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

1978年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讨论，为拨乱反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起了舆论宣传作用。

杨西光 –
简历

杨西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东北军第四十九军、重庆中国新闻记者学会工作。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员，华东军区军官教导总团教育长、副政委。建国后，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顾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1978年主持撰写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杨西光 –
主持复旦工作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七年党委书记，不久又兼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说：我在复旦有两个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一切服从我的工作需要：一个是季宝卿，一个是金冲及。我们俩的情况也有不同，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写讲话、工作计划、文件之类；季宝卿负责向学校传达他对工作的意见，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他始终把复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工作真正当做事业来干，全力以赴，拼着命干。此外，几乎没有自己的其他事情。西光同志是有大思路的，在复旦的工作有两个要点十分突出，一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因为学校就是要培养人才；另外一个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还有别的，如党的建设等等。 

  对教育工作，他的思路始终一以贯之：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应该以教学为主，就像工厂应该以生产为主一样。这不能有任何动摇。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他说：有的学生，读书非常好，但对政治活动不太积极。你可以推动他参加政治活动，但不能批评人家为什么学习好，不能把用功读书说成白专道路。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知识精华集中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这是学校的责任。 

  1958年“大跃进”，很多单位乱糟糟的，弄虚作假。西光同志强调复旦在鼓足干劲后主要是要搞教育的现代化。他要求基础课的内容要精简、深化、更新。复旦大学“大跃进”最大的成绩是建立了一批新学科。成立了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核物理，一个是放射化学；数学系新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力学，一个是计算机专业，搞了风洞实验室。很多地方的大跃进都是“弄虚作假”，很快就垮掉了，但复旦新建的那些专业一个也没垮，为改革开放后高新科技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这是很难得的。 

 

  当然，在整个“左”的思潮下，错误的做法也有。比如那时插红旗、拔白旗。中文系批刘大杰。学生们说，刘大杰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500本书，我们年级有100人，每人看6本就超过刘大杰了。这当然很荒唐。刘大杰反驳说：一个美人，你只知道她半根眉毛，他只知道她半片嘴唇，加在一起，仍然不知道她美在哪里。但对刘大杰也没有做过什么处理。 

  1960年以后，西光同志负责上海的高等教育工作，他强调高等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科研里的主导作用。那个时候，对教学抓得非常紧，一直到1963年左右。但到1964年，情况又有反复，四清了。对上海所编的30多种文科教材，实行主编负责制，明确由主编定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使用，花的功夫非常大。当时在这方面是有计划地系统地培养的，选择骨干教师，拟定重点培养名单，有20多人，记得中文系有王运熙、胡裕树，经济系有蒋学模、苏绍智，数学系有谷超豪、夏道行，物理系有华中一等。三年困难时期，还给这些人办学习班，其实就是给他们改善伙食。杨西光有一个说法：要在一批中出一个，由一个来带动一批。所以要培养骨干。好像跑步，运动员只有在一群人里跑才能跑出来，一个人跑是跑不出水平来的。跑出来一个又带动一批人。他不光是对教师如此培养，对学生也很关心。像后来当了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派到丹麦留学。当时，大学派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是很少的。杨福家后来成为学术尖子。还派外文系的嵇书佩到意大利学意文。当时培养人才是有计划的，不是随便冒出来的。  

  在高等学校工作中着重两个方面，一个是抓提高教育质量，一个是抓知识分子工作，这是我在杨西光同志身边工作时突出的两点感受。 

杨西光 –
主持光明日报

30年前席卷中国大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之后,在思想领域里肃清“文革”流毒、拨乱反正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是新时期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当代历史性改革的前奏和序幕。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成果，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翻天覆地的变化。1977年春天，我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中央临时组建的由耿飚同志负责的宣传口工作，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斗争以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全过程，当然也是杨西光主持的《光明日报》发表宣战檄文的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和见证人。回顾往事,放眼现实，更激起我对杨西光同志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已经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粉碎“四人帮”后临时组建的“中央宣传口”重建为中央宣传部，耿飚另有他任，中宣部部长由张平化担任。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专门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此时，急需物色一位能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总编辑。当时正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的杨西光被选派到任。杨西光在工作中的特点是力求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到任后，他按照一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召开了一系列各方面人士座谈，征集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意见。

