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祖王安国为吏部尚书，父王念孙为直隶永定河兵备道，皆以治名物训诂著称。引之幼承家学，根底坚实，乾隆六十年（1795）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因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参与纂修《词林典故》，曾任实录馆、国史馆副部裁，道光七年（1827）晋升为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后人辑有《王文简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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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述
清代汉学家。（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父念孙﹑祖安国﹐皆以治名物训诂称着。早年﹐承其家学﹐究心《尔雅》﹑《说文》﹑《音学五书》等﹐以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嘉庆四年(1799)为进士﹐以优异成绩径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参与纂修《词林典故》﹐任实录馆﹑国史馆副总裁。道光七年(1827)﹐晋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辑为《考证》十二册。逝世后﹐谥号文简。其学力主通核﹐不尚墨守﹐以文字训诂最为专精﹐与其父王念孙齐名﹐并称“高邮二王”。干嘉之世﹐汉学中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与高邮二王鼎足而立﹐同为汉学旗帜。所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本其父说﹐主张以古音求古义的训诂学见解﹐为其代表作。该书旁征曲喻﹐博稽载籍﹐订正历代学者误说﹐在训诂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得到当时汉学诸家交口赞誉﹐许为千古“绝学”﹑“海内无匹”﹐而且抨击汉学的理学家也认为“汉唐以来﹐未有其比”。其另一代表之作《经传释词》十卷﹐专以古文虚词为考论对象﹐训释经传所见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博搜例证﹐考其源流演变﹐尤其是对诸词特殊用法的训释﹐多具卓见﹐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虽间有武断之处﹐但可补《尔雅》，《说文》﹑《方言》诸书之缺﹐亦不失为一部足资参考的文字训诂学著述。王引之一生为学朴实无华﹐不尚虚文﹐其书札短篇﹐后人辑为《王文简公文集》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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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王引之（1766-1834）原名述之，乡试中式，榜后改名引之，字伯申，号曼卿，谥文简，江苏高邮人。父念孙。与祖父安国、父念孙为三世醇儒，三代名臣，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朴学家。1799年为探花，历编修、侍讲，《词林典故》纂修官、右春坊右庶子、湖北主考官、日讲起居注官、河南学政、左庶子、侍讲学士、庶吉士、通政使副使、山东学政、左副都御使、礼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仁宗实录》副总纂、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工部尚书。1795年刘墉称许他是博通古今的绩学士，1801年为探花后，孙渊如称誉“足以鼓舞向学之士”，时人以祖孙鼎甲，三代词林，传为科名佳话。阮元说王引之之学过于惠栋、戴震二家。陈左海说当代通儒著述，惟王氏父子与让堂老人为最醇。顾广圻说近代通儒程征君［晋芳］经学、钱少詹［大昕］史学、汪明经［中］、王氏父子小学，天下五人而已。王引之师承吴兴屠平圃、德州卢南石、大兴翁方纲、嘉定钱大昕、诸城刘餏之。
一、家法颛门，承理学传统
王引之出自“理学”传统世代相传、注重“世德”持己以正的高邮王氏。祖父王安国殿试时读卷大臣有“端人正士”之目，提督广东肇高等处学政时首饬教官以敦品立操为多士先，总率台纲以激扬为己任，为广东巡抚三年岭南十郡三州称治，为吏部尚书“厘剔众弊（汪由敦《王安国墓志铭》）王引之17岁时，从事声音文字训诂之学，以所得质于念孙，王念孙喜曰：“是可以传吾学矣！”又得其父王念孙传以朱子小学等，政事之外以纂述为事，（汤金钊《王引之墓志铭》）王念孙对王引之治学、为政、为学政、任主考官、平冤狱等都有教训，如两任学政，王念孙训之以培养人材、整饬士习及关防幕友家人，以称职守，而且王念孙为学术而学术，“以著述以为常（尚）”，晚年以“自顾生平读书最乐，以著述自娱”（《遗书》，31 ），在学术方面教训以小学校经、以古音求古义、通文法词气、会通实虚词等为王引之传以家法，1790年，王念孙说：“乃今可以传吾学矣。”（《经学述闻·自序》）正因为家法至严，学自颛门，形成“海内无匹高邮王氏之学”，清代已有结论：“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一曰传家法……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
