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

高本汉，1889年生于瑞典，瑞典汉学家，文字学家。担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瑞典皇家学院和丹麦皇家学院院士等职。

高本汉（瑞典语：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年-1978年），1889年10月5日，高本汉出生于瑞典斯莫兰地区的荣彻平，瑞典汉学家，文字学家。研究而构拟中古、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是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之先驱，同时也是促使瑞典中国学变成一学门的建立者。他还担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瑞典皇家学院和丹麦皇家学院院士等职。高本汉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汉学家的工作。学术研究主要涉及汉语言学和考古学领域。他写了许多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著作，这些书成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大学汉语专业的教材。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研究者，在挪威、荷兰、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各大学任教。

高本汉 – 家庭背景

1889年10月5日，高本汉出生于瑞典斯莫兰地区的荣彻平，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高本汉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大哥安东（Lars Anton Natanael）为斯德哥尔摩《新闻日报》的主编，以后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弟弟希亚尔马（Gustaff Hjalmar Teodor）为隆德大学罗马法教授，后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高本汉从小就对方言感兴趣，学习过当地的几种方言。在中学学习期间，他用方言写了一些小说，并且对家乡的方言进行调查，他对中国的兴趣也是从中学开始的。

高本汉 – 人物年表

1889年10月5日，生于瑞典延雪平。十几岁时就已对方言研究产生兴趣，并研读一些当地的方言著作。

1907年，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主修俄语。他的恩师是斯拉夫语语言学家、方言学家伦德尔教授（J．A．Lundell），曾研制过一套拼写方言的语符，对历史语音学有过贡献，其人格和学术思想，后来对高本汉的影响很。

1908年，高本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记录的特韦塔和穆村民间故事》。

1909年，他又发表了《瑞南与瑞中方言的分界线》一文，并附方言图一幅。

1909年完成学士课程后，高本汉便到圣彼得堡，跟伊万诺夫教授（A．I．Ivanov）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础汉语，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

1909年他取得学士学位后，靠著获得的一小笔奖学金到俄国圣彼得堡去学基础中文，自十一月到十二月随伊凡诺夫教授 （A. I. Ivanov）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又取得另一笔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方言。

1910年来到中国，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并调查方言，后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

1912年，一月返回欧洲。　

1912年九月至1914年四月，他返回欧洲后在伦敦停留了几个月，随后到巴黎研读了两年，师事沙畹教授 （Edouard Chavannes）。在巴黎期间，结识了伯希和教授 （Paul Pelliot）和马伯乐教授 （Henri Maspero）。

1915年5月20日，二十五岁的高本汉获文学硕士学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国声韵学之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同年，就任乌普萨拉大学汉学讲师。

1918-1938年任瑞典哥特堡大学教授。

1918年九月，高本汉被聘为哥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东亚语言学与文化学系教授，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他的学生有瑞典人及其他国家的学人。

1922年他再次造访中国，但却是最后一次。

1926年终于完成《汉语音韵学导论》（Phonologie chinoise）。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于1940年由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合力完成。

1931年到1936年他担任该校校长。

1939年他离开哥特堡搬往斯多科尔摩，接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及东亚考古学教授。　

1939-1959年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整理完成中国古字的语音之后，高本汉开始著手整理他所谓的“远古文化”（Archaic Chinese），他主要是依据《诗经》（Shijing）中的音韵。这些中国古字与远古中文注音的结果于1940年首次出版，叫《Grammata Serica》；1957年修正再版，改名为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4年，他出版了《古代与远古中文语言学概述》（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记述了该项重整工作所运用的资料内容、方法及结果。

1954年到1965年，他在斯多科哥尔摩大学教授了二十年的汉学研究。

1978年10月26日逝世。

高本汉 – 汉学生涯

一、与“汉”结缘

高本汉于16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达拉纳省的方言。其后，他于1907年-期间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成为研究比较音韵学的斯立夫教授J. A. Lundell的学生，主修俄语，并立志将比较历史音韵学的方法应用于当时还没有人以此方法研究的中文上。由于瑞典内并没有人教授中文，高本汉前往圣彼得堡，用两个月的时间跟A.I. Ivanoff教授学习。于1910年，高本汉于中国生活，研究中文及将之分为24种方言的语音体系。

二、汉学生涯

高本汉于1912年1月返回欧洲，在回到乌普萨拉之前，首先在伦敦逗留、继而到巴黎居住。他在1915年于乌普萨拉撰写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法语写成的，而他以后所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则使用英语书写。

