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尔斯利
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惠灵顿公爵（英语：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人称铁公爵，他是历代惠灵顿公爵的始祖，平日里提到的“惠灵顿公爵”一般都指他。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陆军将领，第21位英国首相，英国出将入相第一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
最初于印度军中发迹，西班牙半岛战争时期建立战功，并在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分享胜利。最终成为大英帝国陆军元帅，且还被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汉诺威王国、西班牙王国、葡萄牙王国和尼德兰王国七国授予元帅军衔，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获得八国元帅军衔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他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
人物简介
陆军元帅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年－1852年），英国军事家、政治家，19世纪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他是历代威灵顿公爵中最为人熟悉的一位，所以他常被称为威灵顿公爵。
1787年，威灵顿通过捐官的方式，购得少尉军衔，加入英国陆军。在爱尔兰服役时，他先后为两位爱尔兰总督的副官，还被选为代表爱尔兰的英国下议院议员。
1793年，威灵顿参与了弗兰德斯战役，三年后获提拔为中尉。升为中尉后，他随即前往印度，参与了第四次英迈战争（Fourth Anglo-Mysore War)。1799年，威灵顿被任命为塞陵加巴特木（Seringapatam）与迈索尔的总督。
在半岛战争中，威灵顿获晋升为将军。在1813年的维多利亚战役中，他领导联军成功击败法军，获提拔为陆军元帅。1814年，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后，威灵顿出任驻法大使，获册封为公爵。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他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威灵顿一生总共参与了60场战役。
从政后，他加入托利党，曾两次出任首相（1828年－1830年、1834年），成为托利党时代最后一位首相。纵使他阻止不了1832年改革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在他退出政坛前，他在皮尔内阁中任职，而他仍是上议院的领导人物之一。他终生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威灵顿位列第15位。
人物生平
威灵顿出生于爱尔兰一个显贵的新教徒大地主家庭。在1787年，他成为了不列颠陆军的一名少尉。他在爱尔兰作为两位爱尔兰总督的侍从官服役，他也被选为爱尔兰下议院议员。在1791年他成为上尉，并在荷兰和之后的印度参加战斗。在印度他参加了第四次英迈战争中的斯里伦格伯特纳之战。之后他被升为斯里伦格伯特纳和迈索尔地方长官。他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半岛战争中升为上将，以少胜多击败了拿破仑的6个元帅，并指挥联军在1813年维多利亚之战中击败法军、取得胜利后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1814年拿破仑退位之后，他成为英国驻法大使并被授予公爵爵位。在1815年拿破仑的百日王朝期间，他在滑铁卢之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军。
他是议会改革的坚决反对者。由于他在他住所的窗子上装上铁制的百叶窗来保护窗子不被支持改革的“暴民”打碎，他得到了“铁公爵”的绰号。他以托利党党员身份担任了两届联合王国首相并主持通过了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他一直担任首相职务一直到1830年，并在1834年再次短暂地成为首相。虽然他无法阻止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过，直到他退休他仍是贵族院里的领导人物之一。到他去世时他仍是英国陆军的总指挥官。
早年
威灵顿出生时号“阿瑟·韦斯利阁下”（The Honourable Arthur Wesley），是加勒特·韦斯利，第一代莫宁伯爵（Garret Wesley, 1st Earl of Mornington）与亚瑟·希尔-特雷弗，第一代邓甘嫩子爵（Arthur Hill-Trevor, 1st Viscount Dungannon）的长女安娜（Anne）的四子。他最有可能是在家族的排屋，都柏林梅里奥上街（Upper Merrion Street）24号出生，这里现在是“梅里奥酒店”（Merrion Hotel）。大多数传记作者以当时的报纸为证据，认为他在1769年5月1日出生，这是他受洗的日期。其他可能的出生地点有：他父亲声称他在都柏林莫玲顿楼（Mornington House）出生；或者是于家族在阿蒂（Athy）的庄园出生，因为威灵顿在1851年人口普查时回到这里，现在庄园已被焚毁；也有可能在邻近的楼出生；甚至可能在一条包艇上出生。
