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服是在比较隆重的大朝会或仪式中穿着的服饰。目前可见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全套朝服传世实物，是山东博物馆藏的“明衍圣公朝服”(右图）。在说朝服前，先看个“乌龙”事件。
1521年，朱厚熜即位，年号嘉靖。他热衷于改革礼仪制度，而其中关于朝服的规制改革，起因却是皇帝身边一位尚宝司卿的小小失误。
这一天是大朝会，百官身着朝服，依品阶班立；还设了纠仪御史，监督那些站久了爱打瞌睡或交头接耳的。嘉靖皇帝一眼望去，跪拜致贺，行礼如仪，面露喜色。
然而，他身边的尚宝司卿谢敏行，却满头大汗。尚宝司卿是专门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官员。此时，他身上的玉佩竟与嘉靖皇帝的玉佩缠绕在了一起，这样的事情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谢敏行战战兢兢，几次暗暗尝试未能拆解，到底被嘉靖皇帝发现了。
数日后，嘉靖皇帝提审谢敏行。大殿之上，早有更改朝服之意的嘉靖皇帝，借机与大臣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朝服礼制的改革讨论。但彼时年轻的嘉靖皇帝，在礼制中徘徊挣扎，不知该如何妥协抗衡。
朝服不仅仅是一件礼服，制式严格、庄严稳重。蔽膝是上古礼仪之始，上衣下裳是商周礼仪制度的建立，中单深衣是先秦两汉的尊儒之魂。华夏文明传承至今来之不易，有些礼能改，需因时制宜；有些礼不能改，是因为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了自己从何而来。
最终，嘉靖皇帝决定，祭天之时仍保留玉佩古制，但在其他朝会正礼，玉佩皆着纱袋，这场关于朝服的风波才平息。一件朝服牵引出中华民族仁礼文化千年延续的见证。而珍贵的明代朝服，也揭开了关于中华服饰文化的崭新一面。
明代官服是服饰文化体系中礼文化的代表和典范。明代文武官员在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赦、进表、传制时穿朝服，外任官只在三大节、拜牌及迎诏时用朝服。明代官员朝服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形制，戴进贤冠、穿赤罗衣、裳、白纱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佩、大绶、袜、履等。
今年在“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上亮相的明衍圣公朝服，出自有“天下第一家”之称的孔氏家族。衍圣公，是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享有特权的大贵族。这个家族自宋代被封为衍圣公之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延续了将近千年，是一个最长久的有爵位的家族。这套朝服包括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玉革带、象牙笏板、夫子履等，曾为历代衍圣公家族谨慎保管，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朝服，十分珍贵。
明衍圣公朝服的基本样式为上衣下裳。赤罗衣，衣身长118厘米，腰宽62厘米，袖通长250厘米，袖宽73厘米。直领、大襟右衽，宽袖敞口，领、襟、袖、摆处缘以四寸宽的青纱边，质地为纱。赤罗裳，身长89厘米，腰围129厘米。裳分为两大片，每片均由三幅织物拼缝而成，左右相向各打四褶，形制同马面裙。侧缘、底边缘以青纱，质地与上衣相同。在赤罗朝服内要穿有白纱中单，是朝服内所穿的衬衣。
除赤罗衣、赤罗裳、白纱中单外，梁冠也是朝服的标志搭配。明代朝服，不分文武，都戴梁冠。梁冠作为礼冠，其之上的梁数是区分等级高低的标志，梁数越高代表品级越高。孔府旧藏的明代进贤冠即五梁冠，延续了东汉以来的冠、帻结构，五梁冠由颜题、带有五道横梁的冠顶、云翅组成。颜题与云翅上装饰有精致的金色凤纹、团花纹样。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在制定安邦定国方略时，始终将服饰制度的确立作为巩固江山社稷的重要举措。洪武元年二月，即下诏“悉命复衣冠如唐制”，文武官朝服大体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形制。洪武二十四年，对明初以来的冠服制度进行大规模更定。
嘉靖时期又对服制进行补充与修订，梁冠仍用旧制，上衣和下裳都用赤色罗制作，质地轻透，用青罗缘边等等。最终建立起一个等级有序、规制浩繁的服饰体系。明代官员服饰上承汉、唐、宋、元服饰的基本形制，又因时而变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突出了贵贱有别、上下有等的特点。
朝服规制是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中的重要部分，能够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比如，在祭祀中穿着的祭服，表达的是对天地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皇帝在亲征遣将时穿的是武弁服，表达的是国家对武力的倚重和军事实力的彰显，皇后身着的鞠色黄桑服，表达了古人对于丰衣足食的企盼。虽然这些服饰多为上层统治阶级所有，但却自上而下影响全国，慢慢演变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见，服饰与礼制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服饰蕴含着中国人的礼制观念、伦理习俗、审美情趣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是一种穿在身上的布料，更是一种文化衣冠制度，也是华夏文明的具象载体。
来源： 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