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朱德元帅被人们奉若神明，他的名字总是和飞毛腿、千里眼、刀枪不入等概念相联。他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身无片伤， 甚至连有记载的大病也没生过。
都说“朱毛”形同一人，两人在革命年代一同战斗，都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走过来的。在那个年代，两人都经历过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但最后基本都全身而退，甚至子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从来没在他们皮肤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然而毕竟毛主席也曾出现过重大伤病，比如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毛主席一直是“一条半腿闹革命”，因为在去指挥秋收起义的途中他曾赤脚逃生，结果脚底板被尖锐的石块和树枝磨破刺伤，由于未能及时处理，造成伤口严重化脓，加上一直在行军打仗，导致他的脚伤拖延了数月方愈；同时疾病也一直与他形影不离，特别是折磨人的疟疾，险些让中国革命历史改写。
但朱老总却不同，不但子弹与他绝缘，便是疾病似乎也对他敬而远之。正是有了朱老总的健康，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革命队伍才一直不断发展壮大，从区区一两万的星星之火，发展为后来的数百万威武雄壮、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
那么，朱老总为何在百转千战，枪林弹雨中始终屹立不倒，不仅很少生病，甚至身无片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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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朱老总在纳溪战役中，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四川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
“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是的金汉鼎支队和朱老总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老总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朱老总一团人被打得只剩下六个连。他们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士兵们跑得疲惫不堪，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赶紧到里面打算休息一会儿。朱老总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
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老总幸免于难。朱老总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向这个地方围攻上来。再看一眼地形，置身盆地，内有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朱老总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了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等待黑夜突围。他们没有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农民去假装捉鱼，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准备夜间好走路。天黑后，朱老总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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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老总身先士卒，在望月亭手提机关枪带头冲锋，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
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才发现朱老总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家真是后怕。可他却非常乐观地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点热气呢！”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土城，朱老总到彭雪枫部队里开会，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途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老总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恰好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展开火力攻击，打到天黑，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
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三次反冲锋都被打下来，朱老总坚定不移地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谁知，敌人由三面压拢，一下又遭受挫折，部队哗地退了下来。
此时已经是半夜，朱老总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
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老总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枪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老总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射起来，后来一个班冲上去才压倒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
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危局已经到了爆炸程度，朱老总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箱里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一战，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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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当时的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时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奇怪的是，朱老总仿佛总是暗暗受到神灵的佑护，所以他往往能够绝处逢生，化腐朽为神奇。
1938年2月25日，朱老总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少数人员，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一带，突然与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大股日本侵略军遭遇了。
开始交战时，日本侵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队伍，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知道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老总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
“啊！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一听说是朱老总，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想：本来日本占领中国是唾手可得之事，没料到从西北杀出个八路军来，使得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如今真是天赐良机，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又听说他没带多少队伍，这不是一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吗？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报告司令官，确确实实的消息，朱德正在古县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两个字，便大声吼道：“立即派出飞机，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抗日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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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敌人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这说明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象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日军这是闹了个大乌龙，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一样，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好原地乱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然而，朱德手中握有的“尚方宝剑”正是他逢凶化吉的一个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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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
听着大家的议论，朱老总也不插言，有意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他对大家说：
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设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不过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经验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游击战。要用辩证法去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研究游击战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
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老总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老总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老总说：
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还有，就是他对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好，能够很适当地把革命理论运用在中国战争上，这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不管在任何混乱急迫情况中，他对群众路线，都是把握得很紧的。
海伦·福斯特评价说：
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
需要注意的是，海伦·福斯特的话并不是很准确，因为朱老总的确曾远渡重洋到德国、苏联学习过军事理论。但她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而游击战术正是朱老总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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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朱老总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骚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
朱老总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用机动灵活战术以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也就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必须依靠群众。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骚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老总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拼命反复争夺。朱老总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像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
可是朱老总稳如泰山，始终固定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断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老总则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结果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纳溪这一仗，朱老总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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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总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
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老总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公布了一项政策：
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价。
这样，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老总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企图网罗人才，要给他一个师长的位置，朱老总不干。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
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度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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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老总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
几年后，朱老总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
朱老总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老总则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骚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
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老总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老总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
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
由此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老总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老总曾言：
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
在井冈山时，朱老总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孔阳的故事。朱孔阳说过“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他们按照朱孔阳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
朱老总后来说：
我学了朱孔阳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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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至6月，朱老总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主席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
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
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老总身无片伤的今天。
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老总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
朱老总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
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
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老总和毛主席一起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诀”。很明显，这十六个字出自毛主席之手，因为它第一次形成文字是在毛主席写给中央的回信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精髓和实际运用，朱老总是占主导作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单独提出来的，完全忽视了朱老总的作用。对于这点，朱老总不以为意，他总是说：“谁提出来的无所谓，只要能打赢敌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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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
在社交场合，朱将军像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
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
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说：
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
朱老总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
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
朱老总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像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老总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赶来。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老总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老总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老总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老总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伍若兰要丈夫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
朱老总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丈夫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老总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
朱老总“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他，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
敌兵见朱老总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像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注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
此刻，朱老总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
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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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若兰的死是朱老总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老总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摆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朱老总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当然，除了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伙夫式” 的形象以及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朱老总能一直保持身无片伤和身体健康的秘诀关键在于他的另一品质——农民化。
朱老总本身就出自“佃农”之家，小时候在上私塾之余，他干的最多的便是帮助父母在田间劳作。稍长后，他兴起了“体育救国”的念头，曾上过一年的体育专门学堂，加上在云南讲武堂多年的军事锻炼，为他打磨出了一副结实的身板。
参加革命后，作为最高军事首长，他也从来不搞特殊。不管是从三河坝转兵湘南，还是井冈山的斗争，抑或是中央苏区的数次“反围剿”，他都与普通战士们一样，用脚底板与敌人赛跑。在牵动敌人的同时，几天甚至是几周的长途奔袭，朱老总总是边跑边给战士们加油鼓劲，结果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可朱老总却依然生龙活虎。
另外，“朱德的扁担”的故事至今依然打动人心。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后，小小的茅坪、茨坪和大小五井一下子多了近两万人口，吃饭便成了最大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老总和普通士兵一样拿起扁担去运粮。战士们心疼朱老总年纪大，加上走山路容易出危险，便将他的扁担藏了起来。结果朱老总重新做了一条扁担，并在上面写上“朱德的扁担”，以防再度遗失。
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经济严重困难。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朱老总带头兴起了菜园子，人们总能在菜园子里见到他与康克清忙碌的身影。后来，他又不顾瘴气、沼泽等危险，亲自到南泥湾考察，甚至不惜“神农尝百草”，饮用了据说会让人得大脖子病的河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曾经的“烂泥湾”才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吃饭问题。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正是由于这种不失“农民本色”的不断劳作以及甘于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长途行军，才让朱老总一直有着一副好身板。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板，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各种因素，这才让朱老总屡次化险为夷，身无片伤。而这一切，是中国革命最终能成功的一大保障。