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族的两座住宅中渡过，第一座在都柏林，第二座，在单根堡（Dangan Castle），在Summerhill北部3.1英里（5公里）处，位于兰斯特省（Province of Leinster）County Meath的Trim路（Trim Road）。在1781年，他的长兄理查德（Richard）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在后来被封为马里伯勒男爵（Baron Maryborough）与考利男爵（Baron Cowley）。
在单根时，他到特兰姆（Trim）的教区学校读书，在都柏林时，到怀特先生学院（Mr. Whyte's Academy）读书，在伦敦时在切尔西的布朗预备学校（Brown's Preparatory School）读书。后来，他进入伊顿公学，在1781至1784年间在这里读书。他在这里孤独，这使得他不喜欢它。所以后来传闻他所说的：“滑铁卢战役赢在伊顿的操场上。”估计是错误的。另外，当时的伊顿没有操场。他并未因奖学金而改变，但如拿破仑般，他既敏捷又善算术。他的父亲于1781年去世，他的母亲则于1784年去世。因家庭拮据，他被召回，离开了他屡遭挫折的伊顿，与她一起往布鲁塞尔。在这里，他是他们寄居的房子的房主，大律师路易·古贝尔的学生。据同学说，他酷爱音乐，善弹小提琴，但除此之外一无所长。他既聪明又严厉的母亲认为她的“丑小子阿瑟”“适合做炮灰”，并于1786年将他送往昂热的皮涅罗尔军事学院（Pignerol's Military Academy），这间学院主要是一间骑术学校。他被认为“体质虚弱，不专注于学业，并常与一只叫维克（Vic）的小猎犬一起霸占地盘。”在大概一年后他改了名，与左邻右里结友，并在后来在法国服役时得到了一个工具。
1787年3月7日，他加入了第73高地团。他的长兄爱德华在炮兵中给他委托了一个职位。第76团部队当时驻扎在印度，但他没有到印度去。12月25日，他成为了第76团中尉。1788年1月23日，他被调到第41团，然后，在6月25日，他被调到了第12轻龙骑兵团。1791年6月30日，他被调到第58步兵团，获得了一队士兵，然后，在1792年10月31日，他被调到第18轻骑兵团。在此期间，他慢慢地地爱上了朗福德伯爵（Earl of Longford）之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满魅力”。1793年，他向她求婚，却被她的长兄托马斯阻止，因为威灵顿太过年轻又负债累累而且看起来没什么前途。他的音乐梦被这次拒绝毁灭了，他愤怒地烧掉了他的小提琴，下定决心从军。但是，在这些部队中服役时，他很少履行自己的职务。在1787年11月到1793年3月这段时间间，他先后为两位爱尔兰中尉的副官。第一位中尉是白金汉侯爵（Marquis of Buckingham），第二位中尉是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Viceregal Court物价高昂，但他每年只有125镑收入，他称他唯有向他的鞋匠房东借钱。1790年4月，他以Trim区议员身份回到爱尔兰议会，并一直把持住这个席位，直到1795年6月5日散会。据他的长兄说，他凭着“出色的判断力，和蔼近人的举止与他的坚定性”重新*得了家人的好感。1793年1月10日，他第二次发表演说，内容有关王室宣布准备对法战争与建议考虑Catholic Claims，他支持政府给予天主教教徒权利的法案，但反对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议会的修正案。
1793年，约克公爵被派往弗兰德斯指挥盟军对抗入侵的法军。1794年，第33步兵团被派往增援在尼德兰作战的英军，刚刚通过捐官成为少校的威灵顿也在6月与33团一起在Cork港起程航往弗兰德斯，这是他第一次参战。3个月后，他再次通过捐官晋升，成为中校。在战役中他晋升为旅指挥官。在Boxtel战役前，他的部队在布雷达东部敌军的炮火下前进。在战役的后半部分，冬季时，他的部队负责防守Waal河。在这段时间里，他因潮湿的环境而病倒。因战役被证明是失败的，约克公爵的部队于1795年返回。在这场战役中，威灵顿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纵队前进中需要仍然维持稳固的射击线列以及离岸援助的重要性。他总结出：许多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指挥部组织混乱。后来，他评价他在尼德兰的那段时间：“最后，我学到了不要做的事，这总是有价值的一课。”
1795年3月，在返国后，他再次回到议会中。他希望在爱尔兰新政府中任战争大臣，但新的中尉阁下，卡姆登勋爵只给了他军械副将的职位。他拒绝了这个职位，回到了在南安普敦的33团。33团被派往西印度，在乘船7个星期后，一场风暴强迫船队回到了英格兰Poole。在休养了几个月后，白厅决定将33团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他因资历而被晋升为上校。几个星期后，他与他的部队一起航往加尔各答。
