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始终从事人民军队通信建设的人为数很少。少将黄萍（公元1917——2002）不仅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成为红军无线电报务员，而且直到离休，始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为我军通信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实在令人钦佩。另有大学教授，讲师医护人员等叫此名。

职业经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任红十二军电台报务员，中央第二纵队电台报务员，红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援西军电台报务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电台报务主任，山东纵队电台报务主任、副队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电台区队长、通信科科长，胶东军区电台副中队长、通信股股长、科长，东线兵团通信分局副局长，华东军区业务处处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处长兼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邮电部工程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处长、副参谋长，沈阳军区通信兵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院长，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人物生平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始终从事人民军队通信建设的人为数很少。少将黄萍不仅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成为红军无线电报务员，而且直到离休，始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为我军通信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实在令人钦佩。

　　黄萍是江西大余县 南安镇人，1917年出生。1930年红军到大余县活动，年仅13岁的他，人还没有枪高就找到红军首长，软磨硬缠要求参加红军。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随着红军缴获的无线电台增多，急需加速培养无线电通讯人员。领导看黄萍年轻机灵，又有点文化，就将他选送到红军无线电训练队学习。毕业后，他分配到红十二军电台任报务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时，黄萍调到中央军委电台任报务员。

　　电台是红军的神经和耳目，尤其是在长征途中，军委领导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全靠无线电台通信联络。当时军委（即红军总部）配有两部电台，番号为无线电第一、六两个分队。黄萍在一分队工作。一分队队长是罗落遐、报务主任是陈士吾。为了保证军委首长每天24小时能不间断地了解情况、指挥部队，无线电一、六分队轮流值班开机，即一分队行军不能开机时，由六分队留在原地开机工作；待一分队停下休息开机后，六分队立即收机赶路追赶部队。当时，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长征红军侦察扫射。为了防空，部队通常多在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而无线电队为了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在白天强行军。这样既要赶路，又要隐蔽，到了目的地后又要马上架机工作，工作人员常常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弄得精疲力尽。黄萍只有18岁，年轻力壮，艰苦的工作环境没有难倒累倒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抢着干工作，从不叫苦叫累，受到团长们的好评。军委首长为照顾无线电通讯队，在部队骡马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给电台预备了几匹骡马。黄萍总是说自己年轻，不肯骑骡马，将骡马让给年长体弱的同志骑。

　　1935年4月下旬部队正在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抢渡金沙江时，不知什么原因，总部电台与红四方面军电台联络突然中断了。总部领导非常着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不断地挂电话向电台询问情况。电台的同志更是着急，每天都按原定的联络时间，细心地呼叫、守听，可是一连几天毫无收效。眼看部队已逼近金沙江边，抢渡金沙江在即，如果仍与红四方面军联络不上，渡江后不明敌情，部队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天下午，轮到黄萍上机值班。他聚精会神地调整机器，竖起耳朵聆听着耳机里传出的每一点声响。突然，他听到了个非常熟悉的信号，再仔细一听，正是他们非常熟悉的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发出的呼叫信号。信号特别地急促，时间也特别地长。“是他！”黄萍判定准确之后，惊喜地高叫起来：“四方面军出来了！出来了！”

　　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听到黄萍的呼喊，立即跑上前来，从黄萍头上摘下耳机戴在自己头上，拿起铅笔，亲自抄收了对方发来的一份长电，接着将积压的电报也发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情况。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收到如此重要的电报，对中央红军决定今后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首长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总部电台人员，黄萍在关键时刻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心中也感到喜孜孜的。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为交流两军电台工作经验，加强两军团结，总部决定从红一方面军调一部分电台和电台工作人员到四方面军工作。黄萍也调到了红四方面军，和闻述尧一起派到六台工作。六台政委叫徐定远，副台长叫秦礼华，黄萍担任报务重任。他们相处得很好。

　　这时，黄萍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无线电通信经验，对一些突发事件和故障都能设法处理好。在松潘战役中，六台跟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行动。一次发报机突然发生故障，不能发报。脾气急躁的许世友军长把电台人员叫去，着急地要他们赶快查明原因，确保联络畅通，以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黄萍一面抓紧检修机器，排除故障，同时采用抄“野报”的方式，抄收总部和友邻部队的来往电报，帮助许军长了解上级的作战意图和整个战场的形势，正确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使四军的行动未受到大的影响。发报机的故障也找到了，原来是两支并联的发信管中有一支失效了。黄萍拿掉了其中失效的那一支，机器立即恢复了工作，很快与总部沟通了联络。

　　还有一次，是1936年5月，六台跟随罗炳辉任军长、李干辉任政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进军川西南，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在向理化进军途中，一天正抄收总部电报时，忽然听不到声音了。一检查，原来是真空管烧毁了。电台没有真空管备份，无法抄收总部的电报指示，这无异于部队失去了耳目。黄萍非常着急，赶紧向罗炳辉军长汇报。罗军长没有责怪他们，只是要他们想办法补救。怎么办？黄萍想到，电台只是收信管坏了，不能收报，但发信机还是好的，还可以发报。只要能将电报发出，使总部能及时了解和掌握三十二军的行动，及时向二、六军团通报，就可以协调双方的行动。大家都赞同这种办法。于是，他们开机后有意将呼叫时间拉长，每呼叫一遍后又告诉对方由于收信机损坏不能收报，只能盲发，请对方注意抄收电报。每次联络结束前，向对方预告下一次发报的时间，请对方按时收听、抄报。总部电台得到上述情况后，对二、六军团的联络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后来证明，这种方法确实有效。他们发出的电报，总部电台都收到了。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提供的三十二军行动方向，及时调整行进路线，很快与红三十二军顺利会师。罗炳辉军长为顺利完成迎接红二、六军团的任务而高兴，他表扬了电台的同志做得好。红二、六军团领导也感到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