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旧制度的灭亡清政府被1894年的失败和义和团的冒险事件严重地削弱了，遂从1901~1903年起转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这些改革使人联想到了康有为及其朋友在1898年主张的那些改良，其中包括于1903～1906年创设诸部、从1908年起公布国家预算、废除传统的科举制（1905年）和教育改革、创设咨议局（1909年）、颁布新法律（1910年）。所有这一切都是著名法律学家沈家本（1837~1910年）的杰作，他受到了西方立法的启发。
▲新法家代表人物沈家本
濒于死亡的大清朝廷开始顺应潮流了。它甚至对中国集权表现出了某种薄弱愿望，以此来掩饰它实际上对金钱的急需。其做法是：恢复清朝贵族的势力，以便控制在各省仅存的效益好的企业。其势力引起了北京的不安的袁世凯在1907年被免除了“北洋陆军”统帅的职务，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与此同时，湖广（湖南和湖北）总督张之洞应召入京，被迫离开他在长江中游的独立王国。盛宣怀（1849~1916年）是一名腐化官员，先是受李鸿章后又受张之洞的保护。
由于向日本的两次借款，他于1908年夺取了对中国轮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夺取了对“汉冶萍铁矿公司”（汉阳制铁厂、湖北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这都是张之洞的业绩）的控制权。就是这位盛宣怀，在1911年5月又带头大举向外国银团借款，并对铁路实行赎买和国有化。这样做可能同时引起了爱国主义的和各省之地方主义的反应，并且导致了该王朝的崩溃。
▲汉阳铁厂前的张之洞
旧制度主要不是因其笨拙和轻率的行为，而是由于经济崩溃和它所处的窘迫处境，才注定要对各省施加压力，并在向西方和日本银行筹措借款时，“把中国出卖给了外国人”。由此而产生了在旧统治阶级和通商口岸的资产阶级之间、保守派和现代派之间那日益扩大的疏远。除了国势衰败这种根本原因之外，我们还应该补充反满和反君主政体潮流的次要影响。这股潮流在不同阶层中发展起来了，其中包括侨居日本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东南亚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中国南方和湖南的秘密会社、在由外国教官主持的军校中培养的新军军官。
日本自1896年以来就被中国奉为楷模，并且自日本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战胜俄国舰队后，便备受中国崇拜。日本在这种发展中扮演了某种关键角色。那里的一些团体确实向不同的政治难民集团提供一种并非始终都是无私的支持。侨民中最重要的思潮，是由仿效日本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们提出来的。这一派的代言人是原维新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他因其犀利的笔锋而在知识精英中享有非常广泛的威望。
▲日本军队
由孙文（1866~1925年）所代表的共和倾向，事实上并非中国独有的。（他在西文中更以其广州读音的名字 SunYat-Sen(孙逸仙）而著名。）孙文与梁启超不同，既未受到过经典教育，也没有史学家和哲学思想家的气质。他是一个背井离乡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国度过的，为的是寻求支持和赞助。他誕生于澳门附近，成长于檀香山（火奴鲁鲁），并在香港学过医。孙文最早表现为一个与广东秘密会社有联系的小小谋反者。他于1894年创建的会社（兴中会，为复兴中国的会社）和1905年在东京创建的会社（同盟会），更像搞秘密活动的集团而不是真正的政党，其活动方式是策划刺杀和总是要失败的突然袭击。
最著名的起义尝试是于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共造成72名受害者（72烈士）。孙文的共和意识相当简单，其“三民主义”将重点置于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但理论对行动并不重要，孙文的支持者们中包括其朋友湖南人黄兴（他与该省的秘密会社有联系，并与革命的新军保持着接触）、1883~1944年的汪精卫、1879~1936年的胡汉民、1868~1936年的章炳麟。他们天真地认为，拯救中国的大任落到了他们身上。
▲兴中会旧址
旧制度崩溃了，但共和派革命党人之混杂的集团，却并未对此作出过真正贡献，仅仅充当了无足轻重的支持力量。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像大家为了把它纳入到固定的历史模式（其雏形是由马克思主义有关欧洲的或人类的五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来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而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他仅仅是中国政权解体的一个简单插曲。
