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涛
郭春涛（1898－1950）字名忠，又名子章（曾化名胡君健）。湖南炎陵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及赴法勤工俭学。郭春涛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50年在北京病逝，时年55岁。追悼会由周恩来亲致悼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灵柩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寓，周恩来亲题墓碑。
人物生平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法勤工俭学。
1926年后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政务次长，川康绥靖公署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主持东方文化协会。
1945年参与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1948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致力于反蒋民主运动，后在上海做策反工作。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副秘书长，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
1949年12月－1950年6月曾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席了1924年、1926年、1931年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中央监督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次长.
1926年后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政务次长，川康绥靖公署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主持东方文化协会。
1933年率团前往英、法、德、意等考察。
1937年冬，郭春涛在重庆组织“东方文化协会”，旨在唤起东方各国人民共同抗日，并将其弟松涛、子志坚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解放区革命工作。
1945年参与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1948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并先后成功地策动国民党“重庆号”等军舰倒戈起义。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副秘书长，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
1949年12月－1950年6月曾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1950年在北京病逝，时年55岁。
参与革命
青年时期
1919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郭春涛受到李大钊、毛泽东的影响，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五四运动。在此期间，他曾担任北京晨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和撰稿人。他与蔡和森、李富春、王若飞、李维汉等人结伴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建立了支部，又成立“工学世界社”。蔡和森任会长，郭春涛任秘书长。1921年郭春涛和蔡和森联名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文章。周恩来见郭春涛文思敏捷，文笔流畅，称赞郭与蔡为“湖南才子”。这年9月，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发现留法学生有反政府倾向，决定停发生活补助费。留法学生向驻法使馆表示抗议，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为达目的，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等人组织了100多人的“先发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学生的抗争虽然取得了中方、法方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随后又争取到了补发生活费的胜利，但也因此激发了法国当局处置这批进步学生，郭春涛和蔡和森、陈毅、向警予等104名学生被法方武装押送出境，遣回中国。
参加国民革命
1924年，郭春涛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曾是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他坚定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北伐。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郭春涛毅然加入了联共反蒋的民主阵营。1938年周恩来到重庆，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有张澜、郭春涛等人参加的“九人团”，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实现联合抗日。1939年，周恩来又指示王炳南（中共地下党员）配合郭春涛组织成立“东方文化协会”，于右任为会长，覃振为副会长，郭春涛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协会成立后，郭春涛四处奔走，联络、团结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界人士，如日本反战同盟，越南、印度、泰国等代表，组成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同时配合中共在重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1年夏，王昆仑、郭春涛等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秘密政治团体。1945年10月，在重庆又成立了以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反对蒋介石独裁为目的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陈铭枢被选为主席，郭春涛被选为常委兼秘书长。郭春涛的家就是“民联”的秘密机关所在地。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8年元月，在中共的支持和鼓励下，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执行主席，何香凝、郭春涛等16人当选为中央常委，郭春涛还担任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在郭春涛追悼会上致悼词中提到“郭春涛在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解放前对地下策反工作贡献颇大。”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此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领导，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展起来。此时，“民联”中央地下机关随郭春涛转到南京，后又转到上海。郭春涛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先后配合中共策反了川军潘文华、刘文辉，湘军程潜、陈明仁，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大使骆介子、国民政府委员邵力子，海军重庆号起义等。国民党当局曾一度把郭误认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长”，以20万美金的高价缉捕郭春涛。为了革命的胜利，郭春涛先后把弟弟和长子送到解放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虎穴中机智地与敌人周旋。
