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飞燕

韦飞燕，花红品牌创始人。1964年8月生于广西，壮族，中共党员，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毕业，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硕士，广西优秀专家，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第九届青联委员。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杰出创业女性、全国十佳巾帼创业明星、第四届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创业奖、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2009年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60位品牌女性等称号。现任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

人物简介

韦飞燕， 1964年8月生于广西柳州，壮族，中共党员，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毕业，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硕士，广西优秀专家，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韦飞燕1983年参加工作，从技术员做起，她在不同的岗位上执着的追求人生价值，经历了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巨大变革。1998年，年仅34岁的韦飞燕被任命为厂长，接手管理负债7000多万元、负债率超过100%、年销售额只有2000多万元的国有小型特困企业。上任后，她整合营销，大胆提出“不求大而全，但求精而专”的经营理念，走特色经营之路，对企业的产品、市场进行重新定位。她将企业定位于女性用药专业生产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利用一切有利于企业的资源，果断决策，实施花红品牌战略，以品牌影响力开拓市场促进销售，使企业快速走出困境。短短三年时间，企业不仅还清了3000万元的债务，还为国家上交税金3100万元，人均利税近10万元，企业平均每年以80%的速度发展，创造了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奇迹。2002年9月，她领导的花红药业与上海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完成国有企业改制，2005年12月成立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花红”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消费者信赖的药品品牌。韦飞燕本人先后荣获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杰出创业女性等多项荣誉称号。

主要荣誉

2000.5 1999年度广西优秀厂长、经理；

2000年度十佳岗位创新女能手；

2000-2001年度柳州市“巾帼建功”能手、“三八红旗手”；

2001 “双文明”十佳岗位创新女能手；

2001.5 1999－2000荣誉工会积极分子；

2002.1柳州市第三届杰出青年企业家；

2002.3 2000－2001柳州市“巾帼建功”能手；

2002.3 广西十大女杰；

2002.4 广西五一劳动奖章；

2002.6 2001年广西优秀厂长、经理；

2002.9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成功女性；

2003年 杰出创业女性；

2003.4 柳州市劳动模范称号；

2003.6 2002广西百名优秀厂长、经理；

2004年度广西百名优秀企业家；

2005.3 总部基地－2004中国女性创业年度风云人物；

2005.4 2004年度广西百名优秀企业家；

2006.3全国三八红旗手；

2006.6 广西优秀企业家；

2007.4 广西优秀女企业家；

2007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

2008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奥运会火炬手；

2008.11全国十佳巾帼创业明星；

2009.1第四届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创业奖；

2009.6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60位品牌女性；

2010柳州市首届“十大慈善人物”

2011.9“广西十大品牌女企业家”、“三八红旗手”

2012广西优秀企业家；

2013.1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3年度中国广西优秀企业家；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

2014年中国杰出创业女性。

社会职位

中国共产党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九届青年联合会委员、广西青联副秘书长、广西青年联合会委员；

广西优秀专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大代表；

第八、第九、第十届广西党代会代表；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药报刊协会理事；

中国非处方药协会理事；

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

中国妇女报社协作理事会理事；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理事；

广西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届青企协副会长；

广西首届民营企业商会副会长；

广西医药商会常务副会长；

广西执业药师协会名誉副会长；

广西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广西红十字博爱基金会理事；

广西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理事；

人物经历

三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韦飞燕有点感冒，时不时轻声咳嗽，但她仍穿着裙子和薄丝袜。化妆时，她靠在椅子里，有几分疲惫。每年的两会她都格外辛苦。因为代表、委员中女性少，会上就会安排女性发言，会下还邀请她们参加活动。

对待自己必须要做的事，韦飞燕是“拼命三娘”，但并非只知勇往直前，而是心思缜密。她自称性格中有父母的影子。韦飞燕的父亲是做老师的，写得一手好字，文革时被划为老九，遭到追杀。一起被抓回来的很多人都被乱棍打死，由于父亲人缘好，得以逃生。一家人下放农村，日子过得很苦。没钱买卷烟，父亲就自己做生烟。“每一次，他把烟叶中间的叶茎挖掉，再整整齐齐地卷起来，压得很实，然后切成烟丝。整个过程我一直看，觉得我爸做事特别认真。我妈是性子很急的人，她是裁缝，做事很快，但是相对比较粗。我既学了我爸身上的优点，很认真，又继承了我妈身上的缺点，很暴躁。”韦飞燕说。

