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亚伯拉罕·林肯好像已经有了公论，甚至奥巴马（民主党）都认为这位共和党籍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但很少人知道，这位伟人有不少惊人的违宪行为。
律师出生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内战伊始，就试图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宪法及其基本原则。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
在极端的战争环境骤然出现时，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林肯总统，首先迎头撞上的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拉丁文：Habeas Corpus）是指只有在法官签发手令后，才能拘捕公民，并将其交送至法庭，否则，不得拘押任何公民。人身保护令是以法律程序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
美国的国父们将人身保护令暂停问题放在宪法规定国会权力部分的第1条："人身保护令的特权不应被暂停，除非在叛乱或入侵的情况下，公共安全可能会要求这样做。"
战争伊始，林肯最担心的事情发生在开战后的第一个月，当时一群马萨诸塞士兵按照他的命令南下经过巴尔的摩时，遭到愤怒的暴徒袭击。
惊慌失措的士兵被迫向人群开枪，造成12名平民死亡，也有四名士兵被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是美国内战的第一批牺牲者。
南方的同情者开始在马里兰州切断电报线，烧毁联邦军后方的桥梁，林肯在1861年4月下令暂停人身保护令，允许军队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逮捕和拘留那些被认为"不忠诚"的人。
起初，他的命令仅限于华盛顿特区和费城之间的铁路线，但很快就扩展到北方联邦的其他地方。从法律上讲，林肯觉得自己的做法完全站得住脚。
因为面对南方的全面起义和马里兰州的忠诚摇摆于华盛顿特区和邦联区之间，林肯有理由担心国家的首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毕竟，宪法明确授予政府"在叛乱或入侵的情况下"暂停人身保护令的权力，尽管不清楚这一权力是属于国会还是属于总统。
就此，时任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做出了有利于国会的裁决，但林肯没有理会罗杰.塔尼，而是把暂停人身保护令区域扩大到缅因州的班戈。
在随后几年里，林肯还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对宪法权利的限制，包括在一些不稳定的边境地区实施戒严令，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北方各州，他也扩大了这些战时管制。
林肯认为，当国家处于叛乱状态时，他拥有一定的"战争权力"——这是宪法中没有的概念。当时有众议员对林肯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指责总统是"行政篡权"，并试图谴责林肯"违宪"。
林肯质疑这个国家是否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如此囿于一项法律，以至于"为了防止它哪怕是暂时的被违反，也不惜政府的崩溃?"
虽然他私下里担心这些新权力会被滥用，但林肯公开对其政府暂停公民自由会有任何长期后果的观点嗤之以鼻。
林肯将这种战时措施比作病人生病时服用的苦药，他无法相信，一个人会在暂时生病时对催吐剂(药物)的使用，会使得在他健康的余生中仍坚持服用这些体验很差的药物。
实际上，在战争结束之前，联邦都面临叛乱和入侵，林肯之为符合宪法第一条的规定。正因如此，1863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即人身保护令，以支持林肯。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林肯愿意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希望采取最有力和最积极的措施迅速结束战争，并完全反对任何形式或性质的妥协"。林肯行动坚定，决不退缩。
不过，他的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这使他没有做过头或反应过度。他一再扩大人身保护令的暂停范围，最后，在1862年，宣布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实行全国戒严。
林肯于1860年11月当选总统，当时他并没有扩大总统权力的野心。但在1861年4月南方联盟军向萨姆特堡开火后，他迅速召集了75000名民兵，并下令封锁南方港口。
要知道，封锁意味着宣布战争状态，而只有国会才能宣布。然后，他呼吁招募4万多名志愿兵，期限为3年，尽管根据宪法规定，国会才有征募军队的权力。
林肯最受诟病的还有另一件事：1862年他选择军事法庭审理涉及平民的案件。这是林肯政府最接近系统性滥用权力的地方。但历史证据表明林肯的决定是理性的。
在内战期间，有这么一个逻辑：应该将被告交给身着制服的政府效忠者组成的陪审团，而不是让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做出反对政府的裁决，因为他们可能支持敌人。
战争期间，在联邦进行的军事审判中，有近一半发生在最乱的边境州密苏里。这里进行的军事审判案例数是另外两个动荡边境州——肯塔基州和马里兰州——的9倍。
最高法院在战争结束后废除了这种做法。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民事法庭可以运作，平民必须在那里受审，而不是在军事法庭。
历史学家马克·尼利在对此事做了最全面研究后，得出结论：即使没有暂停人身保护令，大部分的逮捕也会发生——大多数案件涉及合同欺诈、逃避兵役、间谍或叛国罪。
这里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逮捕行为和军事审判都发生在与南方州毗邻的边境各州，那里的平民忠诚度是不确定的。
此外，在内战期间，林肯的政府逮捕了超过14000名政治犯，关闭了300多家报纸，监禁了一些报社的记者、编辑及其老板。
林肯可能没有签署任何导致对批评记者采取行动的命令，但他对这些限制负有最终责任，因为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国会剥夺出版自由——这意味着总统对出版没有管辖权。
当时，林肯面临着大量来自新闻界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很少的普选票当选。1860年的大选是一场罕见的四人角逐。林肯没有在南方州获胜，他得到的普选票不到40%。
因此，从一开始，林肯就拥有异常高的媒体诋毁率。北方民主党籍编辑，南方的编辑，甚至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都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并制造各种不利于他的假新闻。
在相当程度上，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对冲其政府在战时扩大行政权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林肯知道其批评者会很快抨击他的违宪之为，所以他把这份宣言写成了论证这些行为合理性的雄文，强调他采取这些步骤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作为总司令他可以这么做。
在内战结束时，美国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林肯一直坚持他所主张的权力是战争手段，一旦战争结束，他就会放弃这些权力。
他和他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以及许多已经发展起来的支持林肯扩大权力的国家机构，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对于恋权不放的官员，林肯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撤换。
相比之下，威尔逊政府系统地追捕左派、移民和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其政治信仰。罗斯福以种族为由监禁了整个日本裔美国人。罗斯福的行动也是系统性的。
林肯的名声没有那么坏，因为他的权力积累是与国家面临的威胁相随的。他的权威逐渐增强，他的政府趋向于不越权。一些引人注目的涉及政客和新闻工作者的案件显然是例外。
林肯本性温和的态度及其慢条斯理的行事方式，使他避免了他的继任者们令人尴尬的过分行为，也没有玷污他给后人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