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甘肃社会科学
1936年10月下旬到1937年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悲壮中完全失败。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重温红军西路军进疆路,感受那一段悲壮的英雄史诗
背景：1935年10月19日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县城）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进行东征。1936年2月18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东征作战，至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新的形势下达西渡黄河的命令，历时70多天的东征遂告结束。红军东征山西时，在山西的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激起了山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日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华北主战场参加抗日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东征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地区国民党情况，中央又决定，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81师等一万三千人进行西征，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5月18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行动命令。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西征战役自５月１９日开始至７月２７日胜利结束，历时两月余，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获其官兵二千余人，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二百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的西路军和西进河西走廊作战，是为了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之方针（通过打通甘肃河西走廊联通新疆，借助苏联和新疆接壤的优势，红军与苏联取得直接联系并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周恩来是这一方针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之一。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之前，周恩来和毛泽东虽曾提出过疑问，但最终是同意的，并有过许多电报指示。“打通国际路线”是形势所需，是有可能实现的正确方针。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西安事变”后变化不定的局势和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决策造成的。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再未参与过对西路军任何军事行动的决策和指挥，但在营救西路军的工作中，贡献是最突出的。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他的周密策划和严谨细致的组织工作，都堪为楷模。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忙于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到1937年3月中旬红军西路军完全失败，周恩来同西路军再没有任何直接的电报联系。
中共中央“营救西路军余部及被俘和失散将士，共六千余人”。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同时，也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及援西军、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策划组织营救密不可分。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营救最力、功绩最大者当首属周恩来。其功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十个方面：
（一）通过与国民党谈判保护和营救西路军。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多次提出西路军问题，要求“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拟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是军长之一。周恩来之所以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就是要将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部。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同意。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改编的最低方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因为红军的人数的基本实力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
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根据中央指示，把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月4日，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将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武装；同时，请张冲、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止马步芳、马步青进攻西路军问题。3月8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谈判双方起草一月来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
由于周恩来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施加压力，1937年3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二）支持组织援西军。
当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不能有效地阻止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时，周恩来在2月27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红军只有自己增援”西路军！
由此，中共中央终于于当日决定：以红军第4军、第28军、第32军和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对西路军进行援救。
这是中共中央特殊情况下，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此时，西路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兵援救。但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这时也进入关键阶段，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但毛泽东又深知“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因此，中共中央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左右为难，起初总想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组织援西军。
虽然，由于西路军在3月中旬失败，援西军集结在镇原地区未再西进，但是，他们对接应和援救西路军流散和被俘将士，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徐向前、王树声、秦基伟、方强、李聚奎等几千名西路军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在援西军的接应下回到延安的。其中某些策应和援救西路军被俘将士的重大行动，与周恩来的直接策划有关。
（三）派人到凉州活动马步青，解救被围和被俘西路军将士。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失败后，余部两千余人分路游击。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之巨款，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余部之进攻；要求“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周恩来立即通过着名人士杜斌承打听到回族地下党员吴鸿宾的地址，又通过吴鸿宾找到当过马步青老师的马德涵老先生，以自己的名义请他去凉州活动马步青，并亲自筹划安排马老先生的凉州之行。由于马德涵的劝说，加上马步青本身的处境和需要，关押在凉州地区的被俘西路军将士除少数女红军被分配给马步青的官兵当妻妾外，大都未遭杀害。后来还将少量被俘西路军将士送到兰州，或归还延安。