  杨西光同志说，他看报纸大样时发现一篇来稿谈到这个问题，他已决定从哲学版抽下来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载在第一版。但是,他觉得这篇稿子是一位大学教师写的，学术味浓一些，有些学究气，需要大改。因为我正在搞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调研，他问我找什么人来修改比较合适？我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酝酿写作同样的问题，我建议他请示耀邦同志，可否找吴江同志(当时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来商量，请该研究室副主任、哲学专业教师孙长江来修改。不过，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我知道全国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开研讨会，我日前也在那里召开过调研座谈会。《实践》文的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参会。于是,我建议杨西光邀请孙长江与胡福明一起来面商如何修改。杨西光表示同意。据了解，此后，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原作者经多次集体修改，历时一个多月，最后报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于1978年5月11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原文虽然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但由于内容及文字和原文相比，已经改了很多，是集体的智慧，而且为了更引起读者的重视，报社决定不用个人署名，而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权威人士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的，很坏很坏”。还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并概括文章作者的意图“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这位权威人士与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曾长期共事，原来并无政治观点分歧，他在电话中说这是他个人意见，不要外传。可是受话者明确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随即，这位总编辑将对方长长的电话稿全文转告了杨西光和新华社社长曾涛。杨西光当即表示“这些意见我不同意”，“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没有错”，“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次日，《红旗》杂志总编辑也给曾涛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接着，汪东兴同志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华国锋同志也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中央宣传部部长把各省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团长请到中宣部来座谈，叫大家对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领导汇报。一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表态，或者支持，或者挞伐。形势顿时紧张、尖锐起来。中央另一位理论权威人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会上郑重警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于1978年6月2日刊登了邓小平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小平同志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肯定和坚决的支持。其实，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从不实事求是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接受实践的检验。

  但是，汪东兴还继续在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批判《实践》一文，并点名批评胡耀邦。在这期间，中宣部调研室主任戴云曾多次试图说服和争取中宣部长支持《实践》一文，并且把小平同志的态度也告诉了他，均无效果。最后一次，部长对戴云说：“我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组织上犯错误，我得听东兴的。”其实，这位部长是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要职，在此严峻关头，不能站到支持《实践》的立场上来，戴云和我们许多当时的部下都深感遗憾。

  那一段时期，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阵地。面对高压，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党校理论队伍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坚决鲜明的支持。据早期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主任王仲方同志告诉我们，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作为《实践》一文的姊妹篇，又是《实践》一文的深化与发展，该文于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文中对“凡是派”的种种责难和质问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和回答。为修改文稿事，胡耀邦与罗瑞卿先后通过6次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在飞往德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他临行前曾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就传来了罗瑞卿在国外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当我们听到这个噩耗时，深感万分震惊和无限痛惜。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继续粉碎“两个凡是”的坚冰。耀邦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识和奋力开辟新的前进航道的勇气，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在吉林视察时讲话，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也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后的第二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就表态“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也表态支持。到1978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的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3个军委直属大单位的领导干部陆续公开表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立场和态度。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在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种大的形势下，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1978年11月10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放炮”，结合“文革”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使会议开成为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奏响了序曲。

杨西光 –
思想觉悟

首先，30年前思想解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百倍珍惜。那场大讨论的过程充满了惊涛骇浪，是一些包括杨西光同志在内的思想解放的先锋战士，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坚持真理，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带动了随后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观念突破，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转型得以顺利进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此后一系列重大观念突破的讨论中，总有一些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绊脚石，甚至一些过去对革命有功、也深受过“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老干部以及思想文化造诣很深、曾经享有盛誉的著名权威人士，由于思想僵化，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惜的。当然，有些老同志后来也转变了，为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做新的贡献。杨西光不仅在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还顶住强大的压力，把真理坚持到底，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杨西光晚年为党和人民立下的新功并非偶然，早在他领导复旦大学工作期间，他的事业心、创新精神、广泛联系群众和政治运动中的相对实事求是的作风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杨西光是1954年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调到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的。当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是所谓“双肩挑”的教师，即一方面搞教学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我担任书记的党支部，曾经是杨西光领导的党委在文科的“试验田”，工作上与他多少有些接触和了解。　　

  杨校长在复旦的工作始终抓住贯彻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人才。“出成果、出人才”，这是我们牢记的主要任务。杨校长经常强调“学校是教育阵地”、“学生的根本利益是要学到知识”，“青年教师要又红又专，要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他重视人才规划，提出要注意青年教师“一批中出一个，一个带动一批”，复旦不仅培养了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对有才能的中青年教师，不论其家庭出身和受教育的背景（如曾留学美国），概不歧视，一视同仁地加以培养，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的几任校长，如谷超豪、谢希德、杨福家等都曾经是杨西光时代被列入人才规划、受到杨校长亲自关心的；他对老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很尊重，如经常倾听苏步青、谭家真等老专家的意见，允许学术界不同学派（如生物学中的摩尔根与米丘林）争鸣，不打压。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政治运动频繁，他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跟党唱反调，当然也贯彻执行了“左”的方针政策。但是，在那种大背景下，据我个人所知，杨西光相对地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比如，1959年，高教部曾派员到复旦搞“教学检查”，预定要批判蒋学模等二位教授，我记得，杨校长不同意，说“这是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有几个干部，在校外本系统受到批判，回到校内，杨西光书记还是尽可能地保护，没按照该系统上纲上线地批判，而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这些特点，与他后来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杨西光 –
逝世

1989年5月14日，杨西光同志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