1939年，高本汉接替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成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瑞典语：?stasiatiska Museet；英语：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的馆长，直至1959年为止。此公共博物馆于1926年建立，收藏了安特生于1920年代在中国有关史前考古的发现，其后博物馆亦收藏较后期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考古文物。高本汉与安特生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络，并继承安特生担任博物馆馆刊编辑的工作，直至1970年代为止。高本汉首先在这年刊上刊登自己大部的重要著作，又或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博物馆的专题论文系列。

1946年，高本汉开始广泛抨击当时对古中国史料粗糙的编纂方法。在一篇评论汉代以前文学、题为《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的文章中，他指出“大部分该等论著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处理史料时难以理解的缺乏了批判性方法”（a common feature to most of these treatises is a curious lack of critical method in the handling of the material）。高本汉在文中更特地批评于重构中国古代历史时毫无选择性地采用不同年代的文献的做法。

高本汉 – 学术贡献

高本汉是第一位使用历史语言学这种欧洲治学方式研究中文的学者，他亦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他认为最早期中文的人物代名词会有变格的情况。

一、汉语音韵学研究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影响最大。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的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的研究思路是：“责成自己追随着这些显赫的学者们（指清儒）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他们所搜集的材料上去，以便重建一个相当古的阶段的汉语语音系统，作为有效地研究方言的必要基础。”

在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运用三个方面的材料：韵书和韵图；汉语方言；外语借词。

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汉主要利用了《诗经》押韵和汉字的谐声原则，并根据他自己所构拟的中古音系（切韵音系），应用内部拟测法构拟音类的音值。   

“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将共时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演变的研究而产生的一种方法，但它的实际应用已见于高本汉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分见于《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中国音之中的几个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的词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写进《汉文典》。   

《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对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结晶，《汉文典》就是他对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写。它们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已被中国语言学家广泛接受。

二、宗教研究

古代中国宗教研究方面，他的论文《古中国的传说与信仰》（《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46）及《中国周朝的献祭》（《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68）咸被认为是极重要的贡献。

三、中国铜器研究

从1930年代开始到1960年代后期，高本汉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早期铜器的重要论文，如《早期中国铜镜上的铭刻》（1934年）、《中国铜器的起源》（1937 年）、《早期铜器饰品文字文法的注解》（1951年）、《殷商时期的武器与工具》（《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45）、远东古物博物馆的新收藏铜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52），以及《早期中国的铜镜》（《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68）。

四、中国语言研究

1926年，高本汉出版了《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书，这是他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主要阐述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质的看法。在阐述了汉语的特质之后，他探讨了中国语言改革的问题，介绍了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巨人对汉语语言改革的激进态度。他作为西方人，看汉语带着与生俱来的“印欧语眼光”，认为他们仍然用旧文字写新文学不足效法。他感到文字的改革只有完全采取纯粹的音标系统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旧文字写的书则让专门的学者研究。在语言改革的过渡时期，采取汉字注音的方法解决书写与阅读的问题。不过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并未坚持这一说。在晚年总结性的著作《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结语中他承认，音位学的原则对于汉语的记录是不适应的，有待于新的学说取代之。在同书的前言中，他还暗示了汉字简化的途径之一，把后起字恢复为形制简单的古字。“人们说‘捨’这字是由形旁‘手’加声旁‘舍’组成，实际的意思是：‘舍’最初假借作‘捨’，后来又加上‘手’作为解释字义的成分；在许多古籍中，不带形旁的单一个‘舍’字都假借作‘捨’。事实上，大规模的加上形旁是汉代的事情，而在整个周朝，声旁则大多单用作假借字。用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形旁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古本字是现行简化字的重要来源之一。

五、教学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学生有安德森 （Olov Bertil Andersson）、比伦斯泰因 （Hans Bielenstein）、布罗曼 （Sven Broman）、埃格罗兹 （S?ren Egerod）、何亨利 （Henry Henne）及马悦然 （G?ran Malmqvist），他们大都在斯多科尔摩受了两年训练之后，被送到中国继续学习并蒐集研究的资料。其中埃格罗兹 何亨利及马悦然后来分别成为哥本哈根奥斯陆及斯多科尔摩的汉学教授，因为他们拥有决策的权力，主导了三个斯堪第那维亚国家的汉学研究发展。至于比伦斯泰因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安德森则成为中文讲师，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他的事业；布罗曼成为斯多科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