1949年5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郭春涛之妻秦德君被捕，郭春涛则幸免于难。全国解放后，郭春涛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政务院参事室主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令人扼腕的是，正踌躇满志准备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郭春涛却因积劳成疾，于1950年6月30日病逝。
党外布尔什维克
郭春涛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人长期并肩战斗过的他，早就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曾多次向他的朋友和战友周恩来同志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深情地对郭春涛说，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更大，还是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郭春涛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一意见，一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从事着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为党的统战事业默默地贡献了一生。
人物轶事
1940年，周恩来介绍苏联驻中国使馆武官罗申找郭春涛，请郭帮助了解中国国际反法西斯活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阶层和各党派的动态。郭春涛多方努力搜取，为罗申送去了不少情报。1941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德国驻华大使，德使表示出希特勒要拉拢蒋的意图。之后，奥国总理来中国访问，也向蒋透露德国将以“闪电战”袭击苏联。郭春涛获悉这一重要情报，立即通报给罗申。
1928年，郭春涛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主要针对蒋介石在其党内的独裁。“改组派”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政治口号，主张提升党权，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恢复农民、工人、商民运动，反对蒋介石新军阀.上世纪初，郭春涛在湖南长沙一中读书并任学生会主席，毛泽东则在长沙师范任学生会主席，都是一代青年才俊。以后，郭到北京求学时，毛已在北大图书馆暂居，1919年，郭与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一批青年同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他们在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由李大钊、杨昌济来讲课。结业时，名单中却没有了毛泽东。据说郭曾问毛为什么不去留法？毛答“你们去法国留学，我立志在中国扎根！” 1920年，旅欧学生在法国建立新民学会旅欧支部，蔡和森为社长，郭春涛为秘书长。郭春涛还和蔡和森联名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先后在法国和中国发表。
郭的生平中始终与中共若离若即：“4·12”政变时，郭曾在冯玉祥的军队里营救和保护了邓小平。1938年在“陪都”重庆，郭与张澜、郭春涛等人皆为著名民主人士，并成立有中共背景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郭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日之“民革”）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郭还直接参与了与上海解放和湖南解放有关的策反活动。
人物评价
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反蒋抗日,义无反顾
虎穴策反,出生入死 共商国是,殚精竭虑
相关资料
北大高才 “ 五四 ”闯将
1918年，郭春涛和湖南同学24人，先后来到北京求学。郭春涛与同乡好友何孟雄（中共一大代表）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成立湖南同学会时，郭春涛被选为同学会的主席。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李大钊经常提一些指导性意见委托毛泽东传达给郭春涛和湖南同学会。
郭春涛在自由民主的北大，受到李大钊、杨怀中等著名教授的启发教育，吸取了新思想新知识的滋养，成长进步很快。同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进步青年带来了希望。郭春涛更是如获至宝，在李大钊的指引下，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追随者。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一方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收复自己的领土，而巴黎和会却将德国原在华势力范围青岛划归日本。北洋政府也竟然准备“同意”。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公布。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中国人义愤填膺，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和各校代表在北大召开大会，郭春涛、何孟雄出席。在听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后，整个礼堂里响起了呜咽声，与会者莫不捶胸顿足。谢敏同学“刷”地一声撕下衣襟，当场咬破中指，在上面写下“还我青岛”几个鲜血斑斑的大字，会场群情激昂，气氛悲壮。会议一致通过：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严惩卖国贼。并决定次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郭春涛、邓中夏、何孟雄等人随即连夜书写标语、起草宣言等，熬了整整一个通宵。
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师大的前身）等14个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郭春涛和何孟雄等与同学们一起，手拿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各色各样的旗帜标语，呼喊口号，向周围的民众散发传单。北洋军阀政府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示威。
在东交民巷，游行队伍受到列强巡捕和反动军警的阻拦，因此转向赵家楼胡同，冲破二百多名警察的守卫，冲进曹汝霖住宅。曹汝霖从后门溜走，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量军警共逮捕学生市民32人。
为援救被捕同学，5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召开了学生大会，蔡元培校长亲临会场，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干事会。郭春涛、何孟雄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干事会交际的工作。同日，北京各高等院校同时罢课。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郭春涛满腔热情和同学一起组成“救国十人团”。他们深入到北京的各条大街小巷胡同弄里，向市民宣传讲演，讲到激动之处，许多人声泪俱下。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全部释放被捕学生。
