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是中美关系最为紧张和危险的时期。在两次台海危机中，面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和讹诈，中国领导层运用了在战略上蔑视核威胁和在战术上重视核威胁的政治军事手段，竭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本文基于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的历史考察，认为两次台海危机的缓和是中美双方都不甘愿冒世界大战的风险而采取妥协行动的结果。不过，美国的核威胁政策不仅导致中美关系走向了死胡同，而且也迫使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950年6月27日 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三、中国政府对美国核威胁政策的反应
在两次台海危机中，中国领导层都力图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一个主要原因是：新中国建国以后，为了保卫新政权，中国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国内经济不堪重负，因此，政府自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因此，在美国的核威胁面前，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中国不愿与美国打仗，另一方面也声明中国不怕核战争。这种反应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在战略上轻视核威胁和在战术上重视核威胁的军事思想。
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多次表示，核战争对战争交战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中国也不用害怕，因为战争结果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认为，武器的不同无非是造成的死伤人数不同，“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27)中国当时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不希望打世界大战，但是中国也不怕打，原子弹只会加速帝国主义国家的失败，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28)
五十年代美国曾多次扬言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其中两次分别是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海危机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将中国政府对核战争的态度讲的更加清楚。他说，
“西方国家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要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但是，“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还说，“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29)
在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的前几年，毛泽东又多次谈到核战争，不过，他除了表达中国政府不怕原子弹的立场外，更加强调核战争对帝国主义生存的威胁。这种态度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核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态度，也体现出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说，
“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如果人家一定要打，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们要打，原子弹已经放在你头上，……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打个窟窿有什么了不起呢？……打世界大战只对他们不利。……从历史上看，共产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30)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再次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31)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7年关于美国核威胁和世界大战的争论，更能反应出中国政府立场的连续性。1957年11月，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他多次和赫鲁晓夫一起进餐。其中第三次争论的就是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劝赫鲁晓夫“不要被原子弹吓破了胆”。赫鲁晓夫显然不了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因此也不会明白“纸老虎”概念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意义。在没有办法说服毛泽东的情况下，他只好愤愤地说，“毛泽东同志，我告诉你，只要一两颗导弹就能把中国的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你有多少师有什么用？”毛泽东的回答却异常冷静，他说，
“那么战争还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如果出了战争狂人，你就只有投降了？赫鲁晓夫同志，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非是乱扔原子弹，就算死了一半人，剩下的一半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32)
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时再次阐述了他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问题要放到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摔原子弹、氢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把地球打平了，全世界就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33)
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毛泽东发表在9月初举行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34)
在战略上蔑视和在战术上重视核战争和美国的核威胁的军事思想，一方面造就了毛泽东对核大战的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美政策慎之又慎。
从中国政府的战略和战术政策看，我们是否认为美国的对华核威胁政策起到了效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不明确。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3月的“警告意在威慑，它不是打算行动的声明。”但是“……4月份危机缓和了。中国人是更多地受到核威胁的影响，还是更多地受到会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确实知道的是，4月23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伟大的第三世界会议前夕，周恩来发表讲话，申明他的政府渴望和平和谈判。总统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予以回答。”(35)
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举行前夕呼吁中美进行和平谈判。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国政府在两次台海危机中自始至终都力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又如何解释中国政府由于国内经济困境而缺乏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坚强意愿呢？“否定”的答案之所以也有道理，那是因为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妥协政策主要源于国内政治经济原因，而非美国的核威慑政策所致。
再者，我们还需要看到外部压力对美国政府核威胁政策的约束作用。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都面临着保护近海岛屿是否值得使用原子弹带来的风险和代价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艾森豪威尔对这种外部压力是有恰当估计的。“情报专家预测，无论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范围有多大，中立国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以及美国的许多盟国都会做出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反应。”(36)1955年3月11日，艾森豪威尔说，“美国可能使用原子武器干预的时间可能到来，但是这必须在最后，我们将必须首先通知我们的盟国。”(37)
