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23日，夜。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与外蒙古之间的一片半草原半沙漠叫诺门坎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钢铁烧焦和尸体散发的臭味，白天被击毁的装甲车、坦克还余烟袅袅，迸溅着火星，间或有弹药被引燃的爆炸声。
在夜幕的掩护下，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组织的反击部队悄悄地运动到苏军阵地前百余米处。不过这批反击部队都是步兵，没有坦克大炮支援。日军铆接式车体的97式战车遇到苏联T26坦克的57毫米炮弹，多半会立刻散架，变成一堆零件，草原上燃烧的正是那些97式战车。二十三师团的小林原师团长嘴上没说话，却恨得牙根痒痒。真不知道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是根据什么判断，说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能顶苏军三个师。
白天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了像蒙古狼一群群掠过草原的苏军坦克，数百条钢铁履带碾轧大地的声音冲击着心腑。苏军坦克手甚至像赶鸭子一样驱赶着只有步枪的皇军勇士，像点名一样用机枪点射。
小林原很心痛，他的士兵都是顽强的士兵，即使在强大的苏军坦克攻击下，也没有一个投降的。
他要准备一次反击，利用苏军不善于打夜战和近战的弱点，挽回点面子。最起码也要通过反击，把那些躺在草原上战死将士的遗体带回来，不让他们在7月阳光的暴晒下腐烂。
士兵们严阵以待，除了三八枪雪亮的刺刀，还准备了燃烧瓶，更有一些头上缠着旭日布条、裸着上身的士兵，他们背后捆扎着炸药包，充当送给苏军坦克的"肉弹"。
月亮隐入厚厚的云层，小林原师团长看了看手表，下令开始进攻。
信号弹升起来，草原上立刻浮起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影。那是他麾下的"勇士"，那些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为天皇增添"荣誉"的军人。
呐喊声响起，像滚雷一样卷向夜幕中的苏军阵地。奇怪的是苏军阵地一片沉寂，像是没有人一样。小林原甚至暗暗庆幸，也许苏军撤离了白天占领的阵地。
就在这时，几乎是同时，远方的地平线像是太阳升起一样，亮起了雪亮的光带。原来苏军把防空用的探照灯用在了地面阵地上，冲锋的日军士兵被强烈的灯光照花了眼，愣在那儿，自己的身影清清楚楚映照在夜幕下，成了绝好的活靶子。接着是各种口径的武器喷吐着火舌，呐喊声瞬间就被枪声、爆炸声吞没，被吞没的还有那些弓着身子冲锋的日军士兵。
天亮以后，这片开阔的草原，呈现着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景象。坦荡的草原上凸现了许多隆起的"山丘"，冒着缕缕青烟。在望远镜里，小林原流泪了，那是昨晚那些鲜活的士兵的肢体堆成的一个个"山丘"。由于苏军的火力太猛烈了，很多人已经支离破碎，成了一堆堆的肉块。
这就是爆发在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战争的结果是，关东军里靠"欺负"抗联博取战功而盛气凌人的主战派军官一并耷拉下脑袋，有的被惩处，有的提前退役。梅津美治郎接任关东军司令长官。这个事件和早一年爆发的张鼓峰事件也直接影响了苏方与东北抗联的关系。1938年，在中俄朝三国交界的防川地区，一个叫张鼓峰的小山头爆发了一场激战，苏方认为，这是日本方面在借欧洲的紧张局势试探苏方的实力，不能不引起警惕。而1939年5月第一次诺门坎冲突的发生，就更加印证了日军确有北上夹击苏联的企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诺门坎那么一片小小的荒原上，双方会投入十数万人，并发生亚洲地区最大的坦克会战了。指挥这场战役的苏军将领朱可夫一战成名，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从胜利中看出了苏军存在的问题——苏军对关东军的了解太少。
自从张鼓峰战斗一打响，蝴蝶效应便出现了，在苏军拘留所里的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等被扣押的抗联将士被释放了，还被尊为上宾。不光是这一点，还有一个苏方不愿意说出的原因，193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留西柯夫在获悉自己也可能被列为"清洗"对象之后，他偷越国境，逃至伪满洲国，向日本关东军投降。身为远东苏军情报机关最高首脑的留西柯夫的叛逃，直接导致苏联整个远东地区的对日情报网几乎在一夜间全盘崩溃。这样在中国东北，只有抗联是苏军唯一能够联络和依赖的情报来源。他们与日军不共戴天，他们熟悉日军在东北的一举一动、军事部署。而且，抗联战士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日后侦察、情报工作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李铭顺率领的抗联第三军三十二团余部撤入苏联境内，经过审查，被苏联远东边防军收编为专事情报、侦察的特遣支队。
1939年4月16日，苏联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及各边防军首长，几乎同时接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密电，电文中说："为更充分利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国游击队，进一步巩固队伍，一旦中国游击队请求我方向其提供武器、弹药、食品和药品，或是请求指挥其作战，第一、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可以给予协作，从被扣留的游击队员中挑选可靠人员，以小分队形式派往伪满洲国，刺探情报，并向游击队提供帮助。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签发这份密电的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伏罗希洛夫元帅和掌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贝利亚将军。有人猜测如此重大问题应该是斯大林首肯的。