5月1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郭春涛、何孟雄和北大同学外出演说，被逮捕关押于改做临时监狱的北大三院。大批军警驻扎在学校附近，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大。但是皮鞭、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
由于，被反动军警逮捕的进步学生达17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20多个省份的150多个大中小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各界群众掀起爱国浪潮。“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为工人阶级。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5日释放了郭春涛等被捕学生。并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职务。9月23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助冯北伐 反蒋救邓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打倒丧权辱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北伐。9月，冯玉祥与于右任、邓宝珊在陕西五原组建西北国民军联军，誓师参加北伐。中国国民党中央选派郭春涛担任西北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处处长，辅佐冯玉祥统理军政。此后，郭春涛还先后担任过西北政治委员会委员、豫陕甘农工生活改良委员会主席、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委员、河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开封政治分会委员等职务。
1927年4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第2集团军。广东北伐军进入河南，冯玉祥出师潼关，两军会师中原。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郭春涛旗帜鲜明地参加了武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活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到陕西潼关做拉冯反蒋的工作。而冯玉祥由于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缺乏认识，颁令不准从事反蒋活动。在欢迎邓演达到来的会上，邓发表震撼人心的演说，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动面目，并带头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赢得与会者此起彼伏的热烈响应。这一情景大大出乎冯玉祥的意料之外，气得脸色都变了，但碍于总政治部主任的面子没有发作。
口号刚一停息，会场的后排走出了一个穿着灰色军装、个子不高的青年，高高地挥舞着拳头，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这位热血青年，正是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邓小平。冯玉祥无法容忍部属这种行为，立刻宣布散会，并授意军法处以破坏军纪罪将邓小平逮捕囚禁。这时，郭春涛走上前欲辩解，冯玉祥严厉地说：“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但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人。”
郭春涛与邓小平曾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素来钦佩小平同志的才智、胆识。深夜，郭春涛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找到国民军第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共同商量联手营救邓小平同志的办法，决定利用冯玉祥信任刘伯坚的人际关系，由刘出面劝冯。
次日清晨，刘伯坚来到冯玉祥家里，他对冯玉祥说：“昨天被军法处抓起来的那位青年是应您请求，由中共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早在苏联学习时，就是您女公子冯弗能的同学，这样做恐怕影响国共合作，女公子也会有意见；再则在那天会上他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完全出于他对邓演达主任讲话的拥护，对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的憎恨；三则在昨天大会上带头喊口号的是邓演达先生，如果他知道了，也可能不好交代。”冯玉祥觉得这些话有道理，于是便命令释放了囚禁一天的邓小平。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位矮个子，日后竟然成长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的擎天砥柱。
1927年6月，郭春涛升任国民军第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1928年11月，郭春涛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1930年8月7日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初步形成了冯、汪、阎联合反蒋阵线。但由于改组派成分复杂，各行其是，反蒋军事行动遭到挫折，成员纷纷瓦解。
权威史料
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有一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郭春涛先生。他一生致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出生入死，战斗在我党的隐蔽战线上，并以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为协助中国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敌军谱写了一篇篇惊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从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国民党高层
郭春涛，1898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原酃县）水口镇水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同学。1919年春，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中，他被捕入狱，出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郭春涛随后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9月，他与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等远渡西欧，赴法勤工俭学，从此与周恩来成为莫逆之交。
1920年8月，他和蔡和森联名撰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文，主张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在国内新民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后，在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10月13日，郭春涛、蔡和森等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加上“扰乱治安”“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驱逐出境，遣送回国。在广州，郭春涛、蔡和森、李立三等20多名学生受到孙中山接见。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国民党必须改组、欢迎国共合作，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参加的一番讲话，对郭春涛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立志跟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3年6月，国共实现合作，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郭春涛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郭春涛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后协同李大钊创建了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5年春，郭春涛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国民党高级阶层。由于他渊博的学识、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对孙中山的忠实信仰，因而随后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