战场英雄
印度扬名
他在印度采取一种节制饮食和乐天知命的养生之道。由于长兄理查德·韦尔斯利前来当总督，他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1799年，英国发动对南印度迈索尔王国的第四次殖民战争。他指挥一个师去进攻迈索尔的蒂普苏丹，因强弱悬殊，铁普苏丹被迫退守都城色林卡帕坦。威灵顿陈兵城外，层层包围。5月4日，威灵顿军队用大炮轰开城墙，冲进城内，将该城洗劫一空，铁普苏丹阵亡。从此，迈索尔便处于英国管辖之下，而威灵顿则成为这个地区的军事长官。1803年，中印度马拉塔联盟各国发生内讧，英国乘机发动对马拉塔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威灵顿转战南北，连连胜利，特别是1803年9月在阿萨耶战役，他率7000人强袭4万人的迈索尔军队（由法国人训练，装备100门大炮和骑兵），在战死了两匹座骑和损失了1/4的士兵后，他获得了生平第一场决定性胜利。接着又于11月在阿尔干战役中击败邦斯勒的军队，迫使战败国缔结德奥冈条约，承认英国对古塔克和巴拉索尔地区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领土的所有权，从而确立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这此战役对他个人来讲比滑铁卢战役更辉煌。他日后在欧洲各战场上所显示出来的一切取胜的特质都是在印度培养出来的，包括：能决断、有常识、注意细节；爱护士兵、注意给养；与老百姓保持良好关系。后来拿破仑笔下只把他说成是一个“印度士兵将军”，那是不智的。1805年威灵顿封爵士后返回英格兰。被提升为少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威灵顿的新差事是令人失望的：他率驻哈斯丁斯的一个旅远征汉诺威，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时已经是公认的大人物了。1806年，当年拒绝他的凯瑟琳小姐的家人来向他提婚，他被告知有一个女孩十多年一直在等他，爱尔兰的贵族太太们之间都疯传着关于他们爱情神话，他不能拒绝这个神话，他答应了婚约，只是低低的埋怨了一句“她变丑了”。当年小副官心中高不可攀美丽的女神13年后已经变成一个发胖的老姑娘了。同年进入国会以驳斥激进派对其兄在印度政绩的攻击。他以托利党首席秘书的身分在爱尔兰停留两年。在为期很短的对哥本哈根的军事远征(1807)中，打败丹麦军队。1808年葡萄牙人起来反对拿破仑时，威灵顿奉命前去支持。
半岛称雄
威灵顿不打算“战争还未开打就输掉一半”——这是拿破仑的霸权对欧洲大陆各国军队的通常效果。他希望以“稳如盘石的军队”阻挡住法军的攻击。他所统率的英国步兵“浅红队列”在维米耶罗确实击败了号称“风暴”的让-安多歇·朱诺将军的纵队(8月21日)，这是拿破仑的战术体系第一次完败。但前来的两名英国高级爵士不准乘胜追击，因为他们愿意签订不得人心的《辛特拉条约》，这样一来，朱诺的军队便得以安然回国。由于群情激昂，威灵顿和他的几个同僚被送上军事法庭。虽然被判无罪，威灵顿还是返回爱尔兰任首席秘书。但是，在他的继任者约翰·穆尔爵士阵亡，英军从西班牙撤退之后，他认为仍能守住葡萄牙，1809年要求政府让他带兵重新开战，这是对欧洲极为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哥哥理查德·韦尔斯利出任外交大臣而得到加强。他在里斯本登陆，奇袭苏尔特元帅，攻占波尔多，一路穷追把法军赶回西班牙。为此英、西联军虽然在塔拉韦拉获胜(7月27～28日)，而围攻马德里却因为他不愿损耗兵力而失败了。尽管由于发动攻势而受封威灵顿子爵的头衔，此时，鉴于拿破仑在奥地利取得胜利，威灵顿预感到拿破仑可能掉转头来全力对付自己，带领他的部队退回葡萄牙基地，撤退途中于1810年9月27日在布萨科击败马塞纳元帅。5万英葡联军击退6.5万法军，仅一千二伤亡（英葡各626），而法军伤亡五千，安然退入他曾秘密构筑横跨里斯本半岛的著名“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这个陷阱本来是准备用来对付拿破仑的，但现在猎物变成了马塞纳的军队。马塞纳撤出葡萄牙和德欧尼奥罗败北成功地说明威灵顿的防守焦土政策是正确的，也使部下对他的信赖更加坚定。他的士兵管他叫“大鼻子”，他的军官管他叫“花花公子”。所以给他起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有175公分的修长身材，喜爱穿剪裁十分合体的便服；有棕色波浪式头发，眼睛又亮又蓝。
他那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军队直到1812年才有足够的力量攻占西班牙要塞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这样就守住了进出西班牙的两扇大门，造成随时威胁马德里法军补给线的态势。7月22日在萨拉曼卡以少击众击败马尔蒙元帅40,000名法军，仅用40分钟之后，他进入马德里（8月12日）。由于围攻布尔戈斯未成，他的军队再次撤回葡萄牙；1813年5月从这里出发，最后一次向西班牙进军。他率兵急速横跨半岛千里之后，在维多利亚盆地把约瑟夫·波拿巴国王率领的5万法军逼入绝境，击溃他们，并缴获他们的全部辎重（6月21日，120门大炮被缴获119门）。造成法军在西班牙的统治全面崩溃。对于胜利者来说，这种光辉灿烂的战利品实在太多了，连儒尔当的镶金元帅杖也被英军缴获，他们竟容许法军逃进庇里牛斯山脉，当时威灵顿公开斥责他那醉酒的部队像“粪土一样”。维多利亚大捷鼓舞欧洲反拿破仑联盟，为此乐圣贝多芬专为此战谱写了《威灵顿的胜利》交响曲来庆祝。旱季来临时威灵顿在盟军中第一个攻入法国本土，击破苏尔特元帅的顽强防御，跨过一道道河上防线，直至1814年4月10日攻入土鲁斯才完美的结束半岛战争（4天前拿破仑已经退位）。当时他已经是侯爵和陆军元帅，这回又封公爵，由国家赐给50万英磅，后来又赐给他汉普夏的斯特拉特费尔德-萨耶，以保持他的地位。他进入上院的头衔有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还荣膺嘉德骑士的称号。