高本汉 – 学术观点

高本汉的汉字观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可爱论

高本汉肯定了“中国文字是一种很复杂的产品。”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自己独特文字的独特心理。“中国地方对于文字特别的敬爱，这种有时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必西洋文字那样只是误区，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很多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而两者常有密切的关系，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一般所重视，正和第一流的画家一样。”

二、汉字原生论

高本汉本着深厚的汉学功底认为，“朴素的事实：中国的传说以文字的创设，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叶；而一点也没有暗示着国外的来源。”因此，高本汉充满敬意地指出，“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

三、汉字易学论

高本汉作为一个西洋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经验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一个外国的成人，经过了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数，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他的方法是：“为通常的目的而学习三四千年以来的楷体字，那并不是很繁难的工作，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单体字，（许多单纯的图像），就得这各种合体字（或论理的合体字，或音标的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所包含的分子，或者应用西洋的语言，来表明他们怎样的拼法。”于汉语语法，他虽没有下过音韵研究那样的苦功，却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语词，好像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样，集合拢来，构成功所谓语句。”

四、汉字认同论

在高本汉的时代，不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诞生，就是社会学里，“认同”这一概念也没有人研究过。然而，高本汉的汉字观里，却暗合了当代的“语言认同”理论。中国地方辽阔，方言差异巨大。高本汉在调查了三十几个中国方言点之后，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高本汉指出了汉字在汉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五、汉语汉字先进论

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在西方汉学家里是首屈一指的。他认为：“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欧西语言成为高等文明的传播工具，是近世几百年以内的事；至于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学”。“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

六、汉语汉字适应论

高本汉认为：“中国口语和文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文言的特性质，是一种用眼看得懂，而单用耳听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要说明一件奇异的事实，就是说，中国这种特别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高本汉对汉字改革看法的出发点。高本汉还指出了废弃汉字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

高本汉 – 学术成果

《中国音韵学研究》

《北京话语音读本》

《中土王国的字与笔》

《19世纪的东亚》

《汉语语音与汉语言字》

《中日汉字分析字典》

《中国和日本的宗教》

《中国》、《日本》（斯德哥尔摩，1928）　　

《上古汉语问题》（1928）　　

《中国的思想世界》（瑞典语，1929）　　

《诗经研究》（1932）　　

《古汉语字典》（1940，1957修订）　　

《〈诗经〉诠注》 （1942-1946，共673页）　　

《汉语》（1946）　　

《〈书经〉诠注》（1948-1949，共419页）　　

《中国话与中国文字》（1948）　　

《汉语入门》（1948）　　

《诗经》和《书经》校订本刊登于1950　　

《皮茨堡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　　

《汉语言字简易课程》（1958）　　

《中国的宗教：经典的古董》（瑞典语，1964）　　

《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1963-1967）　　

《左传》的注释汇编（1969-1970）　　

《汉语典籍词汇拾遗》（1972-1974）论文　　

《原始汉语是屈折语》

《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哥特堡大学学报》第32卷第3号，1926）　　

《中国古籍的真伪》（1929）　　

《汉语词族》（1933）　　

《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　

《淮和汉》（1941）　　

《早期东索恩文化的年代问题》（1942）　　

《殷朝的武器和工具》（1945）　　

《古代中国的传说和迷信》（1946）　　

《远东文物博物馆中的新铜器》（1952）　　

《汉语语音系列中的同源词》（1956）　　

《周代中国的祭礼》（1968）　　

《中国古镜》（1968）　　

《<老子>注》（1975）　　

《<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1976）　　　

高本汉 – 学术评价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他不仅是上个世纪瑞典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西方超一流的汉学家。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化，主要贡献在于汉语音韵训诂的开创性研究。他花费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解析字典》、《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大量的杰出汉语语言学专著，造就了一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时代。他涉猎了汉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在青铜器研究、古籍整理与译介、古典文献辨伪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科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汉学家中，真正称得上开一代学风的人。

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一生著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他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高本汉 – 参考资料

[1] 中国国家图书馆 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6

[2] 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talk/2008-01/46660.html

[3] 学林 http://forum.er07.com/viewthread.php?tid=5663

[4] 天涯网 http://www.tianyaclub.com/new/TianyaDigest/TianyaArticle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english&idArticle=182036

[5] 《瑞典汉学史》 [专著] 张静河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326页。

[6] 《汉学研究》第三集 [专著]  阎纯德主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9年版，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