二、特立不阿，为清代名臣
由于王引之实心实意处政，特立不阿，持己以正，关心民瘼,嘉庆曾谕军机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在屡掌文衡时，得人为盛，如龚自珍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平反冤狱；对兵部、吏部奸胥舞弊压搁之风加以杜绝；当京畿地区因欠收而老百姓乏食，京城米禁又严，他说：“事关民瘼，不敢不言！”经他具疏，米禁遂宽；在山东学政任上以正风俗为务；当畿辅、山东、旱蝗时，他上书，收效速，以免作践骚扰之患。（详高邮《王氏遗书》、《传状》、《行状》）
三、清代乾嘉年间第一流的经学家
萧一山指出：“王引之………乾隆间第一流之经学大师也。”（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719）《经义述闻》32卷，其中王念孙684条，王引之1340条，王引之占66.1%,该书所涉及的儒家经典著作：《易经》、《诗经》、《尚书》、《周官》、《仪礼》、《大戴礼记》、《礼记》、《春秋》三传、《国语》、《春秋左传名字解诂》、《尔雅》以及《太岁考》与《通说》。从年龄来看，25岁时王引之已著成《春秋名字解诂》并开始著《经义述闻》，并?绎《尚书》着手著《经传释词》。这令人想起章太炎在日本收黄侃为徒，章太炎说：“人言一日千里，汝殆一日万里也。”（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两书是从群经的校勘与诠释，从虚词与文法等方面作全方位的缜密严谨的研究，引之生平著书不多，然即此二书，已足千古矣。戴、段、二王引之学贵精不贵博，而二王则此种精神尤著。凡立一说，必广求参验，引申触类，务求其安。故其著书也，至为审慎，穷年累月，然后泐定一说，《王氏四种》之书，较之他家之卷帙或不及，然其生平精力，咸萃于此，其精核则实各家所不逮也。《经传释词》为我国治文法最早之佳著，就古书所闻之字而分别其为实为虚，为读古书之最好参考书。………《叙》中所谓‘比例’、‘触类’、‘引申’皆王氏治经之重要方法，颇合于科学家之态度，此其所以精核无伦也。”［3］其实，王引之的经学著作不止这些，如《经籍诂序》、《论语孔注证伪序》、《校注臧氏拜经日记》、《尚书训诂》、《尚书集解》、《左传集解》、《书诂》、《与焦理堂先生书》、《君子所其无逸论》、《廷对策》、《董增龄<国语正义>序》、《胡朴斋<仪礼释官序>》等。 1817年阮序《经义述闻》云：“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阮元《蝟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120）
四、清代著名的校勘大家
孙钦善指出王氏父子：“就精审而言，在小学、校勘的成就及其学风的谨严等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在清代考据家实难有过之者。”（孙钦善著《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102
1.以小学校勘经学
由于王引之承传家学，自幼苦学如其父王念孙。1786年在高邮故里从事声音、文学、训诂之学，取《尔雅》、《说文》、《方言》、《音学五书》等日夕研求，又从卢南石、翁方纲、钱大昕、刘餏之等名师学，又与陈观楼、王绍兰、焦循、阮元、陈寿祺、黄丕烈、戚学标、张敦仁、宋翔凤、臧庸、宋保、郝懿行、顾广圻、丁履恒、陈奂、朱士端等相切磋，以朴学校经学校勘古籍。《逸周书·程典》“津不行火”。王引之云：“津非行火之地，津疑为泽，草书相似而误也。《管子·轻重甲篇》‘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尹之章曰：猎而行火曰烧。是泽为行火之地。”
2.以形成虚词学、语法学的初步理念校勘
从王氏四种、王氏遗书中可以看出，在王念孙的著作中有许多涉及到文言虚词、古汉语语法学、词令与文章学、修辞学的科学论述。善于引伸触类，富有创造精神的王引之则将王念孙的虚词学、文法学、辞章学等大大发展了，并形成独创的既有大量科学的精审的阐述，并有《通说》、《经传释词》等理论性论说。无疑，这是中国虚词学、语法学、辞章学的丰碑，同时又是用来指导校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淮南子·人间篇》“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王引之从句法学指出这是注文误入正文，“‘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义与上句无别，当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误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废，仞人之事者败，无功而大利者后将为善，’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独不在内，则非正文，明矣。”
3.用近代实验方法作校勘学新方法
王引之身处扬州学派中期，与焦循、阮元等既通经学、小学又通天文算学等近代科学的一代宗师相交，又处京师，接触到近代西洋科学技术，富于学习精神、创造精神，故能善于运用近代实验方法、询及当时活在人们口语中的科学用之于训诂校正。