征服王者
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时威灵顿被任命为驻复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世宫廷的大使。1815年2月他代替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出席维也纳会议，但代表们还未能结束调停争端的工作，拿破仑便已从海岛逃走，3月1日登陆法国，开始他的百日统治。6月16日，拿破仑以5万余兵力牵制英军主力近7万人，在林尼击败了布吕歇尔军队。随后，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军团尾追布吕歇尔军队，自己率领主力转攻威灵顿军队。威灵顿以6万7对拿破仑的7万3。他手下的半岛老兵只有不到1/3，其余全是雇佣军。18日午后，法军在重炮掩护下连续向英军两翼阵地发起进攻，遭到英军顽强抵抗，虽然一度在英军右翼打开缺口，但由于英军的及时反攻及法军的大意，法军的进攻成果顿时化为乌有。下午三时半，因未攻破两翼阵地，拿破仑转而向英军的中央阵地发起猛攻，米歇尔·内伊率领以万余骑兵加入冲击。就是这样，他还是稳稳地守住了阵地。那一天威灵顿骑着坐骑，待在战场的制高点——圣约翰山高地的一株大树下，整整一天都保持着同一个位置，即使他身边的副官被当场击毙。当炮弹不时地在离他不远处爆炸时，他的部将罗兰德·希尔担忧地问道：“将军，如果你遭遇不测怎么办？”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像我一样去做。”当看到法军骑兵肆意屠戮着他的步兵时，他仍然可以面不改色的由衷称赞他的敌人：“Splendid！”，而不把他的预备队拉出来。傍晚，布吕歇尔率部即将赶到。拿破仑急切盼望格鲁希兵团来援，但杳无音讯，不得不孤注一掷，将剩下的预备队中年近卫军（并非诸多作品中描述的“老近卫”）投入战斗，向英军发起最后攻击。威灵顿已准备完毕，他为也许过于自信的法国近卫军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伏击，紧接着将是会让法军感到极为意外的反攻和像以往一样坚韧而守纪的英军步兵的交叉火力。战无不胜的拿破仑近卫军崩溃了，这一事件在拿破仑战争中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瞬间引发了法军其他部队的恐慌。威灵顿一跃而起，也投入了他的最后一只军队，苏格兰高地骑兵转入反攻。法军没料到英军还有余力，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伤亡3万，被俘7千。威灵顿以及普鲁士陆军元帅布吕歇尔6月18日在滑铁卢的胜利使“公爵”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即使不是最喜气洋洋的——英雄。“我向上帝祈祷，希望我今后不再打仗。”他为阵亡将士一边流泪一边说︰“老打仗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他的希望实现了。作为驻法占领军总司令，他反对签订惩罚性的和约，拒绝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提出的枪杀拿破仑和焚烧巴黎的建议。他组织资金以解救法国的财政，并提出在3年后撤出占领军。这几项政策使他赢得和会的感激，1818年带着6个外国授予的司令杖（陆军元帅的标志）回国。
作为军人
威灵顿常常被描述成一位防御型的将领，虽然事实上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他的战斗都是进攻战（阿萨耶、波尔图、萨拉曼卡、图卢兹、维多利亚）。但是半岛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士兵无论在人数还是在训练方面都无法打一场进攻战。同时，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了极好的打防御战的地形，而威灵顿也正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威灵顿的战术思想中有许多是从政治、补给或是财政中体现出来的：仅仅作为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他也不得不对付英国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葡萄牙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西班牙军阀与游击队。同时，在贫瘠的半岛上补给是一个恐怖的问题：法军懒得理这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抢劫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威灵顿需要获得平民的支持，需要从别处获得补给（特别是从美洲运来的小麦）并运送给战地的士兵。补给常是他的致命弱点，而他在补给线被敌方威胁时常被迫撤退或是采取守势。