（四）巧计会见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借机让吴鸿宾去西宁及河西了解情况，为营救工作打基础。
1937年4月，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从天方（麦加）朝圣归来，途经西安。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建立统战关系，以利于保护和营救押到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将士，巧计安排，在马德涵的住处亲自会见马麟和谭克敏等，真诚坦荡地谈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们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做些好事，诸如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等。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
事后，吴鸿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请马麟为他开介绍信，以找工作为名，到西宁、河西去调查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对此，谢觉哉在1937年8月2日的日记中作了记载。
当时谢觉哉已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是办事处三大任务之一。由于周恩来派吴鸿宾事先作了较详细的调查，谢觉哉与贺耀祖和马步芳、马步青交涉时有根有据。由于国共合作的大形势，加之中共的压力及周恩来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严谨细致的工作，马步芳、马步青不得不陆续放回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刘瑞龙、魏传统、魏素青、徐洪才、惠子明、李孔明、马良俊、石建武、李保安、徐明山、曾广澜、蔡萍踪、祁骏山、李传珠、寇惠民、高本一、何兰阶、陈风详等，以及凉州“童子营”的部分被俘小红军，营救回了流散在甘州地区的两百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
（五）派张文彬、刘秉林到兰州、西宁、凉州了解和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写信给国民党护送班禅专使赵守钰，请他帮助。
1937年5月周恩来派张文彬到兰州和西宁地区活动，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看望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张文彬到兰州后，找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谈了三次，与警察局长马志超、97师副师长及周师长见了一面，终于争取到兰州东郊拱星墩“感化总队”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的机会。“感化总队”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军官队130多人，并建有中共地下党支部。张文彬代表党中央公开看望他们，秘密指示他们采取合法斗争，争取在党的营救下回延安。由于张文彬的指示，地下党支部改变了原来的暴动计划，决定用押送途中逃跑的办法回延安，获得成功。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张文彬又和中共地下党员刘秉林一起到西宁活动。他们带着周恩来写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请赵做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工作，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将士。赵守钰早年与马步青、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和叔叔马麟相熟，曾有恩于在他手下当过旅长的马步青。第一次大革命中与周恩来相识。1937年，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的护送班禅专使，赵守钰住在西宁。马步芳、马步青对他十分尊重，皆以“赵老伯”相称。因此，周恩来才写信请他帮忙。
赵守钰帮助张文彬和刘秉林在西宁活动了十来天，张、刘秘密探望了“新剧团”的西路军女俘，秘密约见了装成伙夫化名苟秀英的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指示他们采取合法斗争，注意斗争策略，及时制止了西路军女俘们准备在演出时炸死马步芳的冒险计划，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之后，张文彬、刘秉林又在赵守钰陪同下，到凉州做了马步青的工作。
（六）保护西路军左支队。
1937年4月上旬和中旬，周恩来从西安回到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当得知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即将走出祁连山，西进新疆时，便于4月13日和毛泽东一起，致电仍在西安谈判的叶剑英：指示他向顾祝同交涉，西路军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家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送陕北根据地。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叶剑英于当日21时电复党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向前）陈（昌浩）及干部不得残害。”
（七）保护羁押凉州的西路军被俘将士，策划平凉逃返。
1937年4月4日，周恩来在延安“得知西路军约六千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后，致电顾祝同，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随即和毛泽东派张文彬赴凉州开展营救工作”。
5月5日，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拟送河南，补充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部，已在押送西安的途中，便和叶剑英致电红军总部的彭德怀、任弼时等：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彭德怀、任弼时通知驻镇原的援西军司令部派出侦察人员寻访。千余名西路军被俘将士终于在援西军侦察员的策应下，从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逃回援西军司令部。其中知名者有秦基伟、方强、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黄子坤等。由上可知，这次逃跑的成功，与周恩来的关注和策划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看望徐向前，肯定和宣传徐向前。
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特别关心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命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曾多次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如俘徐、陈，不得杀害！
1937年4月30日，徐向前化装潜返，回到甘肃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5月16日，他同任弼时一起到了陕西云阳的红军总部。周恩来在西安闻讯后，特意于5月20日专程到云阳看望，让徐向前到西安治牙痛。当时，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负责人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恩来特意安排徐向前作为考察团的28个成员之一，以示对他的肯定和重视。6月18日，周恩来和徐向前一起飞往延安。
（九）派人寻找营救陈昌浩。
根据徐向前的汇报，周恩来得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潜藏在张掖南山的一位湖北老乡家养病，设法找了进步民主人士高金城，请他到张掖营救。高是基督教徒，在张掖办福音堂医院多年，身份、地位和其他条件都很合适。周恩来对此很重视，特意于1937年6月28日致电叶剑英：同意多用点款让高金城先生赴甘州找陈昌浩。高金城等虽然没有找到陈昌浩，却营救出二百多名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并为此牺牲。陈昌浩经汉口辗转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因去苏联治臂伤，又于1939年8月底同陈昌浩及其子陈祖涛同机赴苏。
（十）营救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
张琴秋是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陶万荣、吴仲廉也都是西路军营级以上女干部，被俘后先是被关押在西宁。国民党特务发现后于1937年8月14日押到南京反省院。当时周恩来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闻讯后，立即于8月19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赶到南京反省院，点名要出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