《广雅·裪，莠也》《七月》毛《传》“裪，裪草”，戴震《毛郑诗考正》“裪者，幽莠”等，王引之则依据实验。“余目验之不然也。莠于夏至前后始作采，小暑大暑之间乃其正秀之时，是秀于六月，非秀于四月也。《说文》云：《诗》‘四月秀裪。’刘向说：‘此味苦，苦裪也。今莠。余试尝之，甘。郑氏［玄］《诗笺》疑裪为王负，亦不以为莠。莠、裪相转，殆未可以声定之。今案：草本多异实而同名者。莠，一名裪，非谓《诗》之秀裪也。《穆天子传》珠泽之薮，爰有萑、苇、莞、蒲、筼、褀、蒹、裪，郭璞注：裪，莠属。引《诗》“四月秀裪”，则莠属本有裪名，但不当以为《诗》之秀要耳。《御览》引韦曜《毛诗答杂问》云：“甫田维莠，今之狗尾也。《说文系传》引《字书》云：裪，狗尾草也，是裪与莠也。”
王氏校勘尚有《康熙字典考证》十二册，十之六七是其著作。《字典考证》稿本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五、清代杰出的训诂学大师
王引之关于《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卷十、《读书杂志》中许多训诂实践及其经验总结,《述闻》序、《经籍诂序》等，足以说明王引之是清代不可多得的训诂学大师。
早在25岁时他已经有训诂理论，《春秋名字解诂叙》“诂训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并总结出五体、六例等诠释古义的方法。（《述闻》，571）《述闻序》又能从王念孙的训诂学、训诂方法论“触类推之，而见古人之诂训，有后人所未能发明者，亦有必当补正者；其学之假借，有必当改读者，亦有必当补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当改读者，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命曰《经义述闻》，以志义方之训。”（《述闻》，2）他又是在青年时侍大人［王念孙］质问经义，始取《尚书》甘八篇?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鞫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论《毛诗》‘终风且暴’，《礼记》‘此若义也’诸条，发明意旨，涣若冰释，益复得所遵循，奉为为稽式，乃遂引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该书从九经、三传、周、秦、汉书搜集了200多虚词，分喉、牙、舌、半舌、半齿、齿、唇音编排分卷，按常语、语助词、发声词、发语词、承上词、状事词、不然之词、叹词与拟议词分类，据梁启超所记为《马氏文通》所采纳。阮元称扬道：“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经传］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能起毛、郑诸儒共证此快论也。”［7］胡适评价道：“清朝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古书中词的用法，可称的一部文法书。”（胡适《国语文法概论》）后来他序《经籍诂》指出：“夫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揆厥所由，实同条贯。如《周南·关睢篇》‘左右筽之。’《传》训‘筽’为‘择’，后人不从，而不知‘筽’、‘苗’声近义同。‘左右筽之’之‘筽’，《传》以为‘择’犹‘田苗?狩’之‘苗’，《白虎通》以为‘择取’。《尔雅》‘筽，搴也。’亦与‘择取’之义相近。……若乃先儒训释偶疏，而后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传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训以正之，庶可传古圣贤著书本旨，且不失吾师［阮元］纂是书之意与！”
王引之还有《经传平刘两字上下同义》等训诂学专论，并有《书诂》、《尚书集解》、《左传集说》等。
1.群经注经，以经解经，求得经意
如《诗·载弛》“众稚且狂。”毛《传》云：“是乃众幼稚且狂”。王引之据《榖梁传》、《史记》、《诗经》、《汉书》、《韩策》、《管子》、《庄子》，从文例、古音字、故训等，指出众与终同，即《诗·终风》的“终风且暴”的终、与“终温且惠”、“终窭且贫”同一文例，终、众都是虚词“既”的意思，并非群众之众。终了之终，立论坚厚，推翻了《毛传》，一新训诂界的耳目。
2.以新的训诂理论指导诠释
王引之指出：“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两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两义，反失其指。如《泰》象传：‘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解者训‘裁’为‘节’，或以为坤富称财。不知‘裁’之言‘载’也，‘成’也。“裁”与“成”同义而曰‘裁成’，犹‘辅’与‘相’同义而曰‘辅相’也。《随》象传：‘君子以晦入宴息。’解者以为退入宴寝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与‘息’同义也。（以上两条，辨见《周易》下）”
3.精通音韵，合通假借，精通声转
王引之指出：“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为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该本字读之，则怡然而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则得其本字 ，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无论是本无其字还是本有其字的假借，王氏良多卓见。