在他的防御战中，他对防守战术表现出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的理解力：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山后坡在防御战中作用的拿破仑时代将领，并且尽可能地使用它来隐藏兵力和保护士兵免于受到炮击。虽然如此，他几乎从未错过反击的机会，这时许多法军纵队就会发现他们被火枪齐射攻击后，接下来就会遭到刺刀冲锋的冲击。
威灵顿有时也很强势：他在波尔图的渡河是一次惊人的豪赌：而要不是一位下级军官犯了错误，苏尔特的军队也不会战败。在进攻方面威灵顿也显示出了对地形与战术明晰的理解力：在维多利亚之战中，他指挥了一次壮观且协调的攻击——四个纵队从三个方向同时出击，几乎击溃了整支法军部队，迫使他们将除了138门炮中的1门外其他的行李和补给都“让给”了英军。
然而，他必须非常谨慎：在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当马赛纳的军队正尝试包围里斯本并开始迂回时，威灵顿经常站在矮墙上，用望远镜观察法军，咕哝道：“我可以击败他，但需要10000人，而这是英格兰唯一的一支军队，我必须得保护它。”
由于法军在西班牙的总数量总是远远超过英军和葡萄牙军可以派出的人数，法军指挥官总能放弃一些地区来集结比英军更庞大的军队，就像他们在萨拉曼卡之战后所做的那样。因而在最后的总攻之前，威灵顿总是需要小心谨慎地进攻西班牙。
在维多利亚之战前夕的一系列交战中，从里斯本到英军驻地的补给线被切断了，所以他将补给线向西班牙北部海岸延伸，迫使前线的法军部队回到他们的后方。
除了攻打布尔戈斯一战外，他其他的攻城战都是成功的。他的大部分此类战斗发生在印度，对抗比法军缺乏训练、装备与士气的印度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他最糟的一战，也就是布尔戈斯之战中也许有点过分自信了。威灵顿几次需要重新夺回葡萄牙边境上的堡垒，因为法军在占领这些联军把守的堡垒时总是取得完全的胜利。同时，由于法军可以很快地召集援军，他不能在漫长的沃邦式的攻城上花费太多的时间。由此，他在罗德里戈城与巴达霍斯的突袭虽然成功地速战速决，但却代价昂贵。他不喜欢他的骑兵指挥官们。他在1812年7月18日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批评骑兵除了在温布尔登开阔地外简直无法调动，并且总是一窝蜂地冲锋，而不是排成两线——一线冲锋而二线作为预备队。当然，由于家庭方面的矛盾，到1815年以前他一直否认亨利·皮吉特的才干。他同时还是他情报网的直接领导者，并且紧密监督他士兵们的供给与薪水。
他也在政治方面下了大力气：保证英国与西班牙政府对他的支持，为选择军官去疏通关节，并且使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与他合作。当法军以抢夺食物、枪杀反抗者与当地人民对立时，威灵顿却把大部分的补给从国外运来、为他在当地征用的物资付现金并且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他的士兵——每隔一端时间就会有由于掠夺、谋杀或是亵渎宗教的士兵被处以绞刑。当地人便以服从指挥、应征入伍和提供情报来报答他。游击队更是与英军紧密联手对付法军：袭击法军通讯兵并且将俘获的法军士兵转交给威灵顿。
政坛贵族
内阁要角
威灵顿在国外的经历使他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党派政治人物。他虽然加入利物浦伯爵的托利党内阁担任军械总监，但不因此就反对此后的辉格党政府。他说：“派系斗争大大损害国家的利益。”当曼彻斯特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示威而发生彼得卢大屠杀以及出现企图谋杀内阁成员的加图街阴谋时，滑铁卢战役后的群众不满情绪已达到沸腾的地步，这时，威灵顿更加贴近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党。1822年颇孚众望的乔治·坎宁继卡斯尔雷子爵任外交大臣。尽管坎宁反对和会的体系，威灵顿却亲自驳回乔治四世对坎宁的个人反对意见，而相信时至今日，和会的体系已经稳如盘石不可动摇。当坎宁收回英国对欧洲的一切承诺时，威灵顿唯有痛苦地自责而已。1822年召开维罗纳会议时，他极力平息欧洲各盟国之间的争端未果，1826年在俄国又未完成外交使命，这两次失败更增加了他的苦恼。威灵顿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他不适合于执行坎宁的狡猾政策，但是国外却认为他为人诚实而敬重他。