1937年冬，日军威逼南京，蒋介石下令放弃南京，将十七军撤至武汉。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和部队撤退时，时任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的郭春涛来到长江码头视察，只见国民党政府在用大批船舰抢运小轿车，数以万计的难民只能站在岸边翘首观望。郭春涛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停止装运小车，让难民上船。海军舰长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进行要挟，郭春涛嗤之以鼻，将“命令”撕得粉碎，并义正词严地对舰长说：“人命关天的大事，所有船舰必须首先抢运难民！”并下令随自己来的所属部队缴了海军护船队的枪支，把已装上舰上的小车全部推入江中，组织难民上船，从而使两万多群众得以安全转移。海军舰长苦苦哀求：“我们怎样向上司交代！”郭春涛厉声回答：“你回去告诉蒋介石，是我郭春涛的命令！”蒋介石听完海军舰长报告，气得暴跳如雷。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此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驻重庆代表团团长，郭春涛与周恩来重新取得了联系。从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春涛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还都南京，郭春涛经南京到达上海，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始了长达3年的隐蔽战线斗争。
架设永不消失的电台
1946年，内战爆发后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惨遭屠杀，中共和“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民联”中央主席指定郭春涛为“民联”中央与中共的联系人，周恩来也指派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与郭春涛建立固定联系，并指示由郭春涛、吴克坚、徐士可等人组成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通过吴克坚负责的电台，沟通郭春涛与周恩来的秘密联系。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最为安全，是一项至关重要、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经过周密考虑，郭春涛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杨虎。郭春涛为什么会想到杨虎，这里面还有一段微妙的经历。
杨虎，人称“杨家猛虎”，安徽宁国人氏，身材魁梧，腰圆膀粗，又会拳脚功夫，早年就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后被晋升为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肇和号”舰长。后来在东征陈炯明中立有战功，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事编制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郭春涛就注意到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
1939年，国民党迁都重庆，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郭春涛按照周恩来指示，在共产党员王炳南的配合下，组织成立了“东方文化协会”，邀请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和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担任正副会长，郭春涛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该协会的宗旨就是把国内外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文化协会一周要开一次例会,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周恩来指示要经常变换会址。就在变换会址过程中，郭春涛发现住在重庆国府路范庄的杨虎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是一位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经周恩来同意，郭春涛渐渐接近杨虎。杨虎虽然读书不多，但很喜欢郭春涛这位学识渊博、风流倜傥的湖南才子，也很敬佩这位连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三届、四届中央委员的元老。几经交往，俩人便混得很熟。后报经周恩来批准，郭春涛与杨虎换了名帖，结拜为兄弟，杨虎年龄稍长，自然成了郭春涛的大哥。1943年郭春涛与秦德君女士结婚，杨虎亲自出面，在杨府摆设婚宴。
郭春涛把利用杨虎的关系安置电台的决定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事后，郭春涛找到杨虎，要求将其“亲戚”吴克坚安排到他司令部干点杂役，杨虎欣然答应。就这样，吴克坚负责的电台顺利设进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在当时血雨腥风的上海，很多共产党的情报系统被敌发现，情报人员被杀害，可吴克坚负责的电台却安然无恙，从1946年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通过这条红色电波，一大批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传给了周恩来。吴克坚曾回忆说：“郭春涛水平高，政治敏锐，工作主动，胆大心细，善做情报工作，起到了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作用。”
收集敌人内部情报，更是一项十分艰险的工作。郭春涛化名胡君健，通过秦德君二哥的好友，认识了《新蜀报》总经理王伯与，通过他又结交了原国民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晏道刚是因反蒋而丢掉官职的。经过郭春涛与他的几次交谈，他表示愿意协助郭春涛工作，并向郭春涛介绍了他的得意门生、侍从室机要处长江浩东。江浩东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因写过一篇影射宋美龄的花边桃色新闻而被监禁8个月，后经审查，此文并无政治目的，才予以释放留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郭春涛与他促膝谈心，解除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之感，使江浩东下定决心与郭春涛共同战斗。此后，江浩东通过秦德君的好友陈贤慧母女两人不断向郭春涛提供重要情报，其中有国民党保密局在全国各地的重要负责人员组织名册和活动情况、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的特务组织分布情况、国民党特务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及爱国师生的黑名单、国民党实施暗杀宋庆龄的命令等。
策反江阴炮台