1983年，韦飞燕刚进花红药业厂时候，按现在的标准那还不能称得上是药厂，只能说是半机械、半手工的作坊。医药行业1985年开始开放，从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面向市场，很多企业傻了眼，花红就是其中之一。找不到一条能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连年亏损，债台高筑。厂长走马灯似地换，越换越糟糕。到韦飞燕的前任，管理上有所起色，企业状况稍微缓和，但由于之前的亏损太大，积重难返。1998年，做副厂长的韦飞燕出差途中突然接到任命，让她回来接任厂长。原厂长是政府挂职的，决定要走。

刚上任那阵子，韦飞燕跟员工交流时经常很急躁，习惯用简单的方法处理事情。在企业小的时候问题并未显现，等到碰壁，她回想起自己做副职的时候上司如何跟自己交流，才理解了前任的管理方法和沟通技巧。前厂长告诉过她，向上级部门汇报的时候，一定要把事情在五分钟内讲清楚。

“花红”商标的注册屡受挫折。当时已有中药厂拥有“红花”商标，中文本就可以从左右两边念，因此“花红”涉嫌侵权，注册商标申请屡次被驳回。此时，女人的韧性发挥了作用。“女人天生比男人多一点韧性，做事比较执着，不放弃、不服输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每年申请被驳回，韦飞燕就增加理由再申请，很多业内人士都告诉她申请成功是不可能的，劝她放弃，但她依然坚持。6年后，专家们感觉到了她这股劲儿，也看到“花红”的名声越做越大，已经盖过了“红花”，建议韦飞燕在中文下面加上拼音，就同意注册。

“这么多年职业生涯走过来，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女性有什么优势。在男权社会，女人处处是劣势，有时候感觉实在是在夹缝中生存。比如中国的交友习惯特殊，在饭桌上，很多男性几杯酒下肚就能称兄道弟，很多事情就能势如破竹，而我们女性在这方面就特别艰难，做事要处处谨慎，维护自己形象，注意他人感受，特别累。”韦飞燕因此做方案一定要比别人更完善，去争取项目、参与评比，一定要比别人更细致，在任何场合她都会反反复复地演练。

记者采访

[对话]以国家战略发展中医药

《医药经济报》：在今年的“两会”上，您呼吁国家把发展中医药提升到一个战略层面，积极推进中医药在我国医改中发挥作用，您认为我国中药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什么？

韦飞燕：我国中药发展面临的最直接也是最艰巨的问题是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怎样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行业运营监管。关于中药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问题，也是关系到中药能否持续发展并有所提升的关键。

《医药经济报》：您曾说中药基础研究要有所突破，靠企业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但现在国内企业非常分散，规模小，您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

韦飞燕：目前，我国中药企业的数量多、规模小，生存都比较困难，投入研发资金就更有限。虽然中药产值从1985年到2008年实现了由23.6亿元到2000亿元的突破，增长了约90倍。但中药技术却没有大的突破，目前多数还处在低水平重复阶段。国家应该在中药材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多个国家级的中药基础研究基地，如对每一味中药材的基础成分和检测方法进行研究，把研究结果提供给生产企业和研发企业资源共享，避免多头研究同一项目而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浪费。

《医药经济报》：从政策层面来看，您觉得中国制药企业最需要获得的产业扶持和社会环境应集中在哪些方面？从花红的经营实践来看，您目前仍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韦飞燕：目前扰乱行业经营规范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中药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导致市场上有较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出现，这个问题的牵涉面很广，是行业的一个顽症。为此，我也曾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药品质量专题调研，加大打击假冒伪劣药品，净化药品市场，保证我国药品质量的安全、有效、可控，保证我国医改的顺利进行。

《医药经济报》：您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基本药物出现短缺与我国的药品定价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各地被扭曲了的招标管理办法有关。那您认为理想的定价机制、招标模式是怎样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体系是不是定价的一个方向？

韦飞燕：我认为，一套完善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招标管理办法，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体现其公正性、公平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和实用性。一个有效的招标管理办法不应该只以竞价为目的，特别是当国家统一定价已经相对合理、科学的前提下，更不应该把价格再作为招标的考核指标。国家统一定价的基本药物或医保目录，如果招标方式仍然采用竞价为主的方式，势必会出现低于成本价竞标的恶性竞争，最终谁也无法长时间支撑负利润的经营，这就是目前时不时会出现价廉常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