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
陈叔通（1876年-1966年），中国近代实业家。浙江杭州人。翰林出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参加过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以后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从事实业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民主活动。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等职务。1966年2月17日卒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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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叔通（1876年-1966年），中国近代实业家。浙江杭州人。翰林出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参加过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以后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从事实业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民主活动。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等职务。1966年2月17日卒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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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革命
陈叔通1876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叔通忧国忧民，向往维新运动，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
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袁世凯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陈叔通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1915年8月，他应张元济之邀，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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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商务
1915年应挚友张元济的邀请到商务印书馆工作。陈叔通进馆后，张元济希望他能为馆里的行政改革做一些工作。他观察了几个月后，感到当时的商务政出多门，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各自为政，互不相顾，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因此建议设立总机构，把三所行政、人事、财务都集中起来，作通盘筹划。张元济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请他拟定组织大纲和各种章则。1916年，总务处正式成立，商务从此有了统一调度、协调三所的最高决策机构。陈叔通担任总务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总务处定期组织召开有总经理、经理（副总经理）、三所所长参加的总务会议，制订计划，协调工作，研究决定馆务大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各项规章制度，建立起一个科学的集中分层管理体制，保证了各项业务的顺利进行。此外，他还建立了全馆的文书档案制度，为完善商务的管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1922年，陈叔通当选为商务董事，不久便离开了商务。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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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政治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风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泄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在《卢沟桥行》一诗中，他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当时，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陈叔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陈叔通喜而不寐。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在狂喜之余对国家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当时有人邀他出来作官，他复信答道：“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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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运动
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六十多个城市。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马叙伦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带往香港，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面对白色恐怖，陈叔通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陈叔通于1949年1月在中共的安排下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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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事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陈叔通躬与此事，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了“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的名联，鼓励大家不要因眼前的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工商界曾广泛传诵这副对联。他对祖国统一异常关心，曾有“未复台澎望眼穿”的诗句，表达了他真挚的心情。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还将将珍藏的百梅图和其它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能诗，一生诗作很多，70岁时曾亲自删定并刊印《百梅书屋诗存》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