江阴炮台地势险要，是我军解放上海的一大阻碍，做好江阴炮台的策反工作一直是我秘密党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郭春涛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通过朱蕴山的干女儿徐又擎结识了江阴炮台司令陶洪钊。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郭春涛觉得陶洪钊对蒋介石已完全丧失信心，便鼓励他弃暗投明。但陶洪钊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相信，顾虑重重，提出不向解放军开炮可以，叛蒋也可以，但要以20根金条为条件，以便今后远走国外，了却终生，并请郭春涛转告共产党。郭春涛立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吴克坚，吴克坚通过电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示由上海秘密党组织出面表态，只要陶洪钊在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不向解放军开炮，可以用重金交换，并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或帮助他出走国外。陶洪钊听完此言，深受感动，毅然决定起义，投向共产党。
继江阴炮台策反成功之后，郭春涛又相继策动了国民党“重庆号”军舰起义、驻上海虹桥机场机械师起义、吴淞要塞司令杨沦治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9艘、艇16艘易帜，为我军胜利解放上海创造了条件。
郭春涛在上海频频的策反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高度关注，一度把不是中共党员的郭春涛误认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长”，两次以20根金条、20万美金悬赏捉拿他，并密令特工人员，一旦抓到，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顷刻间，通缉令遍及上海街头。上海秘密党组织认为郭春涛处境十分危险，建议中央将郭春涛迅速转移至解放区。郭春涛置生死于度外，他对吴克坚说：“目前策反工作正进入成熟阶段，此时我一旦离开，则将断线，给策反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请党组织将我继续留在上海，如果可能，可将我参加地下工作的儿子送往解放区。”吴克坚当即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恩来复电说，中央同意郭春涛本人的意见，要求上海秘密党组织切实做好对郭春涛的保护工作。此时，上海秘密党组织派刘绍周去中央汇报工作，当即决定郭春涛的儿子郭晓平（又名郭志坚）随同启程，后经天津安全抵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驻地，参加工作。
策划秘密营救张澜、罗隆基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前夕的上海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奉蒋介石命令，妄图死守上海，与解放军决一雌雄。毛人凤率一大批特务也窜入上海，市内街头巷尾，到处是军犬猎狗的狂叫声，摩托、警车的轰鸣声，国民党反动当局一边忙着抢运黄金白银，一边大肆搜捕中共秘密党员和爱国人士。此时，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因病正住在虹桥疗养院。蒋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严密监视张、罗活动，必要时加以处决。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由周恩来电示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将这一任务交给郭春涛，通过他与杨虎的特殊关系组织营救。郭春涛接受任务后，火速找到杨虎进行策划，决定动用警力，采取提押“人犯”的办法进行秘密营救。杨虎把这一任务交给最为相信的老部下、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执行。阎锦文驱车前往虹桥疗养院，向张、罗说明真情，希望他们配合行动。张澜、罗隆基怕入圈套，未能答应。
5月14日，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来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命令阎锦文以转移为名，把张、罗处决，然后绑石沉江。杨虎接到阎锦文的报告后，觉得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决断。阎锦文再次前往疗养院，说明情况紧急和郭春涛、杨虎之意，并拨通了杨虎家的电话让张、罗通话询问，张、罗这才深信不疑。
5月24日，王新衡命令阎锦文当晚10时执行处决张、罗计划。杨虎决定将计就计，晚上9时刚过，让阎锦文率庄儒伶、潘云龙两名队员，全副武装，驾驶警车直奔虹桥疗养院，在病房前戛然刹住，然后跑步上楼，冲进206病房，拔出手枪，厉声喝道：“张澜、罗隆基快起来，跟我走！”随后，庄儒伶、潘云龙一人押着一个走出了病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罗塞进警车，风驰般奔去。阎锦文手持特别通行证，熟记当晚口令，躲过了途中岗哨和巡逻队一次又一次的盘查，把张澜、罗隆基送到了预定的安全地点，蒋介石闻此消息，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毛森大骂：“尽是一堆饭桶！”
住宅被敌包围
1949年5月14日，在建国西路365弄息村郭春涛的住宅里，郭春涛、吴克坚等人正在开会，研究策反和保护爱国人士等问题。会议进行中，要求秦德君在15分钟内取回一份重要情报。秦德君当即化装成一名贵妇人，身穿旗袍丝袜，手提一只小皮包走出大门。她刚步入弄堂口，就见一帮警察冲出堵住了路口，秦德君立即意识到息村已被特务包围，返回住宅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她急中生智，与盘查的警察大声争执，以引起正在开会的同志注意。郭春涛听到弄口秦德君的争吵声，迅速站到窗口一看，只见弄堂口满是特务，知道处境十分危险，当即组织与会人员从暗道进行撤离。等到特务冲进住宅时，已是人去楼空。敌人无奈，只得将秦德君押上汽车而去。在狱中，秦德君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强不屈，未招一字一言。警察当局恼羞成怒，判处秦德君死刑，然而就在执行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上海，迅速从狱中救出了秦德君。
郭春涛从暗道撤离出来，直奔好友覃振官邸，覃振遗孀梅鹤修女士深明大义，动员其侄儿覃志新利用军车将郭春涛送出虎口。覃志新是国民党某部团长，此前经郭春涛说服，同意听候起义。
在秦德君被捕的严峻情况下，郭春涛没有被敌人的凶残气焰吓倒，他勇敢、沉着，化装成国民党的将领，乘坐覃志新亲自驾驶的持有国民党通行证的司令部专车，出入国民党军事重地，会见被策反的起义将领，开展保护爱国人士的工作，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5月24日晚，他见到被解救出来的张澜、罗隆基时，第一句话就是：“两位受惊了！”张澜、罗隆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激动地对郭春涛说：“这次能逃离虎口，没被蒋介石杀害，是多亏你和杨虎、阎锦文的拼命相救，我俩将会铭记终身。”
5月27日，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6月，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郭春涛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郭春涛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政协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郭春涛相继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
1950年6月30日，郭春涛与世长辞，享年52岁。7月9日，政务院在京举行“郭春涛同志追悼大会”，周恩来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郭春涛同志的一生，称赞他在“上海解放前，对于地下策反工作，贡献颇大”，并挥笔题写了“郭春涛先生之墓”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