1825年威灵顿转向爱尔兰问题，归纳为这样一个左右为难但必须着手解决的基本矛盾：只有允许天主教徒参加国会的要求（即所谓的天主教解放）才能结束政治性的暴力行动，但必须保持新教作为国教的优越地位。他私下研究一种解决方案，认为罗马教皇必须与英国君主订立协约，最低限度要保证不准天主教神职人员滋事，以此作为他们“解放”的先决条件。但是，当坎宁这位不合格的解放者于1827年4月出任首相的时候，威灵顿感觉到新教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和皮尔带领一大批人退出政府。他还辞去统率军队的职务。这被认为是对国王本人的冒犯，乔治四世国王对着他的背影气的大叫：“威灵顿，你竟敢这样对朕！”宫廷侍卫劝说国王：“还是算了吧，他既然不怕拿破仑，您就不要指望他会怕你。”这一行动被解释为对国王选择他的对手当首相的不满。在否定这种议论的时候，威灵顿冲口说出：他是一个军人，如果认为自己适合当首相，那简直“比发疯还糟”。同年8月坎宁去世后，他应国王的要求重掌军务。不到5个月，坎宁的继任者戈德里奇子爵即挂冠而去，国王挑选他是因为他异常软弱，国王想自己控制国家，但地中海爆发了海战，俄国和英国联合起来替希腊起义者同土耳其作战，英国内阁一片混乱。没人能控制局势。1828年1月9日英王在温莎召见威灵顿公爵。国王穿着邋遢的上衣，坚持威灵顿应该出任首相。公爵认识道：“他将担任一项他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喜欢的工作。”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没有在公共场合演讲的天才。他的政见属于一位爱尔兰新教贵族的政见，也属于这样一位军官的政见：他认为命令必须服从，违反命令的人必须严惩。而这些品格和官场格格不入。
首相时期
这位公爵的目标是经由重新统一托利党以缔造一个强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愿地再次辞去总司令一职，邀请以赫斯基森为首的坎宁派出仕，而抛开托利党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温和政策不兼容。对于右翼如此敬而远之，左翼又开始发生矛盾。反对派要求大规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团表示同感。公爵明智地作出让步，首先是教会问题，他自动改革宣告非国教徒有罪的《宣誓条例》和《社团条例》；其次是《谷物法》（禁止输入外国贱价粮食）问题，他实行了比他本人和农业利益期望中更开明的改革。但不久以后他在国会改革问题上与赫斯基森派发生正面冲突，5月该派总辞。紧接着出现了另一场危机：在爱尔兰克莱尔的补缺选举期间，继赫斯基森的大臣职的维齐-费兹杰罗极力保持他在国会中的席位，却被爱尔兰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击败。维齐-费兹杰罗本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选给公爵敲下警钟：只要不给予“解放”，任何托利党人也休想在南爱尔兰获胜。大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1828年8月威灵顿遂承担起其戎马一生最费力的政治职责，劝说乔治四世、当时下院领袖罗伯特·皮尔以及大多托利党人同意天主教解放，这些人过去一直认为此项改革无异于革出教门。由于威灵顿独一无二的威望，国王完全被他吓住了，即使以前那些伟大的首相也不得不向国王、贵族和下院屈服，而他却用任何一位首相都不会采用的方式向国王说话，使他们听从他的摆布。皮尔的立场也同样令人棘手。他是个公开声明的新教徒，因而坚持只有让他当后座议员才能支持“解放”。但是，威灵顿的耐性和皮尔的义气终于占上风，皮尔同意继续领导下议院。托利党的一些极端分子竟“向后转”，公然违抗威灵顿的最后命令，但是该党大多数人则表示服从。因此，1829年4月尽管托利党已经分裂，天主教解放变成了法律，这是公爵在政治上最大的胜利，附带一出闹剧：他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进行决斗。结果谁都没有受伤，温切尔西为他的话表示了歉意，公爵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说了声早安，就催马回了伦敦。
有时，人们批评威灵顿没有定见。现在看起来，他只是秘而不宣，不愿意过早地公开他的想法。他要进行某种形式的“解放”的愿望可能在1825年左右已明白透露。
人们对于进一步实行改革的要求已经受到威灵顿本人成就的鼓舞，由于1829～1830年度的农村饥馑而如火如荼；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第二则趁机掀起国会改革的新浪潮，其方案是允许伯明翰一类工业城市在国会中有代表，以取代贵族和士绅私人操纵的选区。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而由威廉四世继位后举行大选时，就有了对威灵顿在贫困和失业问题上的听天由命态度表示不满的机会。同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七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英国的改革派。虽然威灵顿的内阁继续存在，却已经软弱无力，而赫斯基森的突然死亡又破坏了暂时性的和解计划。威灵顿认为国会改革不是一种灵丹妙药，而是立宪制度的自戕。他在国会召开前两星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斥责改革是破坏性的，并表示他反对改革的决心不变。11月2日他发表一篇坚决反对任何改革的宣言，使得国会大吃一惊。改革派与报仇心切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纠合一起，15日将他击败。次日皮尔迫他辞职，由格雷继任。