如：“以叠韵之字而上下异训，不如读“随”为“言隋“而训为“诡谲”之善也。《云汉》篇：“昊天上帝，则不我虞。”《笺》训“虞”为“度”，文义未允，不如训为“有”与“助”之善也。《月令》：“养壮佼。”《正义》以“佼”为“形容佼好”，与“壮”异义，不如训“佼”为“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传》：“且四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传》：“始吾有虞於子。”杜注并训为“度”，不如训为“望”之善也。宣十二《传》：“董泽之蒲，可胜既乎？”杜训“既”为“尽”，不如读“既”为“?”，用《詄有梅》诗《传》“?，取也”之训为善也。襄二十五年《传》：“冯陵我敝邑，不可臆逞。”杜训“臆”为“度”，“逞”为“尽”，不如训为“盈满”之善也。”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於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
王引之善于改正前人诠释中的谬误。
如“若乃先儒训释偶疏，而后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如《易》‘屯六二’：‘女子贞不字。’陆续训‘字’为‘爱’，已觉未安，至宋耿南仲误读‘女子许嫁笄而字’之文，遂以‘字’为‘许嫁’，更不可通。不如虞翻训为‘妊娠’之善也。《尧典》：”克谐以孝不格奸。“《传》训‘’为‘进进以善自治’，颇为不辞，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读以‘孝’为句。且依《广雅》‘，孝也’之训为善也。”
王引之注重从文法上求得本义。
如：“《禹贡》：‘夷既略’。《传》谓‘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义，不如训‘略’为‘治’之善也。《康诰》：‘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传》读‘猷’字为句，而训‘猷’为‘谋’，不如断‘猷裕’为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训为善也。‘《诗·睟风·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桧风·匪风》篇：‘匪风发兮，匪车偈兮。’《小雅·小》篇：‘如匪行迈谋。’《笺》并训‘匪’为‘非’，不如用《左传》杜注训‘匪’为‘彼’之善也。《王风·中谷有踴》篇：‘賛其湿矣。’《传》、《笺》并解为‘水湿’，与‘賛’字之意相反，不如读‘湿’为‘？’，用《通俗文》‘欲燥曰？？’之善也。《魏风·陟岵》篇：‘行役夙夜无寐。’《传》以为‘寤寐’之‘寐’，不如读‘寐’为‘沫’，而用《楚辞注》‘沫，已也’之训为善也。《小雅·南有嘉鱼》篇：‘然罩罩，然汕汕。’《传》依《尔雅》云‘罩罩，郩也。汕汕，?也。’不如《说文》训为‘鱼游水貌’之善也。《菁菁者莪》篇：‘我心则休。’《释文》、《正义》并以‘休’为‘美’，不如用《国语》注‘休，善也’之训为善也。《北山》篇：‘我从事独贤’《笺》以为‘贤才’之‘贤’，不如《毛传》训‘贤’为‘劳’之善也
4、精晓天文历法，名物典章制度
王引之对于天文历法、地理、历史、名物典章制度等甚为精晓，故有利于训诂。如《太岁考》是辨证星的专论。
作为政治家、教育家、经学家、校勘学家与训诂学家，在教育方面良多著作与举措，任河南学政时捐廉购100多部《十三经》分藏各属学宫，中州人说“士子知务实学，皆王宗师教云”，为浙江主考时发现了龚自珍等英才，任山东学政首以正风俗为务，为正卿能廉洁自持，博延众议，考古筹今。其祖父王安国曾书楹联：“松筠存质直，日月照心清。”王引之撰联云：“夙夜惟寅承祖德，靖共尔位答君恩。”（《行状》）承传世德，绍承家学而有发展，沾溉后人甚多。汪中云：“今时古学大昌，经学则程、戴；史学则钱、邵；小学则若膺及足下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若文章一道，中欲置身其间，盖志有不逮也。……端临生子已二岁。视其眉宇，真是英物。伯申不可及矣！中之子［汪喜孙，后师从王念孙］亦颇可教。”连反对汉学派的方东树也激赏道：“按以此义（不穿凿附会，辨析古音以解古义），求之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然王氏所以援据众经，得真得正，确不可易者，不专恃《说文》一书也。”“要其中实有超绝冠代，江河万古，自不可废。”
家学的承传与弘扬，在中国学术史上已著辉煌，与吴学惠氏三叶相比，扬州学派中有高邮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的经学校勘学、训诂学，仪征刘文淇、刘寿曾、刘毓崧、刘师培的《左传》学、经学，宝应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正义》，甘泉焦循、焦廷琥的《孟子正义》与易学等，彬彬盛矣。张舜徽先生指出：“高邮王氏训诂之学，最为卓绝。”“高邮王氏父子之学，甚为当时所称。引之自少读书，一本庭训故亦邃于名物训诂。所为《经义述闻》虽多称引父说，然亦自抒己见，不鲜发明。念孙为《广雅疏证》，自《释草》以下诸篇，由引之续成之；而《读书杂志》十种，复多录引之语。乾嘉中，学术臻于极盛，而有父子讲论之乐者，世交推高邮王氏为海内无匹云。”抢救家学绝学，继承并发展，确为学术繁荣的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