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闺秀，跨进共产党的“门槛”
1919年10月3日，陈琏出生在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她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母亲杨品仙生她时不幸血崩昏厥，又得了“产褥热”，不治身亡。陈琏刚到人世间就失去了母亲，乳名唤作“怜儿”，由外婆抚养长大。
青年陈琏
1932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将陈琏和姐姐陈绣接到杭州，一家人始得团聚。 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烧。18岁的陈琏与家人一道，离开杭州，西行入川，于12月抵达陪都重庆。次年，她就读于合川县的国立第二中学，学习间隙，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1938年夏天，陈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她在日记本中抄录了屠格涅夫《门槛》的诗句，以此表明入党的决心。
1939年秋，陈琏考入西南联大，远赴昆明。青年时代的陈琏，漂亮、聪明、好学。她经常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布旗袍，一双布鞋，走路轻盈，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心里蕴藏着革命的烈火，是一位外柔内刚的女战士。在校园里，陈琏结识了西南联大支部书记袁永熙和组织委员邢方群等同志，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40年春，西南联大支部改为总支， 陈琏担任总支宣传委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氛围日益浓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陈琏、袁永熙、邢方群等人前往云南个旧，改名换姓，隐蔽下来。陈琏化名“程国仪”，在当地中学教书。时间久了，袁永熙、陈琏这对年轻人渐生情愫。
1941年秋的一天，昆明和重庆的报纸上同时登载了一则启事：“琏儿，见字盼即回家。”陈琏知道，这是她父亲在寻找她。1942年初，陈琏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急切地要求批准她去延安。周恩来劝陈琏留在其父身边，利用机会影响父亲，让他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许久未有下落的陈琏回到家中，使陈布雷喜出望外。当时，袁永熙已经领受新的任务，去了重庆。不久，党组织派人把陈琏接回重庆。“失踪”一年的女儿回到了陈布雷身边，他喜出望外，脸上浮出难得的笑容。
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回到北平，担任中共南方局平津（南系）党组织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职员。1946年秋，陈琏也来到北平，在贝满女中教书。
根据工作需要，袁永熙决定由邢方群、陈琏和《平明日报》的李炳泉三人组成职业青年支部，邢方群为书记。
女中英豪，与军统特务斗智斗勇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婚。远在南京的陈布雷没有见过这位女婿。他写信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请他了解一下袁永熙的情况。张伯瑾函告陈布雷，袁永熙为人正派、胸有才学，他的姐夫是叶公超，就是“思想有点左倾”。“有点左倾也就算了。”陈布雷放心了，“这样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他们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是证婚人，北大、清华校友送的礼物是一套《鲁迅全集》。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布雷的女儿女婿”这块招牌为他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袁永熙和陈琏成婚照
不久，军统特务“破获”了地下党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北平地下情报系统遭到破坏。这是我党情报战线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特务从叛徒的口供中获悉，北平地下党有一位姓袁的负责人，至于姓袁的叫什么名字、职业是什么、住在何处，则一无所知。恰巧，贝满女中的教员田冲到过陈琏家里，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田冲因“地下电台案”被捕，特务从田家搜出了袁永熙的名片，认为“袁某”就是袁永熙。
1947年9月24日，北平棉花胡同甲5号民宅内，正在举行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中，有中共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负责人邢方群、清华大学支部书记陈彰远，以及这处民宅的主人——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和他的新婚妻子、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陈琏。“砰砰砰”，撞门声骤然响起。旋即，一群军统特务闯了进来。
一番搜查之后，特务们从衣柜顶上找到一本《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如获至宝。这四人被捕，送往炮局监狱。
袁永熙与陈琏承认，他们在昆明读书时参加了“民青”，介绍人是闻一多先生（当时已遭特务暗杀），回到北平后忙于结婚、找工作，已脱离“民青”，这本章程是一位老同学去外地前丢在自己家里的（事实上这名同学已进入解放区）。
见查无实据，特务无奈将邢方群、陈彰远释放，却不肯放过袁永熙和陈琏，将他们用飞机押往南京。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后，面临威逼利诱，陈琏、袁永熙机智应对，使军统特务无隙可乘，一无所获。陈琏、袁永熙掩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自己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
袁永熙和陈琏，既是一对革命伴侣，也有着特殊的出身——袁永熙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而陈琏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幕僚长、国民党“文胆”陈布雷。女儿和女婿以“共党嫌疑”之名关押在南京国防部，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其实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袁永熙、陈琏只是“嫌疑”而已，况且蒋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心腹智囊十分了解，他不会轻易开口求人的。看了陈布雷的短信，蒋介石必须对此案有个了结。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不是共产党，是‘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怜儿和女婿出狱积极活动。
1948年5月底，陈布雷和国民党元老叶公超出面具保。但由于“民青”的关系已无法否认，袁永熙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了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坚持加上“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月底，陈琏先出狱，来到南京湖南路陈布雷官邸，由舅父陪同，回到浙江慈溪老家。此后，失去自由8个月的袁永熙也被保释出狱。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女婿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显得多少有些尴尬。袁永熙在陈公馆住了3天。陈布雷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洗尘。翁婿之间相处甚洽，陈布雷嘱托女婿一番。半年以后，陈琏夫妇回到南京，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地下党的安排，他们潜伏在国民党要员陈布雷身边，继续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3日自杀的。自杀前半月，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提出要陈琏夫妇陪他去拜谒中山陵。到11月12日，他又叫袁永熙来寓所见面。父亲突然逝去，在陈琏心底掀起巨澜，她深深感到惋惜。尽管她和父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怀？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上海地下党秘密委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专程到南京，带来了组织上对陈琏的关心，并告之可以安排他们夫妇秘密到“那边（解放区）”去工作。之后，陈琏跟着袁永熙匆匆赶到上海，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热情接待了他们，为他们准备了去苏北解放区的通行证，并祝愿他们一路顺风。
1949年1月，袁永熙、陈琏由中共地下党交通部门秘密护送，逃离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经镇江到苏北，穿越硝烟方尽的淮海战场，直奔石家庄，终于归队。很快，他们又加入了解放北平的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但陈琏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妻子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
1967年，陈琏在文革风暴中自杀身亡。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胡耀邦称其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