作为一名忠于国家的军人的威灵顿，曾经表现出神奇的才能，能猜出“山的另一边”存在什么东西。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想象力，他认为改革的另一边是革命——“采取正当法律程续的革命”。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动派。
晚年岁月
这位公爵虽然在野，继续反对格雷要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的企图。威灵顿的窗户两次被激进的暴徒捣毁，他的铁制百叶窗有助于塑造一位“铁公爵”的形象。巨大的斗争在1832年5月的危机时达到最高潮，眼看要产生法国七月革命那样的结局。国王拒绝册封足够的新贵族以战胜敌对的上议院议员，格雷辞职了，威灵顿拼凑一个轮替的政府班子没有成功。面对着混乱不堪的局面，威灵顿依然反对改革，然后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撤退，劝说他的追随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与他一同不出席国会。然而，在“滑铁卢日”他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选择这个奇特的日子”，他只讲这么一句话。
威灵顿弃权拯救了上议院，在领导上议院托利党期间他继续控制他们不与下议院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国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变方式解散了梅尔本子爵的辉格党政府，召请威灵顿组阁；但是，65岁的公爵回答应任罗伯特·皮尔为首相。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此种让贤的举动最罕见，因而受到一些称赞。但皮尔当时在意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个星期威灵顿作为临时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门的临时部长。他实际上集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各大臣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独裁者。他的简洁明快的说话方式成了英国军人对谈话艺术的贡献。当皮尔12月9日抵达英国，他交出了除外交大臣之外的所有职务。在皮尔下台，梅尔本上台之后，他就不再内阁中任职了。他还担任了许多其他职务，他还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校长、伦敦塔总管、汉普夏治安长官和领港协会十三主持会员之一（后为会长）。另外，维多利亚女王尊之若父。他犯下的错误是在余生10年中一直担任军队总司令，因为他已不再实施后来迫切需要的各项改革。 但是，当宪章派即将起事的时候，由于他的冷静处理，防止了任何骚乱行动。
随着岁月的流逝，公爵在议会的影响越来越小。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依然如故。71岁时，普鲁士国王要求他统帅日耳曼联邦军队。当时欧洲还没有产生一位能与他声誉相媲美的军人，接着，威廉四世1837年去世，一位叫维多利亚的意志坚强的少女登上了王位。在皮尔和托利党于1841年重新执政时，威灵顿在内阁中成为不管部大臣，虽然不管具体事务，但是在危机时刻，他坚定的声音易于对各种激进的意见起节制作用。他在1848年显示的旧本领又重演了一番。当时为否废除谷物法上发生了分歧，保守党分为了两个派别，许多老内阁成员们仍然支持罗伯特·皮尔，但大多数的下院议员支持新的领袖德比伯爵。由于他再一次命令上议院议员向后转（这回是就《谷物法》问题），他得以使皮尔将此法废除。海德公园街角的阿普斯莱府是他的城内公馆，人称“伦敦门牌1号”。 作为五港同盟的总监，他在自己喜爱的住所沃尔默城堡因中风去世。死后举行盛大的国葬，这是英国最后一次显示各种纹章的葬礼。埋葬场所为圣保罗大教堂。
生平年谱
阿瑟·维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
威灵顿公爵，塔纳维拉（TALAVERA）子爵，杜罗侯爵
绰号：铁公爵（IRON DUKE）
1769年出生，曾就读于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
接着他去了法国，他学会了一口流利正宗的法语 ，在法国安洁尔军校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军事培训。
1793年开始搞政治活动。
从1793至1794年，他在佛兰德尔（FLANDRES）战役期间指挥英军第33步兵团，年仅24岁。
1794年，多麦尔（DOMMEL）会战。
1796年到达印度，在印度以中校的身份度过8年，他的哥哥理查德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后升任师长。
印度马拉塔（MARATTA）战役大获全胜，与此同时，法国年轻将军波拿巴在埃及大放光彩。
1805年重新回到伦敦，波拿巴称帝。 竞选成功，成为议员。政策极端保守。
1807年，他被派往哥本海根，在那里大败丹麦军。
1809年指挥葡萄牙远征军。