不过，美国对手苏联的态度更加不容忽视。有报道说，根据解密材料，1958年7月底和8月初，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期间并不赞成攻打金马，而是主张直接进袭台湾。但是不到三星期，中国发动“八二三战役”，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想借此向苏联表明中国的独立自主。(38)金门炮战打响后，苏联不知中国政府的底细，非常紧张，担心炮战升级，进而导致美苏冲突。9月5日，赫鲁晓夫亲自打电话给苏驻华参赞苏达利柯夫，要他转告周恩来，苏联将派外长葛罗米柯来华了解情况。当晚，周恩来会见了苏达利柯夫，向他说明了中国的意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而不是马上打台湾；如果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请他转告苏共中央。苏联方面接到这一报告后，这才放心，决定给予中国必要的支持。9月6日，葛罗米柯达到北京向周恩来表示，苏共完成赞成中国的立场和措施。毛泽东当晚会见了他。不过，毛泽东没有要求苏联在美军入侵中国腹地时“用一切手段对其实施袭击”，更没有说，“用苏联原子弹消灭入侵美军之类的话”。(39)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左）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晤。
在摸清中国炮轰金门的政治和军事意图后，赫鲁晓夫于9月7日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对所要采取的行动慎重行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后果的步骤。信中表示，“中国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随时援助它”。(40)虽说赫鲁晓夫的警告没有提及苏联会使用核武器支援中国，但是，美国不可能对此警告充耳不闻。11日，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核危机的“多米诺骨牌”观点，他写信给杜勒斯说，“全球三分之二和美国过半数的舆论都反对我们一直坚持的这条路线。”(41) 9月19日，苏联重申了7日发出的警告。
两次台海危机的缓和是中美双方都不甘愿冒世界大战的风险而采取妥协行动的结果。中国的让步更多出自国内原因——为了经济发展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美国的妥协更多来自外部压力——国际社会上的大多政治力量都反对核战争。
四、结论
毛泽东尽管将核武器看作是美国用来吓人的纸老虎，但是他在战术上非常重视核武器的破坏作用。如前所述，他多次表示不愿看到世界上发生核战争。因此，他一方面称原子弹并不可怕，另一方面又提出要研究原子弹。
的确，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美国三次对中国实施核威胁政策，令中国政府非常担忧。“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朝鲜战争最后几个月、1954年和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压制性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迫使北京面对这种可能性：即为了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美国可能实际上作出了部署核武器打击中国的选择。美国的核威胁在明确宣示政策和在东亚战区部署核武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42)尤其在1954－55年的危机中，美国对中国威胁使用核武器，使中国政府认识到，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实现国家的统一可能变得遥遥无期。“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已预感到美国核威胁问题的严峻性，尤其是美国1954年在太平洋恢复了氢弹试验，美国海军上将雷德福多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说，‘如果朝鲜的对立加剧就应该使用原子武器……要在亚洲其他地方使用核武器’等等。中国不得不考虑自己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了。”(43)刘易斯和薛理泰也认为，“面对美台条约和美国不断用核武器对他们进行威胁，中国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他们决心制造自己的核武器。”(44)美国的核威胁是中国发展核武器计划的直接推动因素。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北京市民准备敲锣打鼓表示欢迎。
另外，从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对华进行核威胁的情况看，苏联“核保护伞”根本靠不住。中国出兵入朝时，苏联担心引火上身，不愿出动空军掩护；在印度支那和两次台海危机中，也不愿为了中国利益而冒核大战的风险。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也促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50年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次对华核威胁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的紧张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积极发展核武器。
(2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7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8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12-413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84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32) 陈晓东著：《神火之光——毛泽东和中国的特种武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33) 陈晓东著：《神火之光——毛泽东和中国的特种武器》，第89－90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12页。
(35) （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382页。
(36)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24页。
(37) 转引自（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38) 见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4月15日。中国学者透露，赫鲁晓夫在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没有向他谈起这件事，因为此前中国方面已经通过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向苏方进行了通报。见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0月，第60页。另外，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同很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武器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还可参阅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85－394页。
(39)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0月，第60页。
(40)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0月，第61页。
(41) David R. Morgan , “Threats to Use Nuclear Weapons: The Sixteen Known Nuclear Crises of the Cold War, 1946-1985”, http://vicpeace.ca/centre/readings/nukeuse.htm#crisis6.
(42) Avery Goldstein,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Nuclear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0, p.64;
(43) 陈晓东著：《神火之光——毛泽东和中国的特种武器》，第22页。
(44) （美）约翰·W·刘易斯和薛理泰编著，李丁等译：《中国原子弹的制造》，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