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古代历史上最常见也最神秘的器具，它可以被用来作为烹饪所用的炊具，也可以用来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器。除此之外，鼎在古代也被视为传国重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比如成语中的定鼎天下、问鼎中原等词语，无不表明了鼎这种青铜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它既是古代璀璨文明的见证，也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上被人们发现的那些著名青铜器，除了其本身具有的文物价值之外，上面镌刻的铭文也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青铜器上的这些铭文对于研究汉字的演变过程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鼎，都属于国宝级的存在。
陕西省的宝鸡市是目前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这里也因此被人们誉为“青铜器之乡”。早在清朝时期，宝鸡就出土了诸多重量级青铜器，其中最出名的四件青铜器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这四件青铜器都是在清朝晚期从宝鸡出土的，分别是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
可能有人觉得，将这几件青铜器说成晚清四大国宝，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哪怕是到了今天，这几件青铜器依然是国宝中的国宝，每一件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在这四件青铜器中，大盂鼎和虢季子白盘都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中，而毛公鼎和散氏盘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其文物价值可想而知。
大盂鼎和虢季子白盘目前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博的两大镇馆之宝。在这晚清四大国宝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当属大盂鼎，它自从被清朝藏书家潘祖荫所收藏之后，就一直遭到各方觊觎，日寇更是曾一天七次上门索要。为了保护文物，潘家最后只好将此鼎埋在地下，举家出门避祸。
大盂鼎是在清朝的道光年间被发现的，其出土地点位于现在的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带。此鼎刚出土就被贩卖至文物市场，被当时的岐山首富宋金鉴花重金买下。但是因为此鼎体型罕见巨大，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宝物，所以没过多久就被时任岐山县令周庚盛霸占。宋金鉴虽然有钱但是却无功名在身，宝鼎被县令强占，也只能忍气吞声。
周庚盛得了宝物后，没过几年就将其转手卖到京城的古玩行。而此时宋金鉴赴京赶考高中翰林，于是又花3000两白银从古玩行购回此鼎。后来宋金鉴去世之后，宋家家道中落，后人以700两的价格将宝鼎卖给了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手中。袁保恒得了宝物不敢独享，于是又将此鼎转赠给左宗棠。
左宗棠未发迹前曾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事，负责协助料理湘军事务。因左宗棠为人正直，得罪了不少同僚，遭到了永州总兵樊燮陷害，被朝廷议罪。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仗义执言，上奏咸丰帝力保，才使得左宗棠逃过一劫。后来左宗棠发迹之后，成为朝廷重臣，为了感念潘祖荫当年的仗义执言，在得了宝鼎之后又转手将宝鼎送给了潘祖荫。
潘祖荫是清朝著名收藏家，一生所藏甚丰。宝鼎到了他手中之后，虽然也不免有人觊觎，但是因为潘祖荫位高权重，又有左宗棠保驾护航，所以宝鼎在潘家并未受到任何闪失。后来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兄长一生所藏尽皆运回老家苏州。此时左宗棠早已去世多时，潘家在朝中无人照拂，那些觊觎宝鼎的人又动起了心思。
大盂鼎刚刚被运回苏州潘家老宅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就找上门来。端方也是当时有名的金石收藏家，非常痴迷于收集青铜器，千方百计想要从潘家夺走青铜器。不过，还没等端方将大盂鼎弄到手，他就被朝廷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最后死于义军之手。端方被杀后，大盂鼎终于逃过一劫。
后来到了民国年间，不少民国大员也纷纷觊觎大盂鼎。此时潘家主事之人乃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她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却据理力争保住了大盂鼎。后来抗战爆发之后，日寇也打起了大盂鼎的主意，曾经一天七次上门索要大盂鼎。潘达于眼见无法保全大盂鼎，只好将此鼎连同其他文物一同埋入地下，全家人举家出门避祸。
1951年7月6日，潘达于带领家人返回老宅，她亲手写了一封信给华东文化部，表示想要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一并捐献给国家。7月26日，文管会派文物专家和潘家人一起将大鼎从地下挖了出来，埋藏了十数年的宝鼎终于重见天日。
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后，大盂鼎和大克鼎都收藏于此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为了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送出了馆藏的125件珍品文物，其中就包括国宝级文物大盂鼎。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家博物馆，大盂鼎也成了国博的镇馆之宝，而大克鼎也是上博的镇馆之宝。潘家后人一次捐献两件镇馆之宝，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