在托尔斯-维德拉斯（TORRES-VEDRAS）让号称“风暴”的法军将军朱诺也无计可施。
接着他解放了整个葡萄牙，签定散特拉（CINTRA）协定。
1809年四月驻守葡萄牙。
5月12号在奥博尔托（OPORTO）打败被拿破仑称为“帝国第一指挥官”的苏尔特
他在西班牙连战连胜：1809年六月，凭借塔纳维拉之战胜利，他成为威灵顿和塔纳维拉子爵。
1810年他攻下了阿尔梅达（ALMEIDA）堡垒。
1812年，巴达乔滋（BADAJOZ）大捷。之后，苏尔特重新带大军打来，由于法军快速的运动战和兵力悬殊，威灵顿被迫撤退。
1813年5月，威灵顿反攻。
1813年6月21号，在维多利亚之战大胜法军。被授予杜罗侯爵和威灵顿公爵的称号。
11月翻越比利牛斯山脉。
1814年三月占领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
1814年8月30号，图鲁斯（TOULOUSE）战役中断，苏尔特听到了拿破仑退位的消息后放弃的战斗
路易十八在位时成为英国驻法国大使。
拒绝指挥英军赴美洲远征军
参加维也纳大会，坚决维护法国在欧洲强国中的地位，反对削弱法国的提议
比利时战役，指挥英荷联军
夸特布拉斯与内伊打成平手，利用良好的地形当住了法军元帅的进攻。
1815年在滑铁卢之战中，率领反法联军打败了欧洲四大名将之一——拿破仑·波拿巴，结束了百日王朝。
1828年成为英王乔治四世的首相，政策依然保守。
1830年11月辞职。
1834年在皮尔政府内任外务大臣，一直到1835年4月。
1852年9月14号死于瓦尔麦尔（WALMER）城堡。在圣保罗大教堂以国葬形式下葬。
私人生活
威灵顿工作的节奏是极快的。他每天早起——他一旦醒来就“不能承受躺在床上的滋味”——他常常只睡6个小时或更少的时间。甚至到1815年他不再出征后，他仍然睡行军床，这也反映出他并不关心个人享乐。西班牙将军声称威灵顿经常说军队要“在拂晓”开始行军并吃“冷肉”，使得他开始害怕干这两件事。当有战事发生时，他在早餐和晚餐中间几乎从不吃东西。在1811年退回葡萄牙期间，他只靠吃“冷肉冷面包”维生（这使与他一同进餐的参谋们都感到绝望了）。但是他以他所饮用与提供的好酒享有盛名，他经常在正餐（晚餐）时喝一瓶——按他一天的标准并不算太多。
他很偏爱使用高科技的机械工具，他也因此成为了不列颠军队中最早使用榴霰弹与康格里夫火箭的将领（虽然他之后对这种火箭糟透了的精准度而感到失望）。他也设置了一个专职破译截取的法军电报的军官职位。另一方面，虽然做了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他的补给队还是由驮货物的骡子和牛车（轮轴不上润滑油）组成（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河流的话，还包括货船）。
他很少在他的下属面前流露出情感。但是，就在萨拉曼卡之战前，威灵顿一边用小望远镜观察法军的调动，一边嚼着一只鸡腿。他发现法军左翼过分地展开了，意识到他可以对那儿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击，于是他把鸡骨头往天上一扔，大喊道：“法军败了！”
还有一次，在图卢兹之战后，当他的侍从官将拿破仑退位的消息带给他时，他穿着他的靴子原地转起了圈子，并打了几个响指，有点想在跳即兴的弗拉门科舞蹈。尽管他是著名的苛刻并用铁腕手段维持纪律，威灵顿也深深地关心他的士兵们。他在波尔图之战及萨拉曼卡之战结束后没有追击法军，因为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追击逃敌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他唯一依次公开地表现出悲痛是由于他士兵的惨痛伤亡：在悲惨且代价昂贵地占领了巴达霍斯之后，他看到缺口处英军士兵大量的尸体时流泪了。在这个背景下，再看他在维多利亚之战后写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称呼他们“地上的渣滓”，就可以看出他的激烈情绪是由他对他们擅自解散队伍的失望和对不服从命令的愤怒而引发的。
公爵一再使用“国王和人民的忠实仆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句来形容自己，这些词句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他主要受到尊敬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服装和通信方面许多有趣的个人特点再加上对答如流的机敏天才使得他不但是英雄而且是个“名角”。他对一个敲诈勒索者的著名回答是：“你公开发表好啦！”他的婚姻不甚美满，凯瑟琳既过分疑虑又极端崇拜他，她于1831年4月24日去世。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编辑他的最后“消息”，二儿子的孩子们很受他钟爱，正如他对所有的孩童一样。他与伦敦著名的七公主俱乐部的女主人哈丽特（查理之妻）、安杰拉、布岱特-古茨、哈丽特·阿巴斯诺特以及其它一些女人的热烈友情显示他如果与一个聪明的女子结合可能会是美满幸福的。不过，在其部下的军人大家庭的友爱中，他可能是最幸福的。有些近代历史学家反对“铁公爵”的谥号，理由很充分，因为他既不冷酷，又非铁石心肠。然而，他本人倒是往往以严格维护纪律自夸。在他喜欢讲的一句格言”我只是个堂堂男子汉”中表现出他那打动人心的坦率真诚和毫不浮夸的纯朴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