共和派人士的成功是出乎预料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湖北）的一次兵变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分裂运动，并很快蔓延到了中国大部分省份。12月初，华南、华中和西北继各省和各军成立一种联盟之后，便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孙文不失时机地从美、英返国并在南京被选为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就职。但就在同时，他却提议将共和国总统职位奉送给袁世凯（假如袁氏准备保卫新制度的话），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这个根本没有兵力和收入的共和国的极端软弱性。归根结底，在一些政治难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抛弃了由北京政府组成的中央政权之虚假权力的绅士们的旧省议会的延续。
▲辛亥革命领导人
事实上，虽然贵族们都希望使参议院（国民议会）中有本省的代表，但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袁世凯，他是惟一拥有受过良好训练和装备精良的部队的人，同时也是惟一在外邦面前具有某种威望的人。这次事实上未经流血而完成的革命，首先源于一个只能靠从各省抽取款项，并向外国财团借款来维生的王朝那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
袁世凯的独裁袁世凯于1911年10月应召入宫，他利用动乱而自行攫取了非常广泛的主宰权，当他与非常软弱的南京政府进行交易时，便利用了这种有利地位，在溥仪（宣统皇帝，时年6岁）于1912年2月14日逊位的两天之后，这些谈判便达成了协议，袁世凯取代孙文成为共和国的元首并将政府迁至北京。废除议会制和袁世凯继此之后的独裁，成了各种对峙力量较量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长江流域获胜的共和派联盟，事实上不仅缺乏军事和财政支持，也缺乏团结一致。它是由来自各省的属于正处在灭亡中的旧统治阶级的绅士、获得了新思想的军官、外国的支持者（其成员为归附了共和制的君主立宪派集团）以及共和派人士本身所组成。袁世凯那本来便已很广泛的权力，在数月间得到了巩固。
▲袁世凯剧照
1913年3月22日，共和派及民主主义新党－国民党的组织者、国会制的虔诚捍卫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数月后，黄兴和孙文都被迫再次东渡日本。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了议会。他于5月间颁布了一部几乎将所有权力都归于其个人的宪法。1916年元月1日，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恢复了帝制。这当然不是指恢复旧制度，因为旧制度的机构及其士大夫，在1895袁世凯555年之后就开始受到触及，而当时已经最终消失了。此外，地方化的倾向和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压力始终很强大，而这种军事专制也与1901~1911 年间行将灭亡的王朝一样软弱，并受到威胁。
在1913年7~8月间，华南和华中的七省都督奋起反抗袁世凯将其控制权扩大到各省的努力。他们受到了一小批议会民主的信徒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感到失望。这种分裂的尝试在历史上称作“二次革命”。袁世凯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原各省安置了一些亲信，其中如冯国璋在南京、段祺瑞在安庆（安徽）、李纯在南昌；而这些人又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了对其保护主的独立愿望。当时的形势特别有利于粉碎这一政权。此外，袁世凯也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并在这种压力面前让了步，由此遭到了绝大部分公众舆论的反对。
▲袁世凯称帝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起，日本夺取了德国直到当时还在山东占有的铁路、军事基地和领土。1915年1月，日本驻北京的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苛刻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地。袁世凯被迫承认日本对满洲、蒙古和山东的控制是一种既成事实。他作出让步，允许日本单独控制中国的那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如汉冶萍铁厂、汉阳高炉、大冶和萍乡铁矿与煤矿等。
结语
从1916年初起，也就是在袁世凯临死前的六个月，这个独裁专制者已开始遭到了来自其心腹亲信们的反抗。华北的段祺瑞和南京的冯国璋，已经作为其对手而出现。云南总督唐继尧在日本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八省也很快都闹起了分裂。这是军阀混战的最初阶段。在此期间，共有十位北洋军的旧军官，从受袁世凯保护的人变成了独立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