1939年5月30日，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军区招待所的宴会厅里，摆着鲜花和伏特加。远东军区司令科涅夫少将、政委比留科夫及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申少校在这里宴请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在接见前，赵尚志、戴鸿宾和祁致中已经从拘留所被转到了远东军区招待所。
尽管有酒、有鲜花，但赵尚志还是放了一炮，当面质问科涅夫为什么把他关起来，为什么没有向莫斯科汇报。科涅夫少将称他对赵尚志等被关押一事毫不知情，把责任推到了下面经办人身上。话说得也没错，因为原来与赵尚志有过交往的布留赫尔将军已经被清洗了，科涅夫少将也是就任不久。
科涅夫真诚地表示遗憾，承认是误会，当面向赵尚志道歉，并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鼓励他回东北继续领导抗日斗争。
尽管东北抗联各部打得很艰苦，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保持着各自基本完整的领导体系，并且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杨靖宇率领的一路军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主要任务就是突破重围，到关内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目的没达到，还间接导致一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1940年8月15日，关东军安图县讨伐队在安图县小柳树河子密林深处，找到抗联第一路军司令部，发现了一批重要文件，其中有一封《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致关内第八路军的联络关系信》。
仿佛是心有灵犀，同样在1940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盼："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四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他们把这封信交给了刚刚达成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区，希望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用几乎是恳求的口吻向远东军方面呼吁："我们想派遣重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中国新疆，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通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
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六次都如泥牛入海，与中央的联系没有指望了。
自从科涅夫少将与赵尚志见面后，苏联远东红军对抗联开始热络了起来。双方展开了数次工作会谈，就如何潜入伪满洲国、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及保持与苏联的联系达成一致，苏方还专门提出："我们非常希望你们能弄到日军出版的伪满洲国地图。此外，我们还需要日军文件，包括命令、报告、材料、汇编及密码。"
当问到赵尚志有什么要求时，赵尚志说："给我一支队伍。"科涅夫说："行。100人够吗？全副武装的。"赵尚志有点吃惊："你们到底扣了我们多少人啊？"科涅夫大笑："我们是你们的同志啊!"
很快，一支由105名越境过来的抗联战士和从苏军情报单位特种训练班抽调的中国籍人员组成的小部队组成了。
苏联红军为即将回国的抗联部队配备了精良的武器：6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6支手枪、30000发子弹、230颗手榴弹及一部无线电台。掌握电台的是于保合、李在德夫妇，一个收发报，一个译电码，使用的发报机是苏TP-2型，收报机是苏OV-2型。电台配有明码电报本和密码本，明码可以变作密码电报用，密码本作为电报加密用。收听方是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红军远东军司令部通信团。
在诺门坎激战正酣之时，1939年6月下旬，赵尚志率领小部队，由哈巴罗夫斯克郊区乘坐小火车出发西行，抵达比罗比詹车站下车，徒步行军到边疆省图洛夫斯基镇附近一个叫拉宾的小村子。村子紧靠在黑龙江边上，江对岸就是黑龙江省萝北县的太平沟。站在江边，眺望祖国，赵尚志感慨万千。
1939年6月26日晚，出发的时间到了。小部队列队江边，赵尚志陪同一位从莫斯科来的苏军中校检阅了这支部队。
苏军中校用流利的汉语讲话："我代表苏联政府为你们送行，我们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你们武器是为了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你们就要回国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了，预祝你们取得胜利。你们的总司令赵尚志率领你们回国打游击，你们要坚决服从他的领导，服从他的命令，队伍要有纪律性，你们的总司令是有经验的指挥官，你们要爱护他，保护好他的安全。"
个子很矮的赵尚志底气十足，声音洪亮，他代表部队讲话，感谢苏联人民和政府的无私支援。要狠狠打击日寇，恢复游击根据地，巩固扩大根据地，以胜利的行动回答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支援。大家静静地听他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27日晚8时左右，赵尚志率领小部队趁着夜色，搭乘苏军的船舶，悄悄抵达黑龙江对岸中国萝北县和嘉荫县交界处的观音山附近。
登岸后，赵尚志带领小部队像渗进沙子里的水一样，消失在浓密的夜色和森林中，北满日伪汉奸的梦魇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