耳癌去世。
邹韬奋 – 简介
邹韬奋 ，中国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著名的新闻记者。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地福 建永安。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中院、南洋公学上院机电工程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
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邹韬奋 – 人物简历
1895年11月5日 出生
1909年 在福州工业学校学习
1919年9月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
1921年7月 在圣约翰大学毕业
1921年至1931 年 负责《生活》、《时事新报》编务
1932年7月 建立生活书店
1933年 当选为执行委员
1933年7月 流亡国外
1935年8月 由美归国创办《大众生活》
1936年 鼓动抗日遭逮捕
1941年2月 去香港恢复《大众生活》凋刊
1944年写下 去世
邹韬奋 – 人物生平
1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 ”。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
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邹韬奋 – 人物评价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1944年11月15日题词
按照他一贯的与压迫者周旋的历史检验，在思想言论上，他决不肯做仰人鼻息的传声筒，他只会仗义执言地讲真话；他也决不会去参与那些卖友求荣的勾当，而宁肯以生命去保护同一战垒中的忠实的朋友；他更不会在高压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摇尾乞怜的检讨，他剩下的是只要一息尚存，便藐视着群小，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去。――许觉民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哪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神伤。――周恩来、邓颖超挽邹韬奋
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郭沫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演讲
邹韬奋 – 接办《生活》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
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邹韬奋 – 人物观点
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邹韬奋 – 人物贡献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 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 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
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
邹韬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 。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邹韬奋 – 人物经历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 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年2月 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 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邹韬奋 – 语录
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我的母亲》）
倘能重获健康，决先完成《患难余生记》，再写《苏北观感录》、《各国民主政治史》，并去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民主政治情况，从事著述，决不做官。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遗言记要》）
生活，谁的生活？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邹韬奋谈《生活》周刊宗旨）
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以供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邹韬奋自述《生活周刊》创刊目的）
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及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实等于自杀政策，决非记者所愿为，也不是热心赞助本刊的读者诸君所希望于记者的行为，故毅然决然听任本刊之横遭封闭，义无返顾，不欲苟全。（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周刊。当时，邹韬奋已被迫流亡海外。12月16日，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邹韬奋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
邹韬奋 – 办报思想
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努力办好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刊，是韬奋办报的基本思想。在新闻工作中，他先是继承了中国早期民主报刊的优良传统，树立了“为人民办报”的思想，后来转向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所办报刊便沿着一个方向前进：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诚对待民众，真实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实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早在20世纪20年代，邹韬奋就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中指出：《生活》周刊始终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30年代创办《生活日报》时他又进一步强调：要使《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耳目，并在《〈生活日报〉发刊词》中表示同仁自勉的第一义——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有了明确的办报宗旨，韬奋更将其贯彻到新闻实践之中。他始终全心全意服务民众，关切着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2、以真诚负责的态度改进完善刊物的内容、风格和经营。在内容上他要求报刊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农人、工役和女仆等人的苦生活；在文风上，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新闻，力争使初识字半通文的大众都能看懂所创办的报刊；在文字方面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力争让民众看懂和理解文章；在报刊经营上强调办报刊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诚信对待读者，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指出广告也要和言论新闻一样，凡是提倡迷信、伤风败俗、坑人害人的广告一概不登。这和今天少数媒体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刊登虚假甚至违法广告以致欺骗坑害读者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3、充分利用报社的邮递线路，积极地代读者办事、购物，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1930年9月，韬奋设立“生活代购部”，后来又成立“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为服务宗旨的生活书店，他还组织群众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与大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韬奋同志以“真诚为民众服务，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和爱戴，实现了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良好互动。
邹韬奋 – “韬奋精神”
毛泽东在1944年给邹韬奋的题词概括韬奋精神。1995年，在纪念韬奋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的题词也强调要“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中包括“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韬奋先生对新闻出版文化事业的贡献，以及对事业的真诚、执著、无私和奉献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传媒人。韬奋精神之核心在于“以读者利益为中心”，坚持“大众喉舌”新闻观的大众新闻思想。他一生的经历隐含最深的是面向“大众生活” 的情结，这一情结在其新闻出版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为目的，是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他无论是办“抗战”系列报刊还是“生活” 系列报刊，其办报刊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而非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开始办报刊时，他强调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鹄的”，要“替民众里最苦的一部分”呼吁。他的世界观发生变化以后，办报思想从同情人民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把为民众服务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强调报刊要反映“爱国爱民族的同胞的民意”，要为造就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而努力。邹韬奋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时说：“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要把报纸办成真正的“人民的报纸 ”。 二、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准则，保持着崇高的报格。韬奋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始终不向黑暗势力屈服。他创办和主编的报刊不随风倒，不媚世俗，更不投靠国民党政府，而“永远立于人民大众立场”。 三、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读者极端负责任。韬奋办报刊历来主张“不以赢利为目的”，尽量减低销售价，使读者买得起。 四、真诚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韬奋一贯提倡报刊为读者的“服务精神”，并身体力行。如《生活》周刊就开展了为读者代购书报、代购物品、找律师、请医生等服务工作。
邹韬奋 – 散文作品
《韬奋漫笔》、 《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坦白集》、《漫笔》、《再厉集》、《抗战以来》、《患难余生记》、《对反民主的抗争》、《爱与人生》、《办私室》、《丢脸》、《干》、《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集中的精力》、《坚毅之酬报》、《久仰得很》、《敏捷准确》、《肉麻的模仿》、《什么是真平等》、《随遇而安》、《痛念亡友雨轩》、《外国人的办事精神》、《有效率的乐观主义》、《闲暇的伟力》、《风雨香港》、《深挚的友谊》、《萧伯纳的夫人》、《忘名》
邹韬奋 – 故居
1958年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纪念韬奋先生，决定在他生活和斗争过的地方：上海重庆南路万宜坊（205弄）53、54号建立纪念馆。54号是韬奋先生1930－1936年在上海的故居，现已恢复原貌。室内陈列的都是原物。供瞻仰的有卧室、会客室和写作室。馆额为沈钧儒先生题字。53号是介绍韬奋的思想发展、革命事业和战斗历程的文物资料陈列室。陈列品有珍贵的韬奋手稿，他主编的报刊，各种版本的著作，生前所用的遗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