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曹楚坤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序幕。
在南昌起义前后，朱德充分利用他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的友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南昌起义失败转战途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生生不息的火种，走向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使革命逐步成为燎原之势，最终取得全国的伟大胜利。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创办于1909年，与同时期的天津北洋讲武堂和东北奉天讲武堂并列三大讲武堂，民国时，又与河北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抗战大学并称为中国近代史四大军校，闻名于世。
云南讲武堂共举办22期，从这所军校的大门陆续走出了9000余名毕业生，他们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朱德与叶剑英）、国民革命军的一级上将、韩国首任总理与国防部长、越南临时政府主席、朝鲜人民军次帅与委员长，还有300多位将军、数以千计的校官和尉官。讲武堂师生在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朝鲜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所以，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中国革命的熔炉”。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1909年11月，朱德留下这首慷慨激昂的赠别诗，放弃了稳定的工作，离别家乡和亲人，远赴云南，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录取在丙班步兵科学习。在讲武堂，朱德找到自己的归宿，内心充满喜悦。后来，朱德曾经回忆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招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说：“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那时，朱德指挥队伍训练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同年冬，追求进步的朱德自愿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与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还有杨秦、范石生、金汉鼎、朱培德等人。后来，朱德和同学杨如轩、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杨池生、田钟谷、李云鹄等人组织成立“五华社”，走向了大革命的道路。
1910年7月，杨如轩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而和朱德成了同班学习。不久，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
在讲武堂，由于朱德成绩优异，胸怀广宽，气度宏大，礼让谦和，乐于助人，坚韧不拔，赢得讲武堂一大批学友的尊重、拥护和爱戴。特别是，朱德与金汉鼎、范石生、邓泰中、杨蓁等人义结金兰，与同窗好友朱培德、杨如轩、唐淮源、王均等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同学友情，后来对朱德与对中国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经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在云南讲武堂，朱德追随蔡锷将军先后参加辛亥革命“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在护国战争中，“血战棉花坡”战役让朱德一战而名闻遐迩，后因功晋升为旅长。1946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60寿辰之时，吴玉章特地写了这样一段祝辞赞道；“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泸州兰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而同时，蔡锷还提拔了一批有战功的讲武堂毕业生，范石生升为炮兵支队长，朱德的结义兄弟金汉鼎则从连长升为代理支队长。而此时，朱培德则随中山在广东参加革命。
朱德、范石生、金鼎汉三人携手并肩作战，皆因护国战争而声名鹊起，也由此结下了更深的情谊。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朱德与金汉鼎这对把兄弟一直并肩作战，与耿金汤、项铣一起被誉为滇军“四大金刚”。
朱德心中的军人楷模是蔡锷。他曾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湖南人。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将军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于在1916年11月8日上午，在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病逝。朱德为此十分悲痛，范石生和金汉鼎也和朱德一样悲痛。
20年代初的中国，空前动荡。自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持续低落，国家陷于分崩离析，地方纷纷自行其是。蔡锷病逝后，护国军内部也发生分化，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朱德救国救民的理想破灭了。革命何去何处？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军事将领们同样在混沌与黑暗中，各自寻求自身的出路。
1922年初，朱德和金汉鼎等人为逃避唐继尧的追杀，离开云南来到四川。朱德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异常兴奋，准备前往上海寻找中国革命的引路人。这时，朱德原滇军老同事、军阀杨森热情邀请他去重庆做客。6月初朱德来到重庆，杨森亲临码头热情地迎接，并一再邀请朱德留下来当自己的师长。朱德婉言谢绝了，说明自己正想到国外留学去寻找新的生活。杨森保证，一定为他保留个位子，等待着他的归来。朱德毅然抛弃了名誉、金钱和地位，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江轮，沿着奔腾的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去寻找共产党。
同年9月朱德漂洋过海，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希望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欧洲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和真理。而金汉鼎则答应孙中山，最后去了广东。朱德临行前，金汉鼎几乎倾囊相助，与朱德依依惜别。
朱德远赴欧洲，终于在德国找到了周恩来。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走上新的革命旅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北伐战争开始后，金汉鼎赴赣投靠滇军老同学朱培德，任独立16师师长。独立16师后扩编为第9军，辖3个师。1926年2月，朱德、刘伯承、陈毅因领导泸顺起义失败，被杨森礼送出川，后辗转也来到南昌。
朱德、金汉鼎兄弟二人多年后再次重逢，感慨万千。朱德向金汉鼎讲述了他在马克思故乡德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习生活与见闻，介绍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金汉鼎带进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深受启发和感动，加深了兄弟情谊，也为后来金汉鼎在南昌起义前后与中共的全作奠定了基础。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德的同学朱培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任命朱德为第3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3军，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教育长。至1927年2月，军官教育团接收学员1000余人，成为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和堡垒，在“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了重要作用。教育团全团共编为三个营。第一、二营共700多人，学员大部分是滇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军佐，其中大多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在滇军中当兵多年，转战数省，流亡在外，受革命的影响较深。朱德在这里实施革命的军事政治教育，发展党的组织，扶植和指导南昌及其周围几个县的工农运动。在这里培训的1500名学员中，一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编为第9军的一部分，朱德担任第9军副军长。
在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时，朱培德则以文明的方式礼送3军中的政工干部。对留下的朱德等人，朱培德仍像从前一样信任。甚至在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在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干将亦为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朱德处理，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南昌起义前，朱德特意赶到九江，试图动员老友金汉鼎追随革命，但金汉鼎正要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张发奎召开的分共会议，拒绝了朱德的建议，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从此成为对手。
但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朱德给金汉鼎写了一封信，金汉鼎得知是朱德指挥的部队，还是不为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所动，没有对起义部队发动进攻，遂使起义部队得以安全转移，很大程度上保存朱德这支革命火种。
后来在井冈山时期，1928年蒋介石调任朱培德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金汉鼎为湘赣两省“剿匪”副总指挥，师兄被迫同台“竞技”。金汉鼎多次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对老朋友的部队始终采取“明打暗助”，对蒋介石则敷衍塞责。终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降为旅长，不久又被解除兵权。
后来，金汉鼎因难以忍受蒋介石的刻意排挤，主动要求去云南协助龙云。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忘旧情，邀请金汉鼎进京相会。不久，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直至1967年逝世。
朱培德也因此受尽蒋介石的排挤，但在中原大战中真正展示了才华，屡建奇功，与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张学良等成为第一批国民党一级上将。1937年2月，朱培德因病逝世，年仅48岁。朱德闻此噩耗，甚感悲痛与惋惜。
南昌起义失败后义军被迫南下，朱德的好友范石生主动派其部共产党人韦伯萃找朱到德联系，希望同他合作，朱德喜出望外。
早在云南讲武堂时，范石生与朱德交情就颇为深厚，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结为金兰之交，范石生加入同盟会还是朱德介绍的。其实，对朱毛红军帮助最大的，以至让朱德后来念念不忘旧情的莫过于范石生。正如朱德后来自己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
蔡锷将军病逝后，护国军内部逐渐分化，范石生追随孙中山，曾助孙中山平定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东征时曾羞辱过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在各军中“清党”遭到范石生的抵制，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范石生曾愤慨地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范石生在国民党军劳苦功高，身居要职。南昌起义前，范石生任国民党第16军军长，1927年由广西平马调防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16军有416师、417师两个师。416师驻仁化城口，师长张浩；417师驻汝城，师长曾曰唯。
蒋介石和范石生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对范石生与朱德和共产党的关系早有戒心和恶意。蒋介石一向把滇军看作杂牌部队，长期排挤，范石生也看不起蒋介石。范石生不甘心，急于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很想找一位可靠的盟友，借以捞取和蒋讨价还价的资本。
南昌起义前，范石生的16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其军内共产党组织亦受到范石生的重视和保护，范石生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例如1927年9月，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卫团长何其朗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矛盾，由农协干部朱良才、朱赤等向16军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恶。当时，范石生在西垣宗庙逮捕了何其朗，何的300多条枪被范部收缴了200多，并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从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
当时，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范石生曾表示愿与起义军采取一致行动。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部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此时朱德再次想到了范石生。
1927年8月，范石生奉命在湖南郴州待命。得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就在附近活动的消息，立即派在16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去双方合作的亲笔信。经协商后，起义部队暂用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并在范部任职。给起义部队补充弹药、冬装、棉被等各种装备，并给官兵拨发两个月的薪饷。合作期间，起义部队以范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朱德的帮助启发下，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德部队解除武装，将朱德解京正法。范则把这一消息告知朱德，让朱德从容率部离去，并赠朱德部队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朱德离开16军后，即称病往广州休养，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后来，朱德率起义军几经辗转，终于走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成就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免于被反动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29年初第16军被缩编为第8路军第5师，继后又改编为51师，范石生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年底51师调驻襄阳，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军在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继向川、鄂交界地区发展，蒋介石令范石生前去围剿，范石生令其152旅派队尾随，并不与红军接触，以应付蒋命。1932年范石生提请辞职，后获准寓居庐山。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石生回到云南，在昆明以行医为业。1939年3月在出诊途中，范石生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终年52岁，走完了叱咤风云的一生，在历史上留下一世芳名。
而朱德带领的这800于人在湘南暴动之后上了井冈山，此后和毛泽东秋收起义之后的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央苏区建立之后，第四军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色故事，五次反围剿，过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勇夺腊子口，抗战时期的平行关大捷等都是后来的他们，后来朱德元帅曾说“井冈山斗争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这其中和朱德元帅等人老一辈革命者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对革命的追求，利用讲武堂同学关系开展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
习大大总书记曾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回顾朱德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之间的深厚友情，以及这种友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在南昌起义前后对中国革命的积极贡献，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火种，为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城市、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辈辈